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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事件”，被忽視的三個根本性問題
新少數派 2022-06-16 17:00 Posted on 河南 ZT https://mp.weixin.qq.com/s/d2Yx3mpNz8eDL5630F1Lww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先知書店店長薦書 Author 先知書店 最近，發生在唐山某燒烤店的幾名男子故意傷害無辜女性事件，持續引發了輿論海嘯。跟以往同類“熱點”相比，這件事有三點不同尋常之處： 第一，事件發生後，民間和官方罕見地迅速達成共識，並共同聲討。比如，《光明日報》第一時間發文：“這樣的環境，出現一群人格和智商上的雙重垃圾，奇怪嗎？” 第二，除了輿情洶湧，婦聯等組織，演藝界徐克等人也紛紛發聲。就連澳門最大的黑社會頭目尹國駒也看不下去，公開譴責唐山打人惡霸“以如此暴烈手段毆打女性，完全是泯滅人性。”此事觸碰底線之程度，可見一斑。 第三，對政府“從嚴從快從重”的處理方案，很多人陷入了糾結：在感情上支持，但理性上深知，“法律必須被信仰，否則它將形同虛設”。這種“運動式”的方式，不但治標不治本，還會削弱法治，強化人治。 就目前的洶湧輿情和各方表態，這件事大概率的結果似乎是：重判涉案人員，甚至挖出背後的保護傘，還受害者和社會一個公正。然而，這件事難道真的只是“法治的失敗”嗎？ 就當下的經濟社會形勢，這件事之所以如此不同尋常，其實原因也很簡單：大家都明白，它看似偶然的個案，但實際上是司法、經濟、社會3個根本性問題的綜合症，稍微學術點說，這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仍在經受的磨難，而且，如果系統繼續惡化，個案很可能成普遍，磨難很可能成災難： -1- 根本問題一：人治“背鍋”， 拯救不了“形同虛設”的法治 司法出了問題，無疑是人們對這件事的第一反應。然而，司法只是非常專業的立法、執法嗎？美國哥倫比亞大學中國現代史博士徐小群教授，在研究中國司法改革的《現代性的磨難》一書指出，司法是衡量文明社會的標尺，近代史上，司法改革的失敗是中國現代性的磨難。因為，司法首先是權力如何分配、如何運行的問題，或者說是政治問題，其次才是解決各種衝突常態化的工具。 然而，唐山這件事發生後，一夜之間，舉報、伸冤充斥網絡，這不是司法的勝利，恰恰相反，是司法的失敗——平日有多少權力保護下的涉黑活動，讓司法形同虛設，有冤不敢伸，最後要靠政府發起的運動式執法才敢集中舉報。
-2- 根本問題二：經濟不放開， 長期失衡的社會秩序無法平復 “唐山事件”中的幾個流氓混混，當然可恨可憎。然而，並不是所有人一生下來就甘願墮落，更值得關注的是批量製造這類人的環境土壤。 遠的歷史不說，透過吳敬璉先生的《中國經濟改革進程》一書不難發現：歷次“嚴打”，是因為盲流、黑社會嚴重擾亂了社會秩序。但進一步找原因，80年代的嚴打，是因為當年“上山下鄉”的青年返城後沒有工作；90年代是因為大量下崗人員嚴重的失業問題。相反，市場經濟發展最迅速的21世紀前10年，“嚴打”就很少。 事實上，市場經濟和法治社會是現代性的雙翼，人類迄今還沒有一個法治昌明，但市場經濟卻非常落後的地方。
-3- 根本問題三：無視社會變革， 更多的“唐山事件”只會接連上演 這次唐山事件讓人無法理解的是：現代意義上的司法改革，1901年-1937年，晚清、北洋、民國都搞過，市場經濟中國也已經四十年了。今天居然還能發生這類挑戰底線的惡性事件。其實，經濟、法治，甚至政治制度的改變相對都容易，而“社會”卻很難短時間改變。以至於“超穩定結構”“國民性”才成了經久不衰的議題。 什麼是社會，為什麼“社會”的變革長期滯後於經濟和政治？透過台灣大學梁庚堯的經典之作《中國社會史》：“社會”既是政治、經濟的副產品，但涵蓋範圍更廣，包括了組織結構、法統規制、階層社群、精神信仰等一系列塑造“國人最終行為邏輯”的因素。
因此，在法治、經濟之外，更深入地去了解“階級關係、 社會流動、 戶籍制度、 教育”等塑造、影響每個人（無論是惡意傷人者、還是被害人）參與、組織社會生活的方式。 比如，書中就提到，在中國元朝，不僅社會流動是幾乎靜止的，連教育機會、階級關係也都被嚴格禁錮，大多數人都被編入固定的戶籍，職業終身不變；而與之相對，中國現代社會無疑享受了無與倫比的自由與活力，然而，正是由於傳統社會根基幾乎“從未被撼動”，才導致“封控管理”、“被賦紅碼”等現象時有發生。 當然，書中還專章介紹了不同歷史時期的“涉黑組織”，比如，宗教團體、秘密會黨，是如何滲透社會，並分割政府權力，以及為何最終避免不了被利用或剿滅的命運。因而，透過《中國社會史》，我們儘管不能改變困境，但能更深刻、系統地理解現實。 
羅翔老師說：沒有憤怒，就沒有正義。但是，眼下比憤怒更重要的，是我們看待熱點的視角和深度。因為如何看待熱點，不只是認知問題，而是如何抵禦中國特有的“現代性磨難”，從而真正走出蒙昧，駛出中國“歷史三峽”的世紀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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