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在趙國特色的官員學者/官員博導制度形成中，朱鎔基起了很不好的帶頭作用。看一下報道：

【...1984年，正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一職的朱鎔基，受邀擔任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

　　親自帶過四個博士生

　　朱鎔基的院長做了17年，但是真正能夠有精力傾注到他的學生身上，也是去上海做市長之前。在這期間，朱鎔基親自帶了四個技術經濟的博士生，其中一個是曾任北京四通投資有限公司(新四通)總裁的楊宏儒，一個是現在任清華經管學院企業管理系主任的趙平。

　　朱鎔基談到這四個學生時，曾經在告別清華的演講時說：“他們的論文我也讀過，但的確提不出什麼好的建議來。”但董新保說，朱鎔基對他的博士生是真正地行使指導之責，呂森也對《南方周末》記者說：“朱鎔基這個人是這樣的，只要他答應的事，他一定會負責任地做好。”

　　但是，限於條件，在他調任上海市長之後，博士生楊宏儒接受導師指導的機會比師兄趙平要少了很多，他的畢業論文也是在其他老師的指導下完成的。

　　後來，朱鎔基曾對學院的老師說：“他(指楊宏儒)的論文我沒有看得很深，一看就困”，然後又補充了一句“每一句話都充滿了理論”。楊宏儒後來也承認，那時過於追求理論表述的嚴謹性，文字比較晦澀，有些話的定語也很長，他很理解作為一個市長，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再看這樣的東西，確實是一看就困。

　　但朱鎔基還是儘量給他的學生安排鍛煉的機會，楊鴻儒後來就到上海做過一段時間的調研，在上海市經委研究室主任的帶領下一起研究過上海市的工業狀況。】

由此可見，朱鎔基哪有學術能力和資格當博導？他又哪有時間和精力花在指導博士生上？據揭露：

【老朱這個頭一帶，全中國數以千計的官僚博導便開始湧現。不要說那些大學校長，書記，科學院院長之類，就是省長部長等也有不少粉墨登場，掛名博導。】

例如：

【大學蛻變成另一官場？政學兩界通吃的官員博導/鄧聿文 (博訊北京時間2009年6月28日 轉載)

  官員去大學弄個兼職教授、博導或者院長做做,如今已不新鮮。我擔心,越來越多的官員加入此列,大學將蛻變成另一個官場。

  最近又有兩位高官幾乎同時被大學聘為博導。一位是前最高法院院長、首席大法官肖揚,被人民大學聘為法學院博導;另一位是現任河南省委書記徐光春,被河南大學聘為博導。...】

不難看出，趙國後來的“產博大躍進”“官員博士化”、學術界蛻變成官場、學術環境惡化，皆與這種制度化的官員學者/官員博導大有關聯。

ZT 四川大學鄧曦澤組織16名研究生對國內獲得科研成果獎和科研資源的情況進行了統計分析研究，在新加坡《聯合早報》上發表了文章，指出國內學術界的合法腐敗，既充斥着大量“官員學者”的現象，他們做了統計，在第六、第七屆高校科研成果優秀獎的1738名獲獎者中，“官員學者“占939名；教育部長長江學者特聘教授891人，“官員學者”占372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首席專家1218人，“官員學者”占700人。另外他們獲得高端學術資源的比率是普通學者的33倍；無職務且不依附任何權利的普通學者，獲得資源的不及縣處級以上幹部的百分之一。並指出這些“官員學者”掌握着學界的立法權、行政權、科研成果評定權，同時又是學術工作當事人和獲獎者，成為“四合一”。最後指出不解決“官員學者”，休想改善學術環境。

鄧曦澤：學術環境不能迴避“合法”腐敗

時間:2021-07-08 07:36 內容來源:聯合早報 

這些年，中國學界累積的弊端和醜聞不算少，從抄襲、剽竊到學術生態惡化再到惡性暴力，斯文早已掃地。同時，也有許多人給出了各種解藥，有關部門也在探尋、嘗試各種改革措施。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解決問題，要抓住關鍵，這是一句口號，也是一個常識。當前學界，科研管理最關鍵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官員學者大量存在，阻礙學術環境改善。

我再次明確斷言：解決官員學者問題，是改善學術環境的必要條件。如果這個問題不能解決，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話。

迴避官員學者問題的所有科研管理改革都是耍流氓。

一、官員學者占據大量高端學術資源

官員學者，指既是官員，也是學者的學者（或官員）。他們是學界腐敗的主要群體，也是學術環境和學術生態的主要敗壞者。本文所說的官員學者，指行政級別達到正處級和以上的學者。

官員學者最重要的危害是占據大量高端學術資源，從而敗壞學術生態。筆者曾組織16名研究生，對部分年份的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這三項高端學術資源的獲得者情況作了統計，發現大量高端學術資源被官員學者所占據。

第六、七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1738名獲獎者中，官員學者939人。2010年至2015年的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891人，官員學者372人。2010年至2015年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1218項，負責人（或首席專家）1218人，其中官員學者700人。三者合計，總數為3847項，官員學者2011人，占比52.3%；普通學者1836人，占比47.7%。

由於官員學者占比不超過30分之一，他們獲得高端學術資源的比率，至少是普通學者的33倍。如果再把副處級幹部和某些依附於權力的學者排除在普通學者之外，完全無職務且不依附於權力的普通學者獲得高端資源的可能性，恐怕不足處級及以上幹部的100分之一。

雖然不排除官員學者在成為官員之前，其學術能力可能高於普通學者，但他們成為官員後，一方面將大量時間花在政務上，學術投入必定大幅減少；另一方面，獲得高端資源的概率明顯增加，這就很難迴避以權謀取高端學術資源的嫌疑。

二、官員學者的特徵與危害

在目前制度下，官員學者是合法、合規、公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不是腐敗。實際上，若把通常的學術腐敗稱為顯性腐敗，官員與學者不分便是隱性腐敗。

人們對學界顯性腐敗深惡痛絕，但實際上，學術腐敗和學術環境惡化的罪魁禍首不是顯性腐敗，而是隱性腐敗，即“合法”腐敗。

從法理上看，官學不分肯定是腐敗，因為它違背了現代政治的分權原則。由於官員學者可以行使多種權力，使得他們的集權程度超越了政治權力的“三合一”（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合一），成為“四合一”。

他們既掌握學術界的立法權（即制定學術標準），也掌握行政權（即組織協調學術標準的執行，如設定各種項目、評獎並組織相應的評審會），還掌握司法權（即行使學術權力，包括參與審查學術作品，鑑定其質量如定級、評獎，也就是“裁判”），同時還是學術工作的當事人（即還要以學者身份申請項目、獎項等，也就是“運動員”）。

正如阿克頓所言：“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因而，這必然導致寡頭學術、權貴學術。所謂的“學閥”“學匪”，指的就是這批人。

比較而言，黨政官員只掌握政治權力，他們若要腐敗，還須用權力去交易。但是，寡頭學者的集權程度遠遠超過政府官員，他們甚至連行賄受賄這樣的交易手段都不需要（因而看起來沒有腐敗），就可以一起瓜分優質學術資源，剩點殘羹冷炙去安慰普通學者。

三、不解決官員學者問題，休想改善學術環境

除了統計數據和理論分析，作為浪跡學界多年的學術個體戶，我所觀察和親歷的所有學術場合和學術資源分配，都被官員學者主導和把持，普通學者的話語權很小。普通學者要想獲得學術資源，尤其是優質學術資源，常常須要投靠學界的權勢人物，獲得後者的幫助，但代價是喪失學術獨立性。

尤其是許多大學，特別是好大學的編制越來越少，合同制甚至“非升即走”的合同制越來越多，青年學者面對的競爭和壓力越來越大，生存穩定性越來越差，生存焦慮越來越重。為了在學界活下去，許多青年學者不得不進入某些圈子，依附於各類學術權貴，如自己的導師（當然還得看導師是否有勢力）、領導（很常見）、學界大腕即學術寡頭（也常見）。

我見過太多的學者（不只是青年學者）依附於權貴。例如，選擇博導，優選領導；選擇博士後合作導師，更看重合作導師的人脈資源而非學術能力；寫論文、申課題，都是看什麼應景，能多快好省地出成果，就做什麼。這有什麼學術獨立和自由可言？上述現象，是我認識的好多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親口告訴我的。

但是，他們的理由——“要活下去”“要生存”“要保飯碗”“要評職稱”，讓人很難指責。對此，我除了感到同情和無奈，更多的是悲哀。同時，我也看到，太多的官員學者即寡頭學者，籠絡或驅使下級、學生和投靠者給他當學術長工或短工，活是別人幹的，他們卻獲得主要收益。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近些年來，學界風氣越來越糟糕，越來越浮躁，越來越急功近利，能堅守的人越來越少。在這種情況下，雖然學術GDP增速很快，文章、課題、著作大量產出，但質量實在堪憂。這是我和一些學界同仁的共同感受。

說近一點，當前中美之爭，科技是核心競爭力。說遠一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科技突破是關鍵。再說宏大一點，中華民族要為人類文明作貢獻，學術進步也是最重要方面。

要提升國家科技競爭力，只有靠學者，而且主要靠普通學者而非官員學者。其中，青年學者是生力軍，甚至是主力軍，因為學術創造力與年齡密切相關，人過中年，創造力便會大幅萎縮，這是常態。愛因斯坦40歲以後，也沒什麼創造力。因此，關心、幫助青年學者，並且在制度上予以保障，是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

要想為學者尤其是青年學者創造良性環境，一個必要條件是實現官員與學者的分離。要實現官學分離，很簡單，只須做到四點：

第一，一定級別的官員不得以第一申請人（即項目負責人）的身份，申請省部級及以上的科研項目，但可以作為非第一申請人。

第二，一定級別的官員不得以第一申請人的身份，申請省部級及以上的科研獎勵，但可以作為非第一申請人。

第三，一定級別的官員不得以第一導師的身份，指導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尤其是不能指導博士研究生，但可以作為副導師。副導師制度現在就有。

第四，一定級別的官員不得作為專家，參與一切評審和鑑定。

上述四條措施，簡單、明了、嚴格、剛性、易操作。

補充規定：上述規定並不禁止官員從事專業技術工作如教學、科研、臨床醫療等。如果官員出於學術興趣而非追逐利益，可以作為非第一申請人參與項目（其餘同理）。本來，此補充完全蘊含於上述四條中，但為避免誤解，特予申明。

只要做到上述四條規定，就能實現官學分離。雖然官員還擁有一點學術權力，但影響力較小。只要做到上述四條，就可以杜絕不搞學術的官員迅速成為學者甚至“學術權威”的可能。

不管領導和有關部門如何三令五申，只要不能實現官員與學者的分離，就無法消除寡頭學術的溫床，不論學術GDP多高產，中國學術都絕無希望。權力似乎很強大，但有時候它也很渺小，它連禁止炒作高考狀元都做不到。

沒有什麼比規律更強大。

作者是四川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