转几则消息和评论： 一名记者在上海直击, 发现被友点名抵制的H&M, Adidas, 无印良品, Uniqlo 等店面, 生意完全没受影响, 客流如常。网络上义愤填膺, 跟网络下实体商店的状况完全是 "平行时空"。记者询问现场一名女顾客为何不响应网络上的 "热血", 只得到冷笑回应。
25日早上, H&M在上海所有门店十点钟一到, 全部准时正常开店营业。门口看不到前来示威的热血青年, 反倒是上门的消费者不断, 像是没发生过什么事一样。网上网下的中国, 宛如两个世界。淮海中路上的H&M门店, 地下一层, 地上三层。25日上午, 店内的客人不多, 但也感觉不出比往常少, 毕竟当天还是上班日。问一位在一楼挑著上衣的长发女孩, 网上大家骂得热血沸腾, 怎么今天还来买衣服? 女孩冷笑了一声说, "热血? 该干嘛干嘛去吧!"
一媒体人说, "上面下面都在演戏, 互相糊弄呗! 人生如戏, 全凭演技!"
我们这是第一次正式向国际社会表示，不承认西方的普世价值观，不承认美国为首制定国际规则。不承认美国的领导权（就是霸权）。自邓倡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再对美国表示，绝不挑战美国的领导地位，承诺承认和维护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形成的国际秩序和规则。以此才获得美国对中国的开放。在此之前虽然中美在经济政治军事领域都不断的发生冲突和摩擦，但我们从未正式否定过去的承诺。 今天在美国国务卿和安全顾问的刺激下（谁说这不是计谋？阴谋），杨王激烈反应，把我们的真实想法，吵架式的说出来。不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我们说的霸权），不承认西方的价值观，不承认美国主导的建立的国际规则。这就等于向美国和西方宣战（冷战）。这就在冲动之下暴露了过去沒有明说的战略目标。彻底抛弃了韬光养晦的外交路线。这正是美国拜登政府所需要的，也是这次中美高层会谈，美方的真实目的。他们的目的达到了。 会谈结束后美国代表说，他们冷静地去，冷静的回，目的达到了。他们拿着杨王的讲话，去欧洲，去日本，韩国，印度，去澳洲去全世界宣传中国，说中国人自己说的不承认普世价值，不承认现在国际规则和秩序等等，以此去争取盟国，建立反华统一战线，改变川普的单打独斗，不注意团结盟国的做法。在这场短兵相接的外交战场上，谁愚蠢，谁聪明？谁胜谁负？留给外人去评说！
1900年6月21日, 慈禧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向各国宣战的诏书。慈禧历数西方列强诸多罪行, "三十年来, 恃我国仁厚, 一意拊循, 彼乃益肆枭张, 欺临我国家, 侵占我土地, 蹂躏我人民, 勒索我财物", "彼自称教化之国, 乃无礼横行, 专恃兵坚器利, 自取决裂如此乎"。李鸿章在清廷宣战后哀叹 "政府悖谬至此, 断难挽救", "举国若狂, 无可救药"。
数日前写关于民国外交家顾维钧的文章时，就想到了《颜惠庆自传》。当年阅读时没有太多印象，现在读来却颇多感慨。书中的一些思考，使得这位饱经沧桑的外交家就像一个“吹哨子的人”。他的“哨声”穿越历史，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认遭真倾听和思考。 
颜惠庆（1877-1950年）
我的这部自传也许简单平实，但所反映的时代，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重要时期。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受到启示，纵使不难借此对中国未来作出判断，也肯定会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认识。
1946年，一位70岁的老人执笔写下这段文字时，一定感慨万端。因为他的一生适逢一个风云激荡、新旧递嬗的时代，他本人也深深卷入大时代的漩涡里。这位老人就是颜惠庆——一个令当下的人们感到陌生的名字，民国时期却是一位享誉中外的政治家、外交家。
1877年，颜惠庆出生于上海一个牧师家庭。18岁时，父亲送他到美国读书，5年后他以全优成绩从弗吉尼亚大学毕业，成为该校历史上第一位获学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回国后，他执教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兼任商务印书馆和《南方报》的编辑。 1908年，31岁的颜惠庆出任清朝驻美使馆参赞，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彼时正值晚清末年，国运艰难。在他刚刚参加工作时，一位外国顾问曾对他这样说，“中国在每一次对外战争中都被打败，而在每一次战败后的谈判中都能获胜！” “他的话虽刺耳，但多少有点道理”，颜惠庆在回忆里这样说。在他看来，晚清有一批精明而富有远见的政治家，如恭亲王、庆亲王、曾纪泽、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他们信任和重用贤能之士，因此在棘手的对外交涉中，常常能起死回生，使问题得到较为满意的解决，也使中国在遭受外国一次次的入侵下，总的来说还能维持领土完整和行政独立。”
颜惠庆的这个评论看似与后来的流行认识不合，但是仔细想来也有道理。和其他政府部门比起来，晚清的外交部和驻外使领馆人员的综合素质无疑高出许多。他们都是经充分培训、严格筛选的人才，有经验、有谋略，反应敏捷，手段灵活。在国力孱弱的情况下，这些外交官尽力而为，特别是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在善后的外交中尽可能维持了国家利益。
满清颠覆，民国肇兴，尽管政坛风云变幻，但是外交官队伍仍然保持了专业化。颜惠庆先是出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而后出任驻德国全权公使，促成了德国对北京政府的承认。1919年，他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顾问参加巴黎和会。虽然中国提出的一系列收回主权之主张未能得到积极回应,但是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关于山东问题的协议书签字,第一次向列强说“不”。颜惠庆事后回忆道:“在巴黎和会上,我国政府在历史上第一次全面阐述了我国在对外关系方面正当、合理的希望与要求。虽然这些要求当时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但是此次陈述的内容日后一直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点。” 自巴黎回国后，颜惠庆署理外交总长，主持中苏建交谈判，废止沙俄在华特权。在此后的数年里，正式升任外交总长,多次兼、代、署国务总理,一度暂时摄大总统之职。1921年华盛顿会议召开,颜惠庆在北京远程指挥,最终在美国的斡旋下同日方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成功收回山东主权。在外交上，颜惠庆心细胆大，据法力争。在他看来，外交必须以法权为准，超越政治，不得将派系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然而，北京政治派系林立，颜惠庆心灰意冷，告别政坛，退隐天津专心实业。 颜惠庆是一位热忱的爱国者，即便退隐，一旦国家需要便挺身而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起用一批北京政府时代的外交官应对时局。颜惠庆再次出山，担任美国公使,争取美援。旋即担任中国驻国联代表团首席代表，在日内瓦的国联大会上痛斥日本的侵华罪恶，促请国联制裁日本。他促成了中苏建交,亲任驻苏大使数年，后因病辞职隐居。七七事变后，颜惠庆再度赴美，协助胡适拓展对美外交,大力宣传中国的抗战。此间，蒋介石曾致电邀请其出任外交部长，颜惠庆婉言拒绝。 1940年，颜惠庆从旧金山乘船抵达香港。翌年，香港沦陷，他被日军软禁。日军两次请他出山，都被他这位爱国老人严词拒绝。后来他被日军押返上海，自此闭门不出，拒不与汪伪政府合作。就在这期间，他回首平生，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在这本书里，颜惠庆记述了自己见证和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对于自己熟悉的外交着墨颇多。从一个外交家的视角出发，他对于晚清以来的中国外交多有肯定，包括对于北洋军阀也有持平之论。他说，“他们中有些人很有自知之明，对于一些自己不擅长的政务，放心地交给有经验有知识的人去做，从不加以干涉，更不想独断专行，事情就这样办好了。”从外交上看，确乎如此。即便像袁世凯这样的强权人物，在外交问题上也尊重专业人士意见。颜惠庆称赞道：“如果说中国当时的政治家中有谁能认识到外交事务的举足轻重，那一定是袁世凯。”
对于外交问题，颜惠庆有许多宝贵的思考，至今仍然值得铭记。特别是关于舆论与外交的关系，他的论述至今仍然警示意义。他这样写道—— 当我国在国际会议上或直接外交谈判中取得一些胜利时，民众方面，起码有些不甘寂寞者就会感到既得意又不满足，进而提出过分要求……当时中国负责任的、明白事理的人对此采取保留和沉默的态度，而那些主张武力外交的卤莽的政客们，却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根本不知道这样做简直是在玩弄导火索，迟早会引爆炸药桶。这种兴师动众的宣传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看起来很成功，而给国际外交斗争带来的却是灾难。在处理棘手的外交问题时，必须考虑我国军事力量不足，其他各方面准备不够，以及所处的不利的国际环境，采取冒险的蛮干的做法，虽说动机是爱国的，但效果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 短短的一段话，饱含了这位外交官的几多辛酸！当他在外交舞台上为国家利益而据理力争时，国内的“卤莽的政客们”却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让他左右为难。就像国家关系专家资中筠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外交’基本上是指国家间关系，此中错综复杂，纵横捭阖，专业性很强，而且谈判过程在没有结果前是不宜公布的。如果全民都参与，凭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加上自己的一知半解的诠释，提出各种‘见解’和口号，越是煽动性强越容易博得拥护，误导群众，形成压力。”（引自资中筠《外交家顾维钧的幸与不幸——重读 毫无疑问，颜惠庆的话既是历史教训总结，也是对未来的忠告。因为在那个只有报纸的时代尚且如此，在各种媒体发达、尤其是自媒体风行今天，类似的问题更加严重。如果放任“那种以排外和幼稚的口号煽动民众情绪”的行为，甚至故意推波助澜，那么“迟早会引爆炸药桶”。假如颜惠庆先生活在今天，他一定会发出更加更加尖锐的警告声吧。
可惜，颜惠庆先生1950年就病逝于上海。但是他留下的这本书却值得后人翻阅，“纵使不难借此对中国未来作出判断，也肯定会有助于加深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认识”。今天看来，书中的一些思考，使得这位饱经沧桑的外交家就像一个“吹哨子的人”。他的“哨声”穿越历史，直抵当下，值得每一个中国人认真倾听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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