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 在眾多分析上山下鄉運動的文章中,此文無疑頗有深度。 將知青運動比作"怪蛇腹中的豬""蛇也難受、豬也難熬",是多麼生動絕妙的比喻! 不太認同文尾[但這段歷史無論對國家還是個人都是一筆珍貴的財富]這話。儘管作者對這話的解釋不完全沒有道理,但聽起來,還是將那場千萬人的苦難說得太輕飄了。 相關文 [文革中的上山下鄉是千萬知青家庭的劫難/不能抹去的文革記憶]
Original 王健 王健說一句 7/9/2021 哈耶克說過：“面對經濟方面的窘境被迫在兩難中抉擇，的確是十分苦澀的境遇。但是這從來不意味着，我們應該順勢讓別人來替我們做出這些決定，更不意味着，我們應該讓別人來100%決定我們人生的方向”。 當華美的樹葉全部落盡，生命的脈絡才清晰可見 —— 聶魯達
一聲撕心裂肺的槍響，文秀倒在了即將來臨的春天前夕，這是那場巨大歷史運動中的一個切片，它戲劇性地暗示了一個完整十年的輪迴： 《人民日報》首次發表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隨後，大約1600萬知青參與的上山下鄉運動高潮就此拉開大幕。（本文樣本暫不包含50年代開啟的回鄉和支邊運動） 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時代，上山下鄉運動徐徐落下帷幕。 “據統計，僅1979年雲南的8 萬餘名知青幾乎走完，僅剩2000餘人”。(《黨史資料通訊》1987年第4期 ) 筆者下放的江西省進賢縣鍾陵公社，120名上海知青全部離開一個不剩。 全國範圍內，絕大多數知青都扛着行囊徹底告別了原下放地，中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轟轟烈烈的知青運動終於落得個“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如果我們承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就得承認，以“紮根”為目的檢驗，上山下鄉運動在整體上的確是流產了。
中國知青的主體是以高中66屆開始的近14屆青年，這正好是二戰結束後，特別是49年之後生育高峰期人群。 差不多同時，作為二戰結束後生育衝動的產物，美國從46年—64年一共出生了7800萬人。他們被戲稱為“怪蛇腹中的豬”：當他們出生時，整個美國簡直就是一個大產房，當他們到了入學年齡，校舍成了問題，當他們畢業時，就業成了問題。隨着豬一天天長大，蛇也難受、豬也難熬。 面對這樣的歷史窘境，為什麼美國政府沒有對這群人發起向中西部拓荒的上山下鄉運動？
歸根結底不是美國總統聰明，而是因為政府沒有能力超越國會跨過市場的紅線、是因為扯皮的預算制度阻遏了任何雄心勃勃的烏托邦實驗、是因為美國文化養育不出東方克里斯瑪型的一呼萬應的政治巨人、更是因為自由散漫的美國老百姓不肯授權總統任意支配他們的生活。 僅僅六年就新增了9500萬，毫無疑問，這代人同樣具備了“蛇腹豬”的共性，從文革、到下鄉、到下崗......他們同樣製造和承包了無數社會陣痛。 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是：如果沒有文革，城市青年上山下鄉也可能會細水長流的延續，但絕難產生席捲全國的知青運動。
也許，正因為文革對經濟的摧毀性破壞所導致的空前就業困境、正因為文革使大學招生中斷和教育全面萎縮導致的就業蓄水池功能喪失、正因為文革中紅衛兵的派性鬥爭導致高層對權力的隱憂、（1968年7月28日凌晨，毛澤東接見五大紅衛兵領袖時說：“就是我派工宣隊去壓制你們的，誰要是再頑抗，我就派部隊圍殲。”《中國現代史》1997年11期）正因為文革的政治動員和階級鬥爭思維導致的群體盲思、正因為文革中形成的最高領袖與億萬民眾極度的垂直響應模式，終於使知青運動——這一人類歷史最罕見的遷徙得以摧枯拉朽地展開。
（《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四川省委組織、指導，中央電視台等單位聯合製作） 當年毛澤東一句話，1600萬知青下鄉了，今天鄧小平一句話，娃子們回家了。 溫情又一次回到了人們的生活中。
統觀文革十年，毛澤東直接關於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指示只有兩條： 1、“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2、回復福建李慶霖信，對知青生活困難“容當統籌解決”。可見，最高統帥公開對知青運動的總定義是“再教育”。 但是，打開1968，12，22日《人民日報》（見上圖），豁然映入眼帘的通欄標題卻是：“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裡吃閒飯”，編者按還特別提到了“到農村安家落戶”，這顯然與右上角“接受再教育”的最新、最高指示存在着極其微妙的錯位。
這種錯位透露了一絲毋庸置疑的歷史悖論：動員的政治屬性與就業的經濟本質並沒有達到嚴絲合縫的自洽。
換句話說，知青上山下鄉的意識形態動員無法覆蓋解決城市就業的動機。
這無意間預設的動員與動機的矛盾豁口，仿佛暗示了梁曉聲的那句話：
“大返城實乃必然，在兵團史的第一頁便埋下了這樣的伏筆”。
動員的核心理由是“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似應具有不同於就業的政治上的神聖性和意識形態的純淨性，但為什麼在實際操作中，所有接受再教育的城市青年無一例外必須遷出戶口？思想教育與遷離戶口，兩者缺乏內在的邏輯說服力。 顯然，接受再教育屬於政治和意識形態範疇，在農村安家落戶屬於社會經濟範疇，理論與實踐的混亂造成了動員口號與具體操作上的悖反。
很多知青家庭有一個難解的疑惑：既然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培養接班人的百年大計，很多人甚至血書前行，但為什麼越到後期，動員逐漸被有條件的攤派取代？比如遼寧知青辦規定：按中發【1973】30號文件，“有一個以上子女在農村，又無子女就業的，不動員下鄉；已有三個子女下鄉的，應屆畢業的子女允許留城......”。全國各城市大同小異。 既然是神聖的事業，又為什麼要攤派？這種談條件的方式大大減損甚至褻瀆了意識形態動員的純潔性。
3.部分知青開後門回城動搖了意識形態的堅定性 71年以後，特別是林彪事件後，大批幹部官復原職，知青政策有所鬆動，升學、招干、招工等開始出現，其中一部分有家庭背景的知青率先脫離農村，這些曾經站在隊伍最前面的堅定紮根派的出離，極大地動搖了曾經抱有意識形態初衷的人們，在他們內心深處，政治動員口號的神聖性逐漸風吹雲散，意識形態動員的魅力開始潰不成軍。
說得好好的紮根一輩子，有的人走了，有的人留下了。
可是，紮根一輩子的宣傳依然在鋪天蓋地的進行： [視頻 https://mp.weixin.qq.com/s/XD2tgXXPXcwf2EH0pEuCLg] “這世間的一切所謂真相，只不過是在積累一個巨大的謊言”。----鮑勃·迪倫
平心而論，即便在最困苦的時候，知青的生活依然算不上悲慘，否則，身邊的農民怎麼算？ 知青真正的悲情源自失去戶口的背井離鄉，源自別的知青相繼離去後的孤獨和淒涼，源自枯坐床頭一眼望不到邊的絕望。 到了後期，知青點裡每調走一個知青，波瀾不驚的生活日常，都會掀起悄無聲息的滔天巨浪。 午夜的收音機里還在播放着那富有磁性的聲音；“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 但躺在床上聆聽的人內心卻一片狼藉，純真的意識形態響應早已蕩然無存。所有的激情“都付與蒼煙落照，只剩下：幾許疏鍾，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實事求是地說，歷時十年，千百萬青年上山下鄉的確不存在法律意義上的強迫，更不存在暴力意義上的逼迫。但在實際的政治動員過程中，很多被動員者及其家庭，存在着事實上的被迫。 史鐵生有一段真切的現場描述： “1968年末，工宣隊來到我們學校作動員，上台就是一句：“誰要搗亂，我們拿他有辦法”，台下立刻安靜了。接下來一句：“你們報名去，我們不一定叫你去，不報名的呢，我們非叫你去不可”，台下的呼吸聲差不多沒有了。”（史鐵生《相逢何必曾相識》）
時過境遷，今天的80後、90後已經很難體會那種令人窒息的現場氣氛，甚至70後、60後都難以設身處地感受到當年的政治高壓，史鐵生描述的只是一片樹葉，實際上在整個秋寒蕭殺的四人幫宣傳氛圍中，即便是遠處隆隆的鑼鼓聲，也暗示着一種滾滾而來的迫近。 街頭的標語和喜報、廣播的狂轟濫炸、鄰家孩子的血書，不由自主地會讓逃避者產生孤立於洪流的恐懼，這種對群體偏離的恐懼會讓人被迫做出選擇。當薩特說“不選擇也是一種選擇”時，選擇已經成為宿命。
是的，雖然知青們都是自願報名、自己去註銷戶口，雖然有人在火車啟動的一剎那還蕩漾着真誠的笑臉，但依舊難掩被迫的性質，這才是這片土地敲鑼打鼓後面的本質。
午夜捫心，都清楚這是一種無可逃遁、不敢“躺平”的宿命。 上山下鄉的被迫性，在68、69兩屆畢業生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作為生育高峰的峰值，對應這兩屆學生的動員採取了手術刀式的一刀切，這種界面清晰的“一片紅”、一鍋端，顯然是四人幫挾文革之威的傑作，但恰恰是這種頂峰之作，再次驗證了那句逆反之言：“被迫的第一天，就埋藏了日後逼迫的種子”。 數年之後，雲南知青的行動儘管是一種跪着造反，但同樣具有明顯的逼迫性質。 然而這次，十一屆三中全會剛剛結束一個星期，改革的春風已經開始把理性和溫情還給了這片曾經苦澀的大地，發自內心的笑臉再次回到了千家萬戶的飯桌上。 最最令人感懷的是：由於政治動員與“被迫”讓位給了人民的自由選擇，四十年來，數億農民自由地向城市的偉大遷徙，完成了世界進化史一個獨特、穩定的奇觀。
正因為大學教育和高考制度的斷崖式崩塌，全民刻苦學習的內在動力被瓦解，與美國“怪蛇腹中的豬”相比，中國知青一代科學文化素養的均線大幅度暴跌，其結果無可逃遁。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就諾貝爾獎而言，如果以出成果到獲獎平均18年計算，則美國嬰兒潮一代中獲得諾獎的數量在未來還將大幅增加。
由於我國諾貝爾獎人數太少，失去了比較意義。所以僅從院士年齡分布來看中國知青一代占比情況：
到2017年12月，知青一代的年齡分布基本為60歲到70歲之間，恰恰這個年齡段是我國院士分布的最低谷，其中失學最嚴重的老三屆加69屆，在院士人數中只占可憐的4%，令人痛心的是，這代人恰恰是生育峰值群體，真是殘酷而令人唏噓。
2.育才關鍵期中斷的歷史代價 如果不是因為失學十年，按人口比例，中國知青群體理應培養出幾十個朱棣文（台灣1948年出生）他們當中出現光輝燦爛的巨星理當是同樣概率，只可惜，如余秋雨所說：“文革中斷了許多東西，但最令人傷心、最斫及民族元氣的是對當時還是青少年的老三屆，在他們將成才而未成才、將定型而未定型的當口，突然被拔離學習過程。”
最殘酷的是，即便到了粉碎四人幫之後高考恢復的美好季節，千百萬被殘酷拔離的青蔥秧苗，已經完全失去了補秧機會，畢竟千百年來農人們都知道季節對秧苗的意義：“錯過一個時間就是錯過一個季節，錯過一個季節，就可能錯過一生的美麗綻放”。（《先者生存：優勢富集效應》復旦大學出版社84頁）
更加殘酷的是，那些生活失意、中年下崗的知青們，眼看着極少數意氣風發的新三屆大學生成才，更會捶胸頓足地痛悔文革 “讀書無用論”的戕害，從而產生強烈的補償心理，過度要求自己80後的孩子奮發讀書，這就大大增加了80後在殘酷競爭中的壓力，從而形成文革次生災害後的延申災害；等到80後長大，又再次把這種矯枉過正的補償心裡傳導到知青的孫輩，進一步造成全社會在教育上恐怖的“軍備競賽”，從而釀成文革的疊生災害。
歷史最狠的報復，就是在矯枉過正中不斷輪迴，在“內卷”和“躺平”中反覆碾壓。
3.創造互聯網的一代與下崗的一代 本文絕非專注峰頂的院士數量，而是想以此把目光延伸到冰山的水下部分，那巨大的知青群體，由於關鍵期的殘酷錯過，知青一代作為整體承擔了成本，下崗、早退的比例遠遠大於社會平均。
就更高的意義而言，反芻這段歷史，不應僅僅從一部分受害者的角度，甚至不能僅僅從知青群體角度，而應該站在更高視角，觀察其對人類文明和科技進步的得失錯漏。
是的，當知青們還在“偏僻的異鄉”彷徨，美國“跨掉的一代”卻在大路上自由地吟唱；當知青們還沉浸在回城的嚮往，美國“嬉皮士一代”卻逃離家鄉恣意地瘋狂。 兩個迥然不同的文化現場，打造了兩撥年輕人不同的模樣和下場，很多年後，當我們知青群體還在擔憂即將來臨的下崗，可是，“在山的那邊海的那邊”有人卻在日夜兼程地推出偉大的互聯網。 喬布斯與比爾·蓋茨都是1955年出生，他們幸運地躲過了上山下鄉，他們的身後是7800萬自由自在的藍精靈，他們沒有被迫去開墾中西部的荒野，而是在最饑渴的年份開發了人類心靈，在最富有創造力的年份，那些豬們衝出了狹窄的“蛇腹”，帶領全世界走進了廣闊無邊的互聯網。
這正應了西方60年代青年運動的精神領袖馬爾庫塞的說法：“解決生活問題，改造社會的最重要路徑和工具，就是想象力本身，”，不是用笨拙的鋤頭，而是“讓想象力奪權，去發明一個原創性昂然的全新世界”。
知青上山下鄉紮根農村一輩子，之所以無疾而終，最根本的原因是違拗了歷史總方向。近代以來，人類分工的歷史是勞動力逐漸從農業中分離出來的歷史，分離的速度與文明進化的速度成正比，到上個世紀80年代，被大刀闊斧分離的美國的農業勞動力只占總人口的2%。 而我國知青運動掀起狂濤巨瀾的70年代，中國竟敢在農民已經達到80%的前提下，大張旗鼓地號令重返躬耕畎田的時代。 （要知道：從1950到1980年30年間，全世界城市人口的比重已經從28.4%提高到了41.3%，其中發展中國家由16.2%提高到30.5%。《當代中國人口》第296頁） 恰在這最具有轉折意義的30年，我們走上了一條與世界分工和進化旗幟鮮明的相反之路，1968年開始的十年，我們更是倒退着猛踩了油門。真應了那句話： “我們盯着後視鏡看現在，倒退着奔向未來”——麥克盧漢 三、病退之殤 客觀地說，讓近800萬知青全面回城，也許是整個國際共運史最具人性色彩的偉大修正，如果說平反昭雪主要是對上層“走資派”的解放，那麼，允許病退回城就是對底層知青最具人道主義溫情的撥亂反正。 只是因為回城的病退政策沒有根據形勢的巨大變化、沒有考慮知青身體的基本狀況而適時做出根本調整。終於引導全國數百萬知青被迫上演了一場難以啟齒的病退荒誕劇。 文秀病退自殘的慘劇意外地暗示了一個更大的社會性悲劇——大面積造假和說謊。
1978年春國務院批轉公安部《關於處理戶口遷移的規定通知》明顯放寬了病退的條件，各地聞風而動，如天津市知青辦和公安局向全國各省發出了關於天津知青的商洽病退簡化手續函，提出今後無需公安機關簽發准遷證，只憑市知青辦的病退、困退通知即可回城。（《甘肅省志。農墾志》第122頁） 結果4月1日一天內，遠在哈爾濱香坊區插隊的天津知青體檢了182人，除4人外，全部“擬病退回城”。一個月後，在哈爾濱郊區插隊的天津知青3300人幾乎全部填寫了病退檢查登記表，等待身體檢查。（黑龍江省知青辦《情況反映》第一期，1978年5月20日）
病退狂瀾在全國迅速掀起，手法之多、傷殘之奇，令人淚目。 某知青為了假冒胃潰瘍，活生生吞下一塊鉛，醫生在X光機屏幕看到胃竟然爛掉4/5！大驚失色，忙叫幾位醫生會診，鉛影依舊赫然在目。驚奇之下，醫生悄悄問青年：“你告訴我，你究竟吃了什麼？說實話，我給你開診斷。”青年慘然一笑，解開牙縫裡的線頭，拽出一串鮮血淋漓的鉛塊。在場醫生難過得留下了眼淚。說道：“假如線一斷，你就沒命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中國知青史》第726頁） 筆者當年與千百萬知青一樣也曾在病退現場，對各種病退招數有着侵肌入骨的真憑實感。
大規模病退之所以能在全國範圍推廣，一方面體現了政策在新時期的特有溫度，另一方面，病退這一關卡的設定又具有了奇妙的“程序正義性”。因為如果不經過這一特定程序，就讓所有的知青捲起鋪蓋無條件回城，政府似乎就要承擔出爾反爾的歷史責任。 於是，底層的病退作假獲得了上層心照不宣的默許，在體制上終於達成了被迫欺騙和甘願受騙的完美默契。
更重要的是，在那特殊的當口，投鼠忌器的同時，又維護了意識形態動員的永遠正確，於是，病退這一程序的設定既解決了問題，又杜絕了問題，意識形態動員的無瑕終於在幻覺中得以保全。
誰都知道，對一個20多歲的年輕人來說，你叫他到哪兒找出大病來？ 但是，數百萬家庭參與、全社會同情、人類第一次公開的、幾乎合法的、集體性的弄虛作假卻實實在在地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展開了。
病退，這一輕飄飄的政策背後，不僅是知青沉甸甸的付出，更是在這場令人同情的欺騙和有組織的說謊中，額外支付了社會誠信的代價。
可見，當政治輕而易舉地逾越了社會的倫理底線，當短期的策略再次凌駕於長期形成的誠實契約之上，隨之而來的，則是整個社會道德底線的潰退。
難忘的知青歲月早已遠去，親歷者們已漸進老眼昏花的古稀，但這段歷史無論對國家還是個人都是一筆珍貴的財富。 在非戰爭的情況下，市場的力量也許比任何從天而降的外部動員具有更加持久的偉力，這就是我們看到的，連續四十年數億農民偉大的東征，刷新了人類最宏偉的遷徙。順應它，就會受到大自然的獎賞。 任何時候，再高不可攀的意識形態動員都不能忽視自然人性的異常複雜性，任何試圖一勞永逸地通過運動改造人性的慌張決定，都是對自然力量的蔑視，1978年崩潰式的大回城，就是一種無可挽回的大自然的報復。
永遠相信，一切堅固的東西都會煙消雲散。筆者當年曾經悲痛地認定自己真的會在江西進賢李家生產隊終了一生，誰又會料到四人幫會被粉碎？我又做過什麼主動貢獻？ “面對經濟方面的窘境被迫在兩難中抉擇，的確是十分苦澀的境遇。但是這從來不意味着，我們應該順勢讓別人來替我們做出這些決定，更不意味着，我們應該讓別人來100%決定我們人生的方向” 你學過的每一樣東西，你遭受的每一次苦難，都會在你一生中的某個時候派上用場。 —— 佩內洛普•菲茲傑拉德《離岸》 END 
作者介紹：王健，同濟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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