訃告通常都是關於死者生前成就與優點的文字。撒切爾夫人的成就不容否認。她是右派的“當代君主”：她崛起於保守黨危機四起之際，控制住變化中的政治元素且重組了它們。她徹底改造了政府、黨派政治和英國經濟。她建立了新自由主義治國方略的一種形式，這種制度從內部看來幾乎堅不可摧。 但是這樣來談論撒切爾夫人的成就本身就已經暗示了訃告形式存在的問題。她最大的成就也是她之卑鄙和不可饒恕的原因。她的能量、 她的冷酷無情和她的政治詭計被用來達成如此偏執、如此階級至上的目的，以至於人們很難佩服她的這些品質。回顧她掌權的那個年代留下的殘骸，你很難不因恐怖而目瞪口呆。 集中注意力在撒切爾夫人的優點和成就上還存在一個誇大單個領導人作用的危險。撒切爾夫人的成功不僅有賴於以小資產階級和“新中間階級”為軸心的大眾與商業界的廣泛結盟，而且有賴於一系列從大眾媒體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力量。她的優勢多半來自於其對手們的弱點、分化或徹頭徹尾的懦弱。 不過，我們不能否認撒切爾夫人的領導能力。因此，本着研究敵人以便將來能更好地打敗敵人的精神，這篇訃告將密切關注把撒切爾夫人打造成戰後最成功政客的那些因素。 ****** 撒切爾夫人生前把自己視為富人的一員，為富人的利益而鬥爭，死的時候被看作統治階級完全認可的一名成員，有金錢和貴族頭銜為證。當然，她被視為小資產階級反對派的代表也不無道理。她的父親曾是一名自由黨政客，在戰後敗給了崛起的工黨；他經營着兩家雜貨店，她曾經住在其中一家雜貨店樓上的公寓裡。 那時候還名叫瑪格麗特·羅伯特斯的她是一個“奮鬥者”，用現在托利黨領導層的說法。她在簡歷上有一長串課外活動，這些課外活動她年紀很小時就開始了。她僥倖得到牛津大學的獎學金，是因為另一個學生申請的失敗。她拿到了一個二流的理學士學位，找到了一份從事研究工作的化學家職位，然後在一次商業聚會上結識了反對社會主義的百萬富商丹尼斯·撒切爾。他在1951年娶了她；從那以後，他一路支持她在政治上和職業上的抱負。在她當選國會議員後，他出錢讓她學習成為專精稅法的律師，這使得她後來能夠晉升前排成為托利黨的財政事務發言人。是在她丈夫和廣大商業界的支持下，她才得以在希斯年代【1】的低谷中成為保守黨的黨魁，並進而成為英國戰後最成功的首相。 她的一生就是她在進攻性和競爭的熱情驅使下不斷向上攀爬階級階梯的過程。這種經驗給予她打造自己作為“精英制度”的開路先鋒提供了素材，而她也會習慣性地反覆提及“精英制度”的要點。比如，當被問及她對文法學校的支持時，她會說，她自己的晉升只有在一個識別和獎賞才智之士的教育系統中才能實現。 也許，我們可以輕易地說：她的一切成就都要歸功於她的婚姻給她帶來的奢華財富。但是，這麼說不過是在說：沒有人的成功是“獨立奮鬥”出來的；一切成就最終都是在協作勞動的基礎上獲得的；個人的才能離開了有利於其發展的結構將一事無成。換句話說，那不過是說：精英制度是扯淡；但是我們早就知道這一點了。否認她的能力和能量的作用的話，我們會被視為對死者不敬，同時也是低估了她。 撒切爾夫人的一個主要強項來自於她清晰的思路。但是這不是在說她的思想在總體上具有連貫性。被冠以“撒切爾主義”的大量的、複雜的思想論述在連貫性上並不突出。雖然如此，她的思想在基礎上存在一個從伯克【2】和哈耶克（Hayek）處得來的、非常簡單明了的“自由市場”哲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牛津讀書時她讀了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且為之神魂顛倒。這本書，加上不那麼反社會主義的小冊子比如科爾姆·布羅根【3】的《我們的新主人》，形成了她知識構成的基礎。 在自由市場右派歷史性的大失敗中，這些理念給予其捍衛者們信心和歷史性的目的感。他們宣稱：新的“社會主義”政權必然是無理性的。只有市場才能有效地整合分布在數百萬人群中的知識碎片，且通過價格信號來交流。政府取代市場的唯一途徑是通過中央權力機構來集中處理一切知識和重要的決策。這一做法不僅徒勞無功而且專制。事實上，這一做法是暴政的開端，是撒切爾夫人之流發動戰爭反對的“漸進的社會主義”的根源。 雖然她華而不實的辭藻可以被輕易地嘲笑，嚴肅對待撒切爾夫人的思想會讓我們得益匪淺。奧巴馬總統讚美她為自由的捍衛者，然而她幾乎每遇到一個獨裁者就一見如故地希望施以援手：皮諾切特【4】、蘇哈托【5】、甚至于波爾布特【6】（當時紅色高棉正在發動一場戰爭意圖重新控制緬甸）。她拒絕承認非洲人國民大會【7】能夠治理南非，因為它是一個“恐怖主義的”組織；她至死都堅持認為：皮諾切特為智利帶去了民主。 不過，在撒切爾夫人的思想中，所有這些都是連貫的。自由首先是市場和公民花錢的能力不受政府干涉的自由；民主就在於市場上存在的大量選擇中。侵犯任意一條，即便是以選舉產生的政府的名義，都是專制的開端。正如哈耶克本人在他的著作中不斷說明的那樣，這裡邊的邏輯在於：民主不過是一種臨時的善，就其能教育公民接受自由市場和“法治”而言的善。和撒切爾夫人一樣，我們可以證明：哈耶克本人會喜歡上皮諾切特，他寧可要一個“自由主義的獨裁者”也不要一個什麼自由都沒有的民主制度。 無論如何，這些就是撒切爾夫人在保守黨地方會議上傳播的教條；她給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多次被選為國會議員候選人，後來在1958年，她被空降到芬克利（Finchley）區的保險席位上。作為國會議員，總體上她位於保守黨國會議員的右翼。在某些方面，她表現出傳統的專制主義色彩，比如她投票支持在學校恢復“用樺條抽打（學生）”的處罰；她投票反對廢除死刑（甚至她丈夫都覺得此舉“野蠻”）。在另一些方面，她表現出社會自由主義的姿態；比如她投票讓同性戀和墮胎合法化。始終如一地，她倡議減稅和自由市場，在哈耶克模式下她抨擊高稅收是“不僅朝向社會主義，而且朝向共產主義”（前進的）一步。 然而只是擁有這種知識基礎、這種能力、這種內驅力，都還不夠。撒切爾夫人需要一種能夠普及這一思想的方式，以及一個獨一無二的機遇。是戰後體系的危機和對手們混亂的弱點幫了她的忙。 ****** 以諾·鮑威爾【8】是撒切爾夫人將要強征的、為新右派探路的人。此人是右翼知識分子和布萊克區的托利黨國會議員。他在六十年代中期以來在政壇試着扮演一個有點種族主義的預言家角色，且取得一些成功。他警告說：來自英聯邦國家的移民將會弱化英國本土的文化。他堅稱：他的預言和生物學上的人種無關，主要着眼於文化的衝突。他的新形右翼民粹主義的實驗，混合了防禦性的白人民族主義與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已經表明：儘管不捍衛福利國家會帶來不便，保守黨人依然可能贏得民意基礎。 他的主題後來成了她的主題。例如，撒切爾夫人臭名昭著的關於老百姓害怕被移民“淹沒”的評論，其赤裸裸訴諸偏見的手法廣為人詬病。同樣惡劣的是她訴諸文化、把文化作為對抗的主戰場的說辭：是“英國人”“為民主、法治做了這麼多貢獻，在全世界做了這麼多實事”，但是卻被“文化不同的人們”威脅到了。這是典型的鮑威爾式主題；她後來說：他提出了一個有效的論點，雖然有時用詞不當。同樣地，她把“不列顛性質”與市場、法律與秩序、低通脹、“強勢英鎊”等等聯繫起來的方式表明：她從鮑威爾那裡學到了許多東西。但是鮑威爾只是一個過客；他很快就被邊緣化了，雖然他的政治話語被保守黨內一個重要的新右派分子接管且被恰當地馴化了。 英國資本主義同時也是其主要黨派保守黨的一次嚴重危機給了新右派一個機會。從六十年代以來，英國經濟長期的問題累積成嚴重的危機：利潤率下降，各行業指望政府去嘗試控制工資上漲的趨勢。工會代表的普通會員運動，那些沒有正式官職的工會成員也可以發出臨時通知帶領工人罷工，標誌着工會管理日益增長的危機。投資人投資的權利、經理人管理的權利都遭到了衝擊。 1966年再次當選的威爾遜【9】政府試圖通過立法來嚴厲打壓罷工的權利，但是保留社團主義【10】模式讓工會領袖在集體談判和經濟政策中扮演一定的角色。但是他們失敗了。1970年當選的希斯政府企圖使用相同的辦法，通過了《勞資關係法案》，結果發現該法案造成自1926年以來從未見過的大規模工會活動。其政策破產了，政府被迫放棄了一切零敲碎打的走向更自由的經濟政策的企圖：他們不得不增加政府開支、國有化勞斯萊斯、在工業領域動用絕對權力。在少數幾項成功縮減開支的政策中，有一項是：政府拿走了英國學生的免費牛奶。作為當時的教育部長，撒切爾夫人對此項政策負責，雖然看起來她並不支持該政策。 與此同時，1973年石油危機和1974年全球經濟危機都加速了政府的倒台。工會在占上風，大眾運動在獲得動能，作為反對黨的工黨更加左傾，首相本人不妨嚷嚷幾聲然後一瘸一拐地離開舞台。1974年礦工的又一次大罷工結束了這一屆政府。希斯提前舉行大選，問全體選民：“是誰管理這個國家，我們還是礦工們？”選民的回答：“不是你們。” 這就是有先見之明的斯圖亞特·霍爾【11】的診斷：“權威危機”。用葛蘭西【12】的話說，“權威危機”就是統治階級喪失了操縱公眾的共識達到自身目的的能力，其實質是霸權的危機，反映在每一個統治機構，反映在生產關係和意識形態關係的每一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其反映在議會政治領域上。保守黨跌倒了歷史的低點，泰德·希斯為該黨僅僅贏得了35%的選票。商業界人士越來越希望工黨執政，希望通過他們與工會的關係達到托利黨做不到的事情：提高失業率和降低工人工資。 這為反對黨右翼創造了機會。不僅如此，這還刺激了正在成形的新右派，被擊敗的陰影使得他們胸中充滿了憤怒和厭惡；這種情緒將伴隨他們度過接下來的數年。最初，新右派的領導權在另一個右翼知識分子基思·約瑟夫（Keith Joseph）手上。可惜，他的政治野心因為一次演講而終結。他在該演講中警告說：人類的血統被下層階級的高出生率威脅了。這一演講被廣泛傳播，對他的政治生涯產生了災難性的後果。撒切爾夫人覺得：需要有他人站出來代表“我們的看法”，不如她自己好了。 ****** 誇張的口音、緩慢、 笨重的元音和（偶爾被一臉苦相軟化的）殭屍般的眼神使得她不是太有魅力，不過撒切爾夫人依然被認為是高智商和富有激情的。在她成為保守黨黨魁後，丹尼士·希利（Denis Healey）【13】把她稱作“特權階級的激情女士（La Pasionaria of Privilege）”【14】，借用了在西班牙內戰中煽動抵抗運動的那個西班牙女共產黨員的外號。這個稱謂既是一種恭維，也是一種侮辱。此外，她擁有基思·約瑟夫不具備的能力：那種把哈耶克和米爾頓·弗里德曼【15】的抽象的、甚至有點可笑的市場教條轉化成政治常識語言的能力。儘管其貝爾格拉維亞【16】口音矯揉造作，她依然被認為是“平易近人”的。 比如，在解釋政府縮減開支的必要性時，她堅持說：政府不是什麼特別複雜的東西，就像一個家庭或者一家街角的便利店一樣：你不能入不敷出；如果經濟狀況不好你就必須節衣縮食。她那關於經濟緊縮之後以往的好日子才會回來的承諾和大眾文化中最傳統的元素相呼應。她極為巧妙地把自己和所謂英國的“勇氣”聯繫在一起，在福克蘭群島【17】的冒險中她象徵性地讓英國重新獲得某種久違了的帝國的榮耀。她在政治上的表現也是很精明的。把自己打扮成對這個民族充滿關切但是很現實的總幹事，她觸動了英國中間階級文化中受虐狂的層面：她說，事實上危機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我們對自己太縱容、太溫和了。悔恨吧，人們：我們必須先贖罪，然後以往的好日子才會回來。 在1979年選舉前後，她詳細說明了這一要旨。不論英國經濟如何糟糕、不論她的政策造成何等的社會混亂、失業率如何直線上升，她始終不渝地堅持她的口號。她說，英國經濟不會復甦，除非工業有競爭力，除非罷工結束了，除非工人們不再要求高工資（而找不到工作）。她以汽車工業為例說：市場需求沒有下跌，但是市場需要的是越來越多的進口而非英國生產的汽車。英國經濟的困境要歸罪於幾十年社團主義政治的失敗。政府堅持挑選贏家的做法已經產生了一系列“跛腳鴨”項目。工會敗壞了工人們，他們鼓勵工人罷工，他們提高了工人的勞動力價格，他們惡化了冗員現象，導致了生產的低效和高成本。 但是辦法是有的：讓市場規律來起作用；讓經營不善的公司倒閉，讓好的公司發展更快；讓努力工作的和有創新精神的繁榮發展。這樣做的話用不了多久經濟會出現增長，就業也會增加，生活水平會得到提升。用這樣一套說辭，撒切爾夫人提供了一個結論，這一結論清楚和直觀地與一套“常識”的解決方案、一套能引起共鳴的價值觀念聯繫起來，並且也利用了她的政敵的某些分歧與弱點。她知道工會的領導人們不打算發動公開的戰爭；她也知道大部分罷工停留在狹隘的、“經濟-社團（economic-corporatist）”基礎上。她還知道：工會的團結行動在減少，對左派的支持在直線下跌。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她才能夠說：罷工群眾與其說是在幫助他們的工友，不如說是在傷害他們。 在關於公共開支和福利的問題上，撒切爾夫人的說法非常微妙以至於人們很難記住。她當然相信：政府需要比那時候的要小的多，應該和經濟的規模相當。在初期，她取消了政府對價格和收入的控制，和社團主義決裂，大幅降低收入稅和企業稅。她還認為：如果可能的話，政府應該變得更像市場；她選派商人來重組公共服務，比如在英國國民健康保險服務【18】中引進了內部市場。但是在公共辯論中，她聲稱在她的手上，英國國民健康保險服務很安全，她經常同意：適當的福利保障是必要的。 比如，她聲稱自己非常想要提高英國人的養老金，向歐洲其他國家的水平靠攏。但是要做到這一點，政府需要從“就業人口”那裡籌錢；而就業人口通常不願意在所得稅方面花太多錢。擴張福利國家的唯一方法是擴大經濟的生產基礎，從而暗示了必要的生活水準的大幅下滑以及（用她厭惡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剝削程度的大幅上升。她解釋說，要求更多的錢說來輕巧，但這錢必須從其他工人那裡來。無疑地，撒切爾夫人在操縱工人內部的分裂、讚揚“有生產力的”大多數雇員（從技術工人到首席執行官們）、貶低缺乏生產力的政府及其客戶方面非常老練。 危機的氣氛使得政府較為自由。對撒切爾夫人的極右翼的同情勢力占領了大眾媒體。媒體的頭條和專家們成功地關注工黨分崩離析的社會合同政策下老百姓對貧困、暴力和社會關係崩潰的真實體驗，從而炮製出一個“工會惡霸”掌權、“緩慢發展的社會主義”造成大規模失業的海市蜃樓。只要決策的邏輯依據永遠如此的話，經濟危機也一定不是即將上任的托利黨政府的錯誤。撒切爾夫人會愉快地說，“世界經濟出現衰退，不是我們的失誤......但是假如我們當時沒有採納那些政策來提高效率、增加產出、結束工業領域的冗員現象的話，當世界貿易再次擴張的時候，我們將無力競爭。” 實際情況是：當世界貿易再度復甦的時候，一點點的復甦苗頭和有通貨膨脹傾向的政府預算就讓她群眾基礎中那些騎牆派原諒了她的政府蠻幹造成的巨大破壞、垃圾工業、暴亂和大規模失業。托利黨以42%多一點的得票率贏得了1983年的選舉，得票率僅比1979年略低。 ****** 1983年的選舉，工黨只得到災難性的不到20%的低得票率，撒切爾夫人的政府得到機會好進行他們下一階段的議程：私有化國有公司、決定性地打敗工會，以及解除對倫敦城的管制來釋放金融領域的“大爆炸”。 撒切爾夫人階級策略的核心是：和工會運動進行分階段的作戰。其作戰方案的核心元素在1979年選舉前寫就的“芮德利計劃”【19】中已經列明了。只有打敗工會他們才能確保英國民眾接受近乎永久的大規模失業狀態，且保證低工資水平。這樣做的話還可以削弱工黨左翼的社會基礎，從而幫助英國消滅社會主義。他們同時也感覺到機遇：工會領導層對於撒切爾夫人的再次當選的反應是：擁抱“新的現實主義”，也就是說，他們覺得不可能和政府抗衡，只希望通過談判爭取最大利益。但是托利黨的領導層（那時候完全由撒切爾夫人及其派系的反動好戰分子和所謂“自力更生”的人士控制）卻在暗中準備開戰。 雖然社會總體上對工會頭頭們“控制國家”存在激怒，雖然右翼人士不斷在民眾中製造關於那個“不滿的冬天”【20】的恐慌情緒，托利黨的官方辭令非常小心地避免驚擾敵人，不讓他們意識到即將到來的戰鬥涉及的利害關係。很明顯撒切爾夫人他們想要動工會，但是他們把政府控制工資後普通工會成員拋棄“社會合同”的解放效應大加宣傳。他們強調說：工會可以愛怎麼談判就怎麼談判。總體而言，通過一系列運作（依據特徵有時候被稱作“切香腸”計劃）托利黨的官方論調讓人絲毫不覺他們打敗工會、特別是其最為好戰的左翼的計劃。 即便在撒切爾夫人攻擊罷工運動時，她也煞費苦心地指出：是公共部門的工會（那時候包括了碼頭工人和礦工、以及英國國民健康保險服務的工人和教師們）製造了麻煩。她堅持認為：問題不在於工會本身，而在於國家壟斷使得工人們具有一定程度的壟斷權力，且他們可以在短時間內動用這種權力。 “切香腸”計策意味着孤立和打擊一個團體的工人，與此同時通過激勵手段讓其它團體的工人置身事外。在幕後，政府重新裝備、做好戰鬥準備。他們通過了反工會法案，他們增加了警察的數量。這一遏製作用進一步減弱了工會間原已低落的團結傳統。同時，（暫時）還不受影響的部門獲得大幅的工資上漲，這讓工會領導們有很好的理由少管閒事。政府於是開始攻擊規模小的工會，積累一些重大勝利，然後進攻規模大的工會。在托利黨看來，礦工的工會規模最大，也最危險。他們暗地裡囤積煤礦，為運輸公司招募了不參加工會的司機，打造了移動警察分隊以攻擊工會糾察人員。他們通過法律止付罷工工人配偶的保險金，迫使工會要想辦法扶持罷工者的整個家庭。 然而一旦開戰，托利黨的說辭必須要升級好讓他們的支持者做好長期鬥爭的準備。一如往日，在這一戰鬥中，極具可塑性的“不列顛性質”主題救了撒切爾夫人的場，被她用來動員保守黨、國家機器、小生意社區、以及極右翼工人內部的支持者。她在馬爾維納斯群島衝突中用過的，她在反對愛爾蘭共和軍運動中拋售過的，關於英國的勇氣的說辭被再次使用。《太陽報》【21】和《每日郵報》【22】給她做喉舌。她爭辯說，“在福克蘭群島我們不得不和外部的敵人作鬥爭。我們必須總是小心內部的敵人，和他們作鬥爭更加困難，他們對於自由的危害也更大。”這就指向了撒切爾意識形態模糊不清的核心：其新自由主義的元素是個人主義和自由意志主義【23】；其傳統主義的元素是專制主義和民族主義。後者在鎮壓罷工運動的過程中嶄露頭角，表現為一種基於等級與服從的社會團結概念。於是，當左翼斥責右翼是破壞罷工的無賴時，右派可以嘲笑左派是叛徒。 撒切爾夫人贏了。當中有幾次危機重重。儘管工會官僚們非常謹慎，還是出現過一次草根的、左翼的、支持罷工者的行動，出現了一次廣泛的、不同部門的工人階級動員起來自衛的風潮。在某些關鍵時刻，這些團結性的行動有可能強大到能夠迫使政府在其選定的戰場上丟臉地撤退。然而，經過一年大部分時候充滿暴力與怨恨的鬥爭，許多工人的生活益發貧困，全國礦工總會【24】的抵抗土崩瓦解了。沒有任何協議，他們就放棄了罷工行動，接着政府開始解構採礦業。 撒切爾夫人當然不會忘記她欠默多克【25】的債。當他打算把報紙的工廠遷移到沃平（Wapping），打擊印刷工會的時候，她的政府、警察和這位小報所有者狼狽為奸。印刷工會長達54個星期的罷工行動被用橡皮子彈武裝起來的警察來對付，這些警察強制執行了撒切爾夫人壓迫性的反工會法。於是，1985年政府對礦工的勝利之後，緊接的是1986年至1987年默多克對印刷工人的勝利。此後他得以整合控制更多的媒體，因此這一勝利給他帶來更高的利潤和更強大的輿論力量。 ****** 在1988年，撒切爾夫人的政府開始出現問題。他們被英國國民健康保險服務的一次深得民心的罷工擊敗，內部就歐洲問題出現分化。撒切爾夫人一直認為：和歐洲貨幣掛鈎將導致不必要的通貨緊縮政策，遏制英國經濟的增長。她支持歐洲的盟友則認為：考慮到倫敦城混亂的經濟動態和英國對美國主導的股市泡沫日益增長的依賴性，和歐洲貨幣掛鈎將會穩定英國經濟。撒切爾夫人最後的錯招是引進人頭稅。但是問題不僅僅是她引進人頭稅後出現的大規模示威，以及隨後的騷亂，其中警察被兩翼包抄而一敗塗地。 只要保住民意基礎，政府總能對付大規模騷亂。問題是動盪也波及了托利黨的部分基地，在托利黨票倉的腹地，補選【26】中工黨獲得壓倒性勝利。民意測驗中，工黨甚至於獲得了超過50%的支持率。政府舉措產生的兩極分化效果，驅使很多本來支持自由黨的選民很認真地轉向支持工黨。而在撒切爾主義廣受歡迎的表面下，連她的部分基地都出現了不斷增長的憂慮。人頭稅似乎突出了大家對托利黨的一切反感：公共部門資金不足、福利減少、保護富人的利益同時打擊窮人。如果托利黨不能在短期內返回到務實的、中間派立場的話，他們將會喪失大量的民意基礎以至於讓人懷疑他們能否再贏得任何一次選舉。 撒切爾夫人咄咄逼人的姿態越來越成為包袱，托利黨最終迫使她讓位給約翰·梅傑（John Major），一個從布里克斯頓（Brixton)）來的柔和的中間派。她的時代結束了。在一個特別危急的緊要關頭，在危機的關口，她為了自己的階級站出來。她控制住一種不穩定的社會狀態，且按照統治階級的利益堅決地改造了這一社會狀態。然而一旦危機真正結束了，資本家的利潤增長和政治控制恢復了，好鬥的工會和左翼地方議會被擊潰了，並且工黨堅決地向右靠攏了，她的方法就不再有用了。曾經被視為她的優點的思路上的清晰、政治上的勇猛、策略上的靈活看來已經退化成教條和愚蠢的戰術。在大眾媒體上，她越來越像一個自大狂患者。 事實上，我認為撒切爾夫人自身內部的變化與其處境的變化不相上下。她從政壇前鋒線上撤退，接受了女男爵的封號，開始發表些古怪的演講。她主婦一樣嚴厲的容顏枯萎了。在工黨勝選的1997年，她出現在唐寧街，在布萊爾的陪同下，她凝視着一個有諷刺意味的狹長的開口，讓新聞媒體拍照。那是一個歷史性的瞬間。然而除了她作為一個中偏左的政府的“安全性”象徵的擔保人角色，保證該政府已經接受了八十年代社會的變遷之外，她看上去與其說是致命的，不如說是尷尬的。 在新工黨【27】的早期歲月里，英國航空公司決定放棄使用英國國旗，採納一個大都市的徽標。撒切爾挑釁地用一塊手帕遮住新的徽標，讓自己出盡了洋相。從那以後，她一點也沒變；只是她的老派的帝國民族主義越來越成為一種多餘。同樣的，當皮諾切特將軍將被引渡回國以反人道罪行受審的時候，撒切爾夫人堅持歡迎他、為他辯護、稱讚他給智利帶去民主。 再一次，她不過看上去卑鄙罷了。她一向支持右翼的獨裁政權。只是在福克蘭群島之爭中曾是她盟友的皮諾切特，那時候已經是被通緝的罪犯了；即便美國政府都已經為他們此前對其政權的支持而正式道歉了。 成就撒切爾夫人的危機關頭走了。作為一名有作為的政客的她也走了。 ****** 對於左派來說，現實地衡量撒切爾夫人的成就非常重要。剝奪她的崇拜者們對逝去的光榮之追憶相當有誘惑力。本着打破神話的精神，我們也許可以指出：撒切爾從來就沒有獲得大多數選民的支持；這是真的。我們也可以堅持說：她之所以贏得選舉更多的是因為她的對手太弱，而不是因為她本身的優勢；這話半真半假。我們還可以指出：她的許多政策和自布雷頓森林體系【28】崩潰之後的國際經濟和政治格局的總體趨勢一致，和其間先有智利後有紐約率先實行經濟緊縮政策一致，和緩和政策的衰亡以及反對共產主義的狂熱的回歸一致，和三邊委員會【29】建議縮減民主的報告一致。 最後，我們還可以指出：撒切爾夫人政治勝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歷史事件的偶然性。假如北海油田稍早一些被發現的話，前工黨政府也許不必削減預算，從而能夠保住某些他們當時失去的支持。假如北海油田稍晚一些被發現的話，在經濟復甦前，第一個任期內的撒切爾夫人政府將沒有進賬能夠緩解政府削減開支造成的嚴重負面影響。同樣的，假如全球經濟復甦（以東南亞作為全球活力的導引）不是發生在1982年的話，撒切爾夫人不太可能贏得連任。我們還應該注意到：她的所謂“局外人”的狀態被誇張了。她支持的總體政策路線在全球範圍內有（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到美國政府）機構的支持，且和在西德實施的“緊縮”政策一致。 儘管如此，必然的結果依然是：撒切爾夫人當政的前幾年一直經濟危機不斷，她的黨內部從未團結過，她的內閣被泄密和分裂搞得百孔千瘡，並且早期的補選和地方議會選舉都表明：她的支持在流失。但是她堅持住了。並且，她對手的實力也不應該被低估。當她首次當選時，英國就業人口大約有一半參與了有組織的勞工運動，工黨內部和地方議會上左派勢力強大。她很快給自己樹立了眾多強敵：利物浦市議會、碼頭工人、核電站工人、礦工。其中任何一個敵人都有能力以某種方式嚴重擾亂政府運作。然而她毫不退縮，勇往直前。 用馬基亞維利【30】的話說，關鍵在於，一個有作為的政治領導人在面對fortuna（即事件不可預見的後果）時，以virtù（那使得他能夠掌控那些後果的性格特徵）來應對。撒切爾夫人的virtù包括了她思路的清晰與固執，且沒有那些困擾了左翼人士的多愁善感；包括她在遭到攻擊時的政治勇氣，和對政敵弱點靈敏的嗅覺和無情的利用；包括她用日常生活的經驗來解釋常常很抽象的概念的能力；包括她對誰是盟友，對自己的群眾基礎何在（她從未停止關注她的核心群眾----中間階級的下層）的了解；包括她對對手政治和話語中＂矛盾＂的覺察能力和利用能力；而在這一切的核心，是她的勝任。 記住這一切是有益的，因為我們非常需要對敵人有正確的認識。如果對現任英國政府內閣進行類似研究你會發現：其中不存在像她那樣卓有建樹的階級戰士，更別提那些當年在她身邊的好戰分子了。現任政府並不愚蠢也不老實。迄今為止，他們在推行緊縮政策時玩的遊戲很精明。他們的＂弱點＂不過是偶發性的：只要他們沒有遇到強大的反對派，他們一點也不軟弱。但是，假如他們面對撒切爾當年面對的挑戰的百分之一的話，他們定然已經180度掉頭大開倒車了。這一事實，以及他們今天沒有面臨強大挑戰的事實，都要歸功於撒切爾夫人作為統治階級戰士的地位。 所有這一切不是在說：英國左派需要自己的撒切爾夫人。左派和右派的組織方式不同，也不應相同。我們沒有一大堆商人和智庫為我們提供資金和政策方面的專家意見。我們沒有國家機器站在我們這一邊；把左翼目標轉化成政策語言要困難得多。我們沒有媒體為我們提供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和培育大眾的支持。我們也沒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站在我們的一邊。我們不需要一個偉大領袖：我們有足夠多的小將軍們，但是沒有軍隊。 但是＂現代君主＂在葛蘭西看來並非只能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或領袖；也可以是更為民主的＂君主＂：一個群眾性的黨。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 {作者：理查德•西摩，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博士生；原文發表於《雅各賓》網站} 【譯註】： 1. 希斯年代（Heath years），其中愛德華•希斯爵士（Sir Edward Richard George 'Ted' Heath，1916年－2005年）在1965年至1975年出任保守黨黨魁，1970年至1974年間出任英國首相。 2.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年－1797年）是愛爾蘭政治家、作家、演說家、政治理論家、和哲學家，他曾在英國下院擔任數年輝格黨的議員。 3. 科爾姆·布羅根 （Colm Brogan，1902年 – 1977年）是蘇格蘭記者和作者。他的《我們的新主人》一書主題是：左派政治思想要為希特勒政治上的崛起負責。 4. 皮諾切特，全名為奧古斯托·何塞·拉蒙·皮諾切特·烏加爾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年－2006年），智利軍事獨裁者。 5. 蘇哈托（Suharto，1921年－2008年），印尼獨裁者。 6. 波爾布特（Pol Pot，1928年——1998年），柬埔寨共產黨（紅色高棉）總書記。 7. 南非非洲人國民大會（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of South Africa），簡稱非國大（ANC），自1994年5月至今是南非最大政黨、執政黨，同南非共產黨和南非工會大會組成三方聯盟，現有黨員約70萬人。 8. 約翰·以諾·鮑威爾（John Enoch Powell，1912年－1998年）是英國政客、古典學者、作家和軍人。他在1950年至1974年出任保守黨國會議員。 9. 詹姆士·哈羅德·威爾遜（James Harold Wilson，1916年－1995年）是英國1964年至1970年、1974年至1976年兩任首相。 10. 社團主義（Corporatism）或新社團主義（Neo-corporatism）在政治上指的是一種社會機制，由工會、私營部分（資本）、和政府三方的協議主導。社團主義提出了一種階級合作的形式來取代階級鬥爭，以對抗傳統以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主的工會。 11. 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 1932年生）是一位文化理論家和社會學家，也是英國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或伯明翰文化研究學院（The Birmingham School of Cultural Studies） 的創始人之一。 12.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1891年-1937年）是意大利共產黨創始者和領導人之一，20世紀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之一，其“文化霸權”理論聞名於世，關注政府如何通過文化機構來維持其權力。 13. 丹尼士·溫斯頓·希利（Denis Winston Healey，1917年生），英國工黨政治家，曾先後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出任國防大臣及財政大臣等職。 14. 多洛雷斯·戈麥斯（Isidora Dolores Ibárruri Gómez，1895年 – 1989年），外號“激情女士”，是西班牙內戰中西班牙共和黨領導人之一，共產主義者。 15. 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年－2006年）是美國經濟學家，以主張自由放任資本主義而聞名。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16.貝爾格拉維亞（Belgravia），倫敦的上流住宅區。 17. 福克蘭群島（Falkland Islands）是一位於南大西洋的群島，目前為英國海外領土。阿根廷對該群島有領土要求，並稱呼其為“馬爾維納斯群島”（Islas Malvinas）。1982年4月到6月間，英國和阿根廷為爭奪該島的主權爆發了一場局部戰爭，英國勝。 18. 英國國民健康保險服務（The National Health Service，簡稱NHS）指的是英國的全民保健制度。 19. 芮德利計劃（The Ridley Plan）是1974年希斯政府被當年的煤礦工人罷工搞倒之後保守黨國會議員尼古拉斯•芮德利（Nicholas Ridley）起草的一份報告，為未來保守黨政府如何在國有工業中和工人大罷工作戰且擊敗他們做了規劃。 20. 不滿的冬天（Winter of Discontent） 指的是英國1978年至1979年的冬天。在當時工黨政府強制實行工資封頂之後，英國出現大範圍的工會罷工。該說法出自莎士比亞劇作《理查德三世》。 21. 《太陽報（The Sun）》是在英國和愛爾蘭出版的全國性小報，其所有者為國際媒體大亨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 22. 《每日郵報（The Daily Mail）是英國一家每天出版的小報。 23. 自由意志主義（libertarian）是一種主張只要不侵犯他人的同等自由，個人應該享有絕對自由的政治哲學。 24. 全國礦工總會（NUM，The National Union of Mineworkers）是英國煤礦工人全國性工會，曾經是20世紀英國最強大的工會之一，1984-1985年大罷工的失敗和英國政府關閉煤礦的舉措摧毀了其政治影響力。 25. 魯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1931年生）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跨國媒體集團——新聞集團的主要股東，董事長兼行政總裁。他擁有英國的《太陽報》。 26. 補選（by-election ）是一種非常規的選舉，只會在議會內有遺缺時才會進行，以補回空缺議席的餘下任期。補選能夠維持議會的代表性。 27. 新工黨（New Labour）指的是從九十年代中到零零年代初期英國工黨在托尼•布萊爾與戈登•布朗領導下的時期。 28. 布雷頓森林協定（Bretton Woods Agreements）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協定。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是該協定對各國就貨幣的兌換、國際收支的調節、國際儲備資產的構成等問題共同作出的安排所確定的規則、採取的措施及相應的組織機構形式的總和。1973年2月，美元進一步貶值，世界各主要貨幣由於受投機商衝擊被迫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完全崩潰。但直至1976年國際社會間才達成了以浮動匯率合法化、黃金的非貨幣化等為主要內容的“牙買加協定”。 29. 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是一國際性非政府組織、非黨派的討論性團體。於1973年7月，由大衛·洛克菲勒建立。目的是建立美洲、歐洲和日本更緊密的合作關係。 30. 尼可羅·馬基亞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年－1527年）是意大利的政治哲學家。他是意大利文藝復興中的重要人物，他所著的《君主論（The Prince）》一書提出了現實主義的政治理論，另一著作《論李維（Discourse on Livy）》則提及了共和主義理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