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文：《方方：知识分子从未像现在这样堕落》

《方方撰文，终于厘清遭受攻击的真正原因》

ZT 大灰羊： 由胡风，我想到了方方……

4/18/2021

道路也许崎岖，但是我坚信，人性回归的那一天，终将来临。

最近读韦君宜的遗著《思痛录》，颇多感慨。读到其中关于胡风的章节，我想起了方方。

胡风是中国有名的文艺理论家，左联作家，鲁迅的同道。鲁迅在世的时候，与周扬发生论争，胡风站在鲁迅一边。鲁迅去世，胡风是扶棺人之一，也是把“民族魂”三个大字盖在鲁迅灵柩上的人。

1954年7月，胡风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作家既可以写光明面，也可以写阴暗面”的观点。这不是什么异端邪说，而是常识。作家要有批判精神，要直面现实，通过文学作品鞭挞假恶丑倡导真善美。古今中外的不朽作品，无一不是如此。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到过一部歌德式作品能够流芳后世。

周扬与胡风一向不和。1955年，周扬认为胡风的观点不符合延安文艺讲话的精神，想借这篇文章整一整“胡风小宗派”，就把胡风这篇文章上报了。结果是，胡风被领袖亲自定性为反革命，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

对胡风狂风暴雨式的批判和声讨就此展开。

韦君宜那时听到胡风突然成了反革命，她虽然震骇，但也没有敢怀疑。于是她也积极投入到批判声讨胡风的行列中。

看看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吧，他们都曾向胡风射出了一支支利箭，喷出了一团团愤怒的火焰：

钱伟长、叶圣陶、梅兰芳、巴金、冰心、郭沫若、夏衍、田汉、阳翰笙、曹禺、冯雪峰、陈荒煤、老舍、冯友兰、吴伯萧、茅以升、程砚秋、丁玲、王光英、常香玉、于伶、赵丹、翦伯赞、丰子恺、何其芳……

这些人扣在胡风头上的大帽子如下：

凶恶的敌人、反革命两面派、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的灰色蛇、阴险的反革命分子、欺骗人民的骗子、蛀墙角的白蚁、人民的敌人、别具心肠的反革命、狠毒阴险的恶人……

这些人打在胡风身上的棍子如下：

揪出他的主子、我的愤怒已达极点、彻底揭露、坚决镇压、依法严肃处理、彻底肃清、彻底打垮、清洗出去、让他滚、割下他的头颅抛掷（说这话的是吴伯箫）……

胡风能为自己辩解吗？不能。他已经被剥夺了说话的权利。胡风在狱中绝食，要求举行记者会，要求按照法律程序审判。在当时，这都是不可能的。

不久，胡风被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决定逮捕，被判十四年徒刑。文革爆发后，又加判无期徒刑。

上面那些在1955年向胡风射箭喷火的人没有想到，仅仅两年之后，人们又把同样的箭与火射向了他们。侥幸逃过1957的，十年之后也几乎无一幸免，威力更大的箭与火，把他们射倒，射死，烧焦。

只抓一个胡风还不够，还要凑齐一个反革命集团。于是一场揪“胡风分子”的运动开始了，胡风的朋友、亲戚、学生、故交、给胡风写过信的读者、胡风辅导过的作者、上门拜访过胡风的文艺青年，一共2100多人被打成了“胡风分子”，有的被逮捕入狱，有的被发配流放。

方方作为一个作家，去年因为日记事件而世人皆知。有人对她的60篇日记作过统计分析，日记里的大部分内容是从正面肯定政府的抗疫工作，讴歌那些冒着生命危险逆行的抗疫英雄们。然而，就因为她在日记中记录了疫情中的一些真实感受和不足的地方，一点所谓的“阴暗面”，方方竟然被有些人骂成了“全民公敌”。

其实哪怕再完美的社会，也一定会存在社会问题，需要有人指出这些问题，促使当局解决这些问题。作家以及记者的社会责任，就是做一个社会的守望者，通过自己的作品反映社会问题，促使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方方因为在日记中提到了那么一点所谓“阴暗面”，竟然招来持续一年的辱骂和讨伐，到今天都还没有平息，我只能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

去年攻击方方的狂潮，由几个极左挑头，网络流氓跟进，采取上纲上线、扣帽子打棍子，甚至造谣污蔑的手段大泼污水，引得大批小粉红一起鼓噪，再加上有人拉偏架，方方一时成了万人唾骂的对象，一批投机取巧的无良写手乘机割韭菜，靠骂方方发了一笔小财。

他们给方方的大帽子大棍子，除了国家法律已经废除的反革命帽子，其他的与胡风的帽子大同小异：恨国党、带路党、汉奸、卖国贼、第五纵队……；因为她是女性，她还得到了女性才配“享有”的几顶帽子：老妖婆、老……；至于大棍子嘛，有逼她交出财产的，有逼她自杀的，有号召武林高手到武汉打她的，要立她跪像的、要割她舌头的，要组团来杀她的，强烈要求国家有关部门抓捕她的……

不愧为鲁迅先生的同道，胡风是条硬汉子，有鲁迅一样的硬骨头，他始终不肯认罪，几十年的牢狱生活没有让他低过头，在监狱里熬了21年，终于在有生之年走出监狱。

方方也是硬骨头，面对海啸一般的辱骂、谣言和污言秽语，一般神经脆弱的人可能会精神失常，甚至会自杀，但是方方挺立不倒，实在是非凡的坚强。

把方方与胡风作比较，说实话，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和上世纪五十年代比，有了进步。

比起胡风，方方可能还算是幸运的。胡风只是说作家可以写阴暗面，就遭受那样的残酷打击，而方方则实践了胡风的观点，写了那么一点所谓的“阴暗面”，她依然人身安全。虽然骂声如海啸，她的个人生活基本没受太大影响。

对胡风的整肃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指示，泰山压顶无可抵挡。而对方方，官方在明面上保持了不介入的态度。那些极左们深知权力的威力，他们是那么热切地盼望公权力介入，他们一次次地呼吁国家安全机关、公安机关抓捕方方，公权力却始终没有公开介入，武汉的党报还以公告的形式为方方辟谣（澄清关于别墅问题的谣言），这值得称道。

公权力在日记事件中的沉默，急坏了那些欲置方方于死地的极左，呼吁不见效，他们就编造谣言，什么中纪委定性了、中央第六轮巡视组出手了……各种谣言竟然信者甚多，至今在网上不绝迹，并且不断推陈出新，变种层出不穷。

当年对胡风的攻击主要来自文艺界，而对方方的攻击和辱骂则来自各个阶层，这要拜网络所赐，大家都有了骂街的机会。人人都能说话，这也算进步吧。正因为有了这个进步，自去年开始，有大批良心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方方辩护；有无数读者参与接力和留言，力挺日记。比起胡风当年少有人为他说话的悲哀，方方似乎也可感到庆幸。

胡风当年完全没有为自己辩解的机会，而方方，基本上还能够为自己辩白。日记期间，虽然经常遭删，最终日记还是都存留在了网上，今天仍能看到。面对攻击和诬陷，虽然她的辩白文章屡遭删除，但是公众还是听到了她的声音。当然，拉偏架也很明显：中伤诋毁她的各种谣言畅通无阻，而她辟谣的文章《我如果不交代》却遭全网删除，逼得她后来不得不一篇篇地写《关于》。没有他们拉偏架，挺方反方的言论至少会达到平衡，不会成为这样几乎言论一边倒的局面。

即便如此，我还是要指出，虽然所谓递刀子送子弹的指责甚嚣尘上，日记依然能够顺利地在国外出版，一百几十万稿费毫无阻碍地从国外抵达方方账户，这在胡风那时代都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日记已成过去，世卫组织的专家也到武汉来过了。迄今为止，没有听说哪一个外国人拿日记作为证据攻击我们的国家，没有见到海外哪一个国家用方方递过去的“刀子”戳我们，反倒是方方在去年10月就把已经到账的120万日记稿费悄悄捐给了牺牲的抗疫英雄的家人（后续到账的她还会继续捐出）。这些，让所谓递刀子送子弹的谬论不攻自破。

胡风案株连了2100多人，方方日记，极左们非常想如当年一样大搞株连。他们的手段是扒，最终他们失望了。虽然他们扒了很多人，“举报”了很多人，虽然有人受到了骚扰甚至伤害，但是毕竟尚未殃及人身自由。

从胡风到方方，我看到了我们国家在过去几十年，还是有了实实在在的进步。历史的脚步会有曲折，有时候甚至可能还会有倒退，但是我相信，归根结底，国家会继续在进步中前行。

记得去年此时，方方日记已经终结，读者的日记接力已经开始了。在一篇日记接力文章里，有过这样一段话，一直刻录在我心里：

我期待有那么一天，像方方日记这样的文字不再引起社会的强烈关注，不再在舆论场激起巨浪，而只是湖中一个小小的涟漪，或者是山野间一朵平常的小花，那个时候，将是人性在我们这个国度的全面回归。

道路也许崎岖，但是我坚信，那一天，终将来临。

ZT 方方近期接受采访：

方方：大概有十多个国家已经出版了吧？我没有数过。有的国家销售的很好，有的可能也一般般，我想这应该跟任何一本书都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其实书出版后，国外有读者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样一本书会遭到批判？毕竟这本书里更多写的是抗疫过程和我的个人感受。虽然有批评政府的言词，却有更多建议和鼓励、安抚大家坚持下去的内容。坦率地说，我一向不是过激者，也并无多少过激言论。尤其疫情当前，我一直觉得老百姓只能相信政府和依靠政府，只有政府才能帮助大家解脱困境。对于这样的内容被极左势力挑拨起“爱国者”围攻批判，不要说人家难以理解，连我都难以理解。想来中国国内那些极左势力对我的仇恨还是因为此前他们批判了《软埋》一书。他们轰轰烈烈地批判，却从未让我妥协和退让。这大概是他们很恼怒的一点。

对于《武汉日记》，应该说，他们针对的是我这个人，而非我的记录。他们挑起并制造了这一场舆情以及撕裂。并且是无中生有的制造。你们可以看到，所有那些攻击我的理由都无比牵强，完全是他们编造出来，然后硬栽到我头上。

译本刚出来的时候，有篇文章的观点挺有意思，我忘记是谁写的了，说是国外读者看了《武汉日记》之后有两个观点，一是觉得中国的抗疫比他们国家做得好，二是对这样一本书都要被批判感到不可思议。我当时就在想，这样的结果，究竟是谁在“递刀子”？

去年二月中下旬，当有出版社找我出版时，我就表明了要将所有稿酬都捐给需要的人。因为我觉得稿费应该不会太多，所以逐步确定捐给牺牲的医护人员遗属。后来中国国内出版不了，国外稿酬相对更少。我大约从去年8月起到9月底，陆续收到的外币折成人民币约有120万元左右（按当时的牌价兑换）。当时，恒晖公益基金会的陈行甲先生正在做一个帮助医护人员孩子上学的公益项目，他们正好有所有牺牲的医护人员家属的联系方式，所以我提出希望他们能帮助我。当然，这样的事需要可信任的人来做，陈行甲正是这样的人。同时在我认识的人中，做公益基金会的也只有他一个人。所以，是我请他给我帮忙的。我要求将这笔捐款与他们的项目分另开来，属于纯粹给我提供帮助。他们很痛快地答应了。我们签定了一个协议，十月初我将钱汇了过去。他们在完成这件事后，则将收据和受捐人的收条一并寄给了我。这是非常正常的、彼此相互信任的一个过程。其中，有一户因为一直联系不上，后来是我找朋友帮忙，直到今年元月才最后完成。
可是，就是这样一件事，也被网络流氓编排出各种说法，他们以质疑的名义造谣诋毁。所使用的手段就跟造谣《武汉日记》一模一样。就连帮助我的陈行甲先生也遭到辱骂。可惜的是，这样低劣的谣言，仍然有人相信。

我的日常生活一直没有受到影响。除了无法发表和出版作品。舆情实际上是会影响到官员们的判断的。我想他们应该对我进行过详细调查。最后，他们选择了尊重事实，实事求是。我能感觉到这种变化。到底改革开放了四十多年，人们知道必须尊重法律，必须保有法律底线，不可以无中生有地处理这类问题。我想，至少对我是如此。

这一年，我因腰不好，大量时间躺在床上，由此也读了一些书，包括有意去阅读一些网络小说，蛮有收获的。同时，我也继续自己以前的查阅和收集资料工作。这是为两部长篇准备的资料。不能发表和出版作品，我多少有些失望和沮丧。好在今年，这些情绪也都散去。不发表也死不了人。春节后，从海南回到武汉，我感觉自己的创作思路又活跃起来，所以还是准备慢慢把自己计划中的几部小说完成。

季节好的时候，与朋友们出门看看风景。人生的活法千姿百态，也无所谓非要做文学这一件事。高兴写就写写，不高兴写就不写，偶尔，也反击一下那些网络流氓。还是有点百感交集吧。毕竟是这么大一件事。而且还有人扎堆叫骂。那么多人因为《武汉日记》而产生剧烈的分歧。我一直觉得有些诡异，毕竟这事太不可思议了。但我也谈不上坚定了什么或否定了什么。对你的所问，我也没有多少变化。人性一直都是这样，比如说，趋炎附势，欺软怕硬，媚上鄙下，钱权为贵，诸如此类，几千年来，都无改变。庸众也永远视官家眼色变化。这是人性，永远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