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不少人有減稅促經濟、加稅弱經濟的片面看法。理解下面這篇轉文，需要懂得些在美現狀下給富人加稅、有助於經濟增長的經濟學原理知識。這相關原理知識分兩個方面。 一是給富人加稅對經濟增長/衰退沒有顯著影響。如本人在《給富人減稅對經濟增長和失業率沒有顯著影響,只會加劇不平等》文前所述，經濟學原理中減收入稅會促經濟，是通過會增加民眾可支配收入、從而增加日常消費/刺激生產來實現的。這卻對富人減稅無效，因為富人的日常消費幾乎完全不受減少收入稅的影響。 由此可推，給富人加稅也對經濟增長/減退沒有顯著影響。因為富人的日常消費也幾乎完全不受增加收入稅的影響，故而不會因之削弱生產、造成經濟衰退。 另一方面，給富人加稅所得來的政府稅務收入，若用於基建、社會福利、增加醫療服務等，可以顯著刺激經濟發展。 宏觀經濟學在講述將政府稅收所得投入生產與經濟增長和失業率的關係中，重要的論點是：政府支出用於基建、增加醫療服務等，會直接刺激生產，提高就業率/降低失業率，並增加從事這些生產的人員的可支配收入（disposable income），從而增加民眾日常消費；消費增加又能刺激生產和經濟增長，加大生產又會提高就業率/降低失業率、增高新就業人們的收入。而新就業人們的收入增高又可以增加消費、刺激生產、提高就業率，...，進入經濟增長的良性循環。 文中更重要的部分，是關於【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已經威脅到了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制度】，需要通過稅收來解除或弱化這威脅。 英文原文鏈接：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9-12-10/starving-state】
ZT Original 加美編譯 加美財經 6/12/2021 【https://mp.weixin.qq.com/s/vxj3xvvZEdi57_sOHW2BsA】 發表於2020年1、2月刊《外交事務》雜誌這篇文章，分析了在新自由主義全球資本主義下，不斷拉大的貧富差距已經威脅到了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制度。只有進行全面的國內和全球稅收制度改革，才能將資本主義從“富者恆富”的惡性循環中拯救出來。在拜登誓言改變以減稅為標誌的“涓滴經濟”之時，回顧這篇文章，或許能幫助讀者對這一議題有更深刻的理解。以下是翻譯原文：
幾千年來，市場的繁榮離不開國家的幫助。
如果沒有法規和政府的支持，經濟學家大衛·李嘉圖在他的比較優勢理論中提到的19世紀英國布商和葡萄牙釀酒商，就不會達到推動國際貿易所需的規模。大多數經濟學家正確地強調了國家在提供公共產品和糾正市場失靈方面的作用，但她/他們往往忽略了市場首先是如何產生的歷史。市場的無形之手依賴於國家這隻更重的手。
大衛·李嘉圖——圖源：Wikipedia Commons
國家需要一些簡單的東西來履行其多重角色：收入。它需要錢來建設道路和港口，為年輕人提供教育，為病人提供醫療保健，為作為所有進步源泉的基礎研究提供資金，並為維持社會和經濟運轉的官僚機構配備人員。
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正常運作的國家的支撐，任何成功的市場都無法生存。
這個簡單的事實今天正在被遺忘。
在美國，過去20年裡，支付給各級政府的總稅收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縮減了近4%，從1999年的約32%降至今天的約28%，這種下降在富裕國家的現代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這種轉變的直接後果是顯而易見的：基礎設施崩潰，創新步伐放緩，增長速度下降，不平等現象激增，預期壽命縮短，以及大部分人口的絕望感。
這些後果加起來就更嚴重了：對民主和全球市場經濟的可持續性構成威脅。
政府在國民收入中所占比例的下降，部分是有意識的選擇的結果。近幾十年來，華盛頓的立法者以及其他許多西方國家的立法者在某種程度上接受了一種原教旨主義，認為稅收是經濟增長的障礙。
同時，國際稅收競爭的興起和全球避稅行業的發展，給稅收帶來了更多的下降壓力。今天，跨國公司將其近40%的利潤轉移到世界各地的低稅率國家。根據經濟學家布拉德·塞澤的說法，在過去的20年裡，美國公司只在少數低稅區報告了利潤增長；它們在世界大多數主要市場的報告利潤並沒有明顯上升——這是衡量這些公司如何巧妙地轉移資本以避稅的尺度。
例如，蘋果公司在避稅方面表現出的創造力，絕不亞於它的技術工程；在愛爾蘭，這家技術巨頭在某些年份支付的年稅率低至0.005%，非常微不足道。
蘋果公司的圖標和口號——圖源：Wikipedia Commons
參與避稅的不僅僅是公司；在超級富豪中，避稅是一項競爭性“運動”。
據估計，世界上8%的家庭金融財富都藏在避稅天堂里。開曼群島、巴拿馬和瑞士等司法管轄區圍繞着幫助世界上的富人向本國政府隱藏她/他們的資產這一目標，構建了自己的經濟。即使在那些沒有出現在國際觀察名單上的地方（包括美國的特拉華州、佛羅里達州和內華達州），銀行和公司的保密性使人們和公司能夠逃避稅收、監管和公共責任。
如果不加以控制，這些發展將使財富集中在越來越少的人手中，同時掏空為所有人提供公共服務的國家機構。其結果不僅是社會內部的不平等加劇，而且是資本主義結構本身的危機和崩潰，是市場運作和廣泛分配其利益的能力的危機和崩潰。
一個財閥的世界
2006年，布什在一場和伊拉克相關的新聞發布會上。——圖源：Chief Journalist Darrell Crandall/Wikipedia Commons
今天的糟糕狀況源於政策選擇，它允許精英們限制政府的影響力，包括實施稅收的能力。
在美國，最高法院在不同時期扮演了財閥特權的保護傘角色，在1895年對直接所得稅和1930年代的早期新政政策，作出了法律上令人懷疑的裁決。在州一級，政府強調銷售稅而不是財產稅，將負擔不成比例地轉移到窮人和有色人種身上，同時庇護了較富裕的白人家庭。
儘管有這些障礙，美國在20世紀30年代至70年代末成功地實施了世界上最累進的稅收制度之一，最高邊際所得稅率超過90%，最高遺產稅率接近80%，在本世紀中期，超級富有階層的有效稅率約為60%。
但里根的政府拆除了這個系統，在1986年將最高邊際所得稅率削減到28%，在當時的已工業化國家中是最低的。2010年有一個短暫的時期，根據小布什2001年和2003年的減稅條款，遺產稅被完全廢除（這些減稅政策在2011年被廢除，遺產稅被恢復）。
布什政府打破了歷史慣例，在2003年發動戰爭的同時，降低了對富人的稅收，削減了最高邊際稅率，特別是對那些從資本中獲得收入的人而言，與此同時他發動了一場災難性的伊拉克戰爭，據估計，這場戰爭給美國帶來了超過3萬億美元的損失。
2017年，川普政府進一步推動了這一趨勢，不僅降低了最高邊際稅率和公司稅，還制定了所謂的機會區計劃(opportunity zone schemes)，允許富人通過在貧困地區投資來避免資本收益稅。然而，在實踐中，房地產開發商利用新的稅收優惠政策，在鄰近甚至包括在機會區的富裕社區建造豪華公寓和瑜伽工作室。
在過去的四十年裡，新的漏洞的產生、熱衷於幫助公司避稅的小型顧問行業的興起，以及避稅的企業文化的蔓延，導致了一些美國大公司根本不交公司稅的局面。這種現象不是美國獨有的，世界各地的許多政府已經使它們的稅收制度減少了累進性，所有這些都是在不平等加劇的背景下發生的。
這一過程是由資本稅的減少所推動的，其中包括了公司稅的下降。全球平均企業所得稅率從1985年的49%下降到2018年的24%。今天，根據現有的最新估計，世界各地的公司每年將超過6500億美元的利潤（接近其總部所在國以外的利潤的40%）轉移到避稅天堂，主要是百慕大、愛爾蘭、盧森堡、新加坡和一些加勒比島嶼。
大部分責任在於現有的轉移價格體系，該體系規定了跨國公司各個部分之間銷售的商品和服務的稅收。這個系統是在20世紀20年代發明的，從那時起幾乎沒有變化。它把重要的決定權（如在哪裡記錄利潤）留給了公司本身（無論盈利活動發生在哪裡），因為這個系統是為了管理1920年代定義全球經濟的商品流動而設計的，當時大多數貿易發生在獨立的公司之間；它不是為現代服務貿易世界設計的，在當代世界，大多數貿易發生在公司的子公司之間。
當我們（譯者註：指經濟學家）中的一個人（斯蒂格利茨），在20世紀90年代比爾·克林頓總統的領導下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時，他發起了一場安靜但不成功的運動，試圖將全球體系改為美國國內用來在各州之間分配利潤的那種體系(這種安排被稱為“公式分配”，即為了評估一家公司的稅收，根據該公司在該州的銷售、就業和資本所占的份額，將利潤分配給該州)。
根深蒂固的公司利益集團捍衛了現狀，並讓體系按照它們想要的方式發展。從那時起，不斷加強的全球化只會進一步鼓勵利用轉讓價格體系來避稅，使資本逃往避稅地所帶來的問題更加複雜。
沒有什麼地方比技術行業的避稅行為更引人注目了。
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由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所擁有，幾乎不交任何稅。科技公司被允許將數十億美元的利潤轉移到諸如澤西島這樣的地方，那裡的公司稅率為零，完全不徵稅。一些國家，包括法國和英國，已經試圖對科技巨頭在其管轄範圍內產生的一些收入徵稅。
但是，以法國為例，3%的小稅種只是加強了對一項新的全球協議的需求，因為這個稅種走得不夠遠，只針對數字行業，儘管利潤轉移在整個行業都很猖獗，包括在製藥、金融服務和製造業。
最富有的人如何變得更加富有？
里根總統——圖源：Wikipedia Commons
許多政策制定者、經濟學家、企業大亨和金融界巨頭都堅持認為，稅收與增長是背道而馳的。
反對增稅的人聲稱，如果政府抽走的利潤減少，企業就會把更多的利潤再投資。在這種觀點中，企業投資是增長的引擎：企業擴張創造就業機會，提高工資，最終使工人受益。
然而，在現實世界中，資本稅和資本積累之間沒有可觀察到的相關性。從1913年到20世紀80年代，美國的儲蓄和投資率一直在波動，但通常在國民收入的百分之十左右徘徊。在1980年代裡根政府的減稅政策下，資本稅崩潰了，但儲蓄和投資率也下降了。
2017年的減稅政策說明了這種動態關係。減稅並沒有像其支持者承諾的那樣，將每個家庭的年工資提高4000美元，鼓勵企業投資，並推動經濟持續增長，而是只導致了工資的微弱增長，幾個季度的經濟增長，以及1萬億美元的股票回購熱潮，而不是投資，這隻為已經處於收入金字塔頂端的富有股東帶來了意外之財。
當然，公眾正在為這筆財富買單，美國正在經歷其第一個1萬億美元的赤字。
降低資本稅有一個主要結果：大部分收入來自現有資本的富人，可以積累更多的財富。在美國，成年人口中最富有的百分之一所擁有的財富份額，已經爆炸性增長，從20世紀70年代末的22%增長到2018年的37%。相反，在同一時期，底層90%的成年人的財富份額，從40%下降到27%。自1980年以來，底層90%的人所失去的東西，被頂端1%的人得到了。
這種螺旋式的不平等對經濟不利。
首先，不平等削弱了需求，大部分人能花的錢更少了，而富人不傾向於將她/他們新的收入收益用於購買經濟中其他部分的商品和服務；相反，富人們將財富囤積在離岸避稅地或放在儲藏箱中的昂貴藝術品里。
經濟增長放緩，因為花在經濟中的錢減少了。同時，不平等現象代代相傳，使富人的孩子更有機會進入頂級學校，住在最好的社區，使富人和窮人之間越來越深的分裂循環持續下去。
不平等也扭曲了民主。
特別是在美國，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在政治運動、民選官員和政策制定過程中擁有不成比例的機會。經濟精英們幾乎總是任何立法或監管鬥爭的贏家，她/他們的利益可能與中產階級或窮人的利益相衝突。石油大亨科赫兄弟和其他右翼金融家已經成功地建立了政治機器，接管了州議會，並推動反開支和反工會的法律，這些舉措加劇了不平等。
即使是那些被認為在政治上比較溫和的富人（例如，技術主管），也傾向於將她/他們的政治努力集中在狹隘的技術官僚問題上，而不是界定當今政治的分配衝突。
讓她/他們付出代價
沒有什麼比一個大膽的國內和國際稅收新制度，更能將富裕的民主國家和經濟體從猖獗的不平等現象的扭曲和危險中拯救出來。當務之急是建立一個能夠產生21世紀經濟所需稅收的財政體系，這一數額甚至需要高於20世紀中期的稅收——那是美國經濟增長最快的時期，繁榮也更加平均。
在今天的創新經濟中，政府將需要在基礎研究和教育方面投入更多的資金（在1950年，12年的學校教育可能就足夠了，但今天就不夠了）。在今天的城市化社會中，政府需要在昂貴的城市基礎設施上花費更多。在今天的服務經濟中，政府需要在醫療保健和照顧老年人方面花費更多，在這些領域中，國家自然發揮着核心作用。
在今天充滿活力和不斷變化的經濟中，政府將不得不花更多的錢，來幫助個人更好地應對經濟轉型中不可避免的混亂。解決氣候變化的生存問題也將需要大量的綠色基礎設施投資。
隨着越來越多的收入流向極其富有的個人和公司，只有一個更加累進的稅法才能提供必要的收入水平。沒有理由對工人的工資徵收比資本更高的稅率。水管工、木匠和汽車工人的稅率，不應高於私人股權投資經理的稅率；母嬰零售商的稅率，不應高於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
下一步將是取消對股息、資本收益、結轉利息、房地產和其他形式的財富免徵稅款的特殊規定。今天，當資產從一代傳到另一代時，相關的資本收益完全逃避了徵收；因此，許多富人設法避免為其資產支付資本收益稅。這就好像稅法的設計是為了創造一個繼承性的財閥，而不是為了創造一個機會平等的世界。
在不增加稅率的情況下，取消這些對資本所有者的特殊規定，使她/他們與工人支付同樣的稅率，將在未來十年內產生數萬億美元的收入。
另一個改進是徵收財富稅，比如最近由來自馬薩諸塞州的美國民主黨參議員、目前正在競選總統的伊麗莎白·沃倫提出的建議（譯者註：文章發表於2020年1/2月刊，寫作時間應該更早）。她提議對超過5千萬美元的財富徵收2%的稅，對超過10億美元的財富徵收6%的稅。這樣的稅收在未來十年可以籌集近3.6萬億美元。它將由7萬5千個最富有的美國家庭支付——不到人口的0.1%。
為了遏制逃避所得稅和財富稅的行為，各國必須加強相互之間的合作。各國必須建立一個全球財富登記冊，記錄所有資產的最終所有者，而不是允許富人和公司通過精心設計的離岸信託和其他法律工具來隱藏其資產。美國可以從借鑑私人金融機構（如存托信託公司）已經存在的全面信息開始。歐盟也可以很容易地做到這一點，而且這些登記冊最終可以合併起來。
政府還必須對在其管轄範圍內註冊的公司的全球收入徵稅，不允許它們通過使用子公司或其他手段將資金轉移到低稅率地區。政府應該通過公式化的分攤方式，將應稅公司收入歸屬到各地，而不是讓公司自行申報其利潤的國家來源。
在這種體制下，蘋果無法擺脫其利潤轉移的伎倆。最後，應該制定一個全球最低稅率，為潛在避稅天堂降低稅率設定最低限度。
一旦這些新規則到位，將需要充分的執行——就像書本上已有的稅法一樣。近年來，國內稅收署遭到了破壞，在2010年至2016年期間失去了數千名員工，這種趨勢在特朗普時代只會變得更糟。該機構需要增加數千名員工，為她/他們提供有競爭力的薪酬，並升級其過時的信息技術系統。
美國憲法於1776年制定。——圖源:NASA/Wikipedia Commons
在國際層面，政策制定者必須找到正確的合作模式，以產生最佳和最嚴格的稅收執行。
一種選擇是要求最大的發達經濟體（美國和西歐國家）首先採取行動，要求在其市場上進行貿易的公司遵守新的規則，並利用外交壓力使其他國家採取類似的制度（這將通過收集它們現在無法利用的稅收收入而使它們受益）。
在數十年的貿易自由化加劇了國家內部的不平等之後，世界是否需要新的貿易協定的問題引起了實質性的辯論；無論如何，以遵守更嚴格的稅收合作規則，作為簽署任何新貿易協定的條件是有意義的。
可能有採取多邊方法的空間——例如，將目前陷入困境的世界貿易組織，變成一個可以幫助稅收執法和其他國際合作事項（如氣候變化）的機構。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對世貿組織的文化和人員進行實質性的改變。
無論政府選擇哪條道路，重要的是要認識到有一個替代新自由主義貿易政策的方案。政府可以建立一個支持稅收正義的貿易模式，而不是限制主權國家防範資本外逃和避稅的能力。
在美國，這些改革大多可以在美國憲法的現有約束下實現。
關於財富稅存在爭論，保守派聲稱財富稅會違背憲法對直接徵稅的限制；許多歷史學家和法律學者對這種保守派的反對意見提出異議。一些批評者也可能指責這些建議過於極端，聲稱它們會阻礙投資，傷害經濟，並減緩增長。
沒有什麼能比這種說法更遠離事實了。事實上，真正極端的是里根時代開始的稅收實驗，當時富人和公司的稅率開始急劇下降。其結果是顯而易見的：增長緩慢，赤字高，以及前所未有的不平等。
振興國家
這些巨大的問題造成了對更多改革的要求。隨着年輕選民進一步左傾，推遲對現行稅收制度的改革並繼續剝奪國家的收入，可能會引起比這裡所概述的更激進的政策變化。
更令人不寒而慄的威脅可能來自右翼：威權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一次又一次地證明，她/他們善於引導公眾對不平等的憤怒，並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通過吞噬國家，資本主義也在吞噬自己。
幾個世紀以來，市場一直依賴強大的國家來保證安全，規範措施和貨幣，建設和維護基礎設施，並起訴那些通過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剝削她/他人來獲得財富的壞人。國家為健康的、受過教育的人口奠定了基礎，這些人口可以參與並促進市場的成功繁榮。
允許各州以稅收的形式收取其公平份額的收入，不會迎來一個壓迫性政府的反烏托邦時代。相反，加強國家將使資本主義回到一個更好的道路上，走向一個市場為生產它們的社會利益而運作的未來，而且經濟活動的利益將不會被限制在越來越小的精英階層中。
本文由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學教授約瑟夫·E·施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羅斯福研究所的研究員托德·N·塔克(Todd N. Tucker)、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副教授加布里埃爾·蘇曼(Gabriel Zucman)共同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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