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天，鄭州下了一場讓全國人民揪心的特大暴雨。根據氣象台的觀測，三日累積平均降水量449毫米，其中20日16-17時鄭州本站降雨量達201.9毫米，創新中國有氣象監測以來歷史極值。
現在人們在描述極端天氣時越來越喜歡用“千年一遇”。2005年河南南陽特大暴雨，當地媒體稱”千年一遇“，最後被《中國青年報》質問了一次，2010年吉林永吉特大暴雨，當地很精確地稱是“1600年一遇”。
對於這次暴雨，一開始央視說是40年一遇，晚上媒體開始說這是“千年一遇”，到了第二天早上，河南省某部門又升級為“5000年一遇”。本來“千年一遇”就夠不嚴謹了，那“五千年一遇”當作何解釋？言外之意就是大禹治水以來，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暴雨了？
一番操作下來，連中央氣象台首席預報員陳濤都看不下去了，他在21號新聞發布會上直言不諱表示：我國目前有嚴謹氣象記錄的時間僅70 餘年，這段歷史時期的數據，是無法支撐起用 “百年一遇”甚至“千年一遇”來描述極端降雨的說法的。
（陳濤說無法判斷這是否是“千年一遇”）
眾所周知，我國東中部為季風氣候區，河南地勢西高東低，第二三階梯分界線縱貫南北，更容易出現極端降雨現象，歷史上多次發生嚴重洪災。就拿河南鄭州及其附近的地區來說，從清乾隆年間至民國的200多年間，黃河決口、造成巨大人員傷亡的駭人聽聞災難，就有20多次，其中以1761年、1843年、1855年（黃河改到現今河道）、1887年和1933年五次為最。
其中水量最大的1843年洪災徑流量達到3.6萬m3/秒，創下黃河歷史上最高記錄，大水淹沒40多個州縣，清政府為了賑災花去了當年財政收入的15%，而本次暴雨過後，7月21日鄭州花園口流量3650m3/秒，僅為當年十分之一；死亡人數最多的1887年洪災，人數達150萬左右，黃河從鄭州十堡決口，吞沒整個中牟城，達到開封時洪峰仍高達數米，當時有人作詩：“濁浪排空倒山嶽，須臾淪沒七十城。蛟龍吐霧蔽天黑，不聞哭聲聞水聲”來描述洪水慘狀，黃河決口過了兩年才完全堵上，這也是中國歷史上受災最嚴重的一次洪災。
本次鄭州暴雨雖然創下單小時降水記錄，但是看一場暴雨的嚴重程度，不能只看某短時間的瞬時降水，就像考察一個公司，不能只看它某一天的利潤。從整場降水的嚴重程度來看，本次特大暴雨，顯然跟明清近世的氣象災難無法相提並論。究其原因，是城市化和移動傳媒的發展，把災難的嚴重程度放大了。
就是新中國成立後明確的氣象監測，比鄭州7.20暴雨還嚴重或類似的極端天氣，也隨便也能列舉出幾個例子來：
1958年7月河南三門峽至鄭州之間連降7日暴雨，其中降雨最強中心澠池縣仁村，24小時降水量達650毫米，花園口洪峰達2.2萬m3/秒，是昨日洪峰的6倍，洪水衝垮了黃河鐵橋，京廣線中斷14天，淹沒村莊1700多個，耕地300多萬畝；
1975年8月河南中南部特大暴雨，在暴雨中心駐馬店，最大6小時雨量為830毫米，最大24小時雨量為1060毫米，3日降雨量為1605毫米，分別是本次7.20暴雨的2-3倍；
（1975年駐馬店洪水）
1978年5月26日廣東西部特大暴雨，暴雨中心陽江西北部13小時降水736毫米，其中6小時降水達619毫米，是本次7.20暴雨的2倍；
1995年8月初河北石家莊特大暴雨，3日晚22時至5日上午8時之間，34小時降雨量達651毫米；
1998年7月21日至22日，湖北武漢特大暴雨，漢陽24小時降雨量532毫米，漢口達434毫米；
颱風頻發的台灣省，特大暴雨更是頻頻出現，最近四十年24小時降水量超過800毫米的降雨就有5次，其中最大降水記錄是1996年的賀伯號颱風帶來的降雨，24小時降水量達1748毫米；
這次颱風在福建登陸後，摧毀房屋7萬多間，死亡和失蹤人數超過500人，繼續北上至河北太行山又形成大暴雨，並導致泥石流，中國大陸累計受災人口4600多萬，經濟損失652億；
眾所周知的2009年莫拉克颱風導致的降雨也達870多毫米，造成台海兩岸死亡人數近500人，其中高雄縣小林村被夷為平地，381人死亡。
深受大西洋颶風禍害的美國也經常出現極端天氣。1947年6月22日密蘇里州的Holt，1小時之內降水305毫米；1889年7月18日Rockport，130分鐘之內降雨483毫米；1935年D'Hanis，165分鐘降水559毫米。南亞季風地區更是豪雨連連，印度乞拉朋齊1974年曾經創下4日內降水3721毫米的記錄，孟加拉國也經常一場暴雨後，全國一片汪洋大海。
所以，鄭州暴雨雖然降水量很驚人，是罕見的極端天氣。但是無論是在世界範圍內，還是中國，還是中國北方；無論是小時降水量，還是單日降水量，超過鄭州7.20暴雨的案例並不少見。
（澳大利亞國家氣象局關於全球極端降水記錄的統計）
也有人很專業地解釋說，“千年一遇”不是說一千年才發生一次，而是指氣象發生概率是千分之一。那麼新中國成立72年來，7.20暴雨類似極端天氣，在鄭州或它的周邊就發生了三次，用“千年一遇”形容不是違背概率基本原則了嗎？是不是該修改一下分母了？
那麼為什麼有人熱衷於渲染這個水災是“千年一遇”呢？除了看熱鬧不嫌事兒大之外，還有甩鍋給老天的嫌疑：這個天氣是“千年一遇”的， 淹死一些人、城市一片汪洋也是難免的，用胡總編的話來說是：“極端天氣導致的必然結果”，就沒有人為的責任了。那麼果真是這樣嗎？
第一，7.20暴雨之前之前的24小時，鄭州已經下了超過150毫米的特大暴雨，20上午又發布紅色預警，白天仍會出現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按照中國氣象局制訂的《氣象災害預警信號發布與傳播辦法》，紅色預警出現應該“停止集會、停課、停業”，“政府及相關部門按照職責做好防暴雨應急和搶險工作”，並且郊縣滎陽鋁廠已經因為被淹沒而發生爆炸。面對這些信號極強的預警信息，為什麼政府沒有做出停止上班、地鐵停運、容易積水路段限行的預防措施？
筆者曾經歷北京2012年的7.21特大暴雨。那次北京的應對，跟這次鄭州儼然很類似，導致了79人死亡的慘劇。然而，經過了這場災難，北京充分吸取了教訓，每逢大雨就做好充分準備。
以今年7月11日暴雨為例，北京市政府提前一天通知全體市民實行彈性上班方式或在家辦公，部分地鐵關閉，公交車停運。筆者那天晚上從海淀區西二旗回家，發現容易積水路段全部被市政人員用路障堵上，並有工作人員在現場指揮提示繞行。這明顯是做足了預案，認真對待。
而鄭州200毫米降水時段結束後，恰好逢下班高峰，被困在地鐵內的人員絕大多數下班回家的員工，如果事先採取防範措施，很多災難會不會得以避免？
第二，鄭州地鐵17：21分開始因進水停運，乘客們足足在車廂內被關了近4個小時，到21點多救援人員才趕到。這期間乘客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政府熱線也打不通，最後12人因為缺氧和失溫死亡，這其中又有幾分是人禍？地鐵公司自17日就接到防汛通知，應急撤退做的這麼差，是不是該反思檢討？
（浸泡在水裡的乘客）
第三，鄭州市區路面發生多處發生塌陷，自媒體視頻顯示，不少路上行人掉進塌陷深坑，這也是導致傷亡的一個原因。這其中是不是路基質量不過關？2018年，鄭州提出投建設“海綿城市”的目標，其近期規劃為到2020年項目投資534.8億元（其中道路投資137億，綠地投資139億，水系投資138億），這534.8億巨額投入此次又是否發揮了作用？
（上圖：鄭州“海綿城市”規劃；下圖：汽車掉進塌陷路面）
第四，隨着城市化，原來農村的河流、溝渠大量被堵塞，甚至填平，這就意味着失去泄洪的毛細血管，鄭州市區泄洪通道除了地下管網外，就是21條河渠，而其中部分被不同程度堵塞，導致無法泄洪。這是否是人們無序生產經營和城市化的一個惡果？
我們也應該看到，災難發生後，河南官方救災搶險有很多值得稱讚的表現，鄭州市民的自救能力和高尚品格，更讓人感動。這一切都體現着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文明的巨大進步。
然而，不要輕易說什麼“百年一遇”、“千年一遇”、“歷史罕見”，老天沒有嘴巴，但是人在做天在看，不要隨便把責任推給老天，這是對人民的不負責任，是對逝去生命的不尊重。我們的救災成績要充分肯定，災難發生的原因也要檢討，畢竟這個社會的每個公民都不是多餘的。
（註：以上黃河氣象和水文資料均引自水利部黃河水利委員會編纂的《黃河志》，裡面有豐富的河南省極端天氣和氣象災難的記錄。）
Original 小暉 小暉有思 7/22/2021
其實我們的媒體們曾經也有過很勇敢的時候，我相信那應該是他們的高光時刻，至少16年前的媒體是這樣的。
16年前，也就是2005年，同樣是河南發生暴雨，當時提出了千年一遇這麼個說法，面對這樣的說法，《中國青年報》看不下去了，遂拍案而起，提出了這樣的要求：
通過搜索網絡可以發現，中青報的這篇評論就是寫於2005年。
不得不承認，當時媒體能提出這樣的質問，並不需要太多的勇氣，更多是寬鬆環境下的自然產物。這麼犀利的質問，這麼尖銳的評論，哪怕過了16年，依然可以讓我們看到當時媒體的風骨。
這樣的風骨要怎麼形容呢？我個人認為，這種風骨就是媒體人對公義的堅持，他們始終相信，不管是什麼原因，總要讓人有道理的地方，道理是越辯越明的，扣帽子只會把事情越抹越黑。
如果我們希望公眾是明事理的的，那麼媒體就必須儘可能告訴我們真相，並將選擇和評判的權利交給公眾自己，媒體則在除了全面客觀的報道以外，也要從道德倫理的角度去加以評論，這個倫理並不複雜，就是珍惜他人生命，尊重他人尊嚴，並且讓每一個事情都能夠有個真相在，能夠符合絕大多數人心中的價值觀，真正讓這樣的價值觀超脫於利益，能跨越時代。
可見，那個時候的媒體是有擔當的，也是有風骨的，他們的血是熱的，他們也是豪情滿懷的。
可是現在的媒體人呢，我知道他們是受限於時代大環境，勇氣被鬮割了，風骨被打擊沒了，但還是忍不住要說，真相沒有了，深度沒有了，底線也沒有了。
短短的十六年時間，媒體真的是大變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