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人階級在西方新自由主義【1】的政治想象中扮演的是一種類似雙面神雅努斯【2】的角色。一方面,他們被想象成資本主義全球化競爭中的贏家,擁有征服一切的力量,其崛起意味着富裕國家的工人階級被打敗了。當中國四川來的民工願意為很低的工資工作的時候,美國底特律和法國雷恩的工人對抗資本家的鬥爭哪裡會有勝利的希望呢?另一方面,中國工人們又被描繪成全球化中值得同情的受害者、第一世界消費者們內疚的根源。中國工人被描繪成逆來順受、飽經剝削的苦力。他們堅忍地賣苦,為我們製造出iPhone和浴巾。只有我們能夠拯救他們,我們要麼吸收他們巨量的出口貨物,要麼好心地組織起來向”我們的”多國集團公司倡議:要求人道地對待他們。 對於富裕國家的部分左派來說,這兩個對立的信息意味着:這裡,在我們自己的社會裡,勞工抵抗運動被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這種抵抗首先是變態和頹廢的。是什麼讓被寵壞了的北方【3】工人們,帶着他們”第一世界的問題”,向一個(靠剝削大地上的受苦者)為他們提供了如此富足的生活的制度提出更多的物質要求?無論如何,對抗如此強大的競爭壓力註定是徒勞的。 把中國工人描畫成他者–或是不幸的下等人,或是競爭的對手–大大偏離了中國勞工的現狀。遠非得意洋洋的勝利者,中國工人和西方的工人一樣面臨殘酷的競爭壓力,往往就在同一批資本家的手中。更重要的是,並不是他們的堅忍克己使得他們有別於我們。 今天,中國工人階級在鬥爭中。共產黨的市場改革三十多年了,中國無可爭議地成為全球工潮中心。雖然沒有官方數據,我們相信:中國每年有成千(如果不是數以萬計的話)起的罷工事件。所有罷工事件都是自發性(非法)罷工,在中國不存在所謂合法的罷工。也就是說,在一個平常的日子裡,中國有六七起到幾十起罷工事件發生。 更重要的是,中國工人們在取得勝利:許多罷工的戰利品是工人得到比法定幅度更大的工資增長。工人反抗行動對中國政府和資本都是一個嚴重問題。就像美國在三十年代那樣,中央政府被迫通過一批勞動法案。中國各地城市最低工資上漲的百分比高達兩位數;許多工人第一次領到社會保障金。 過去二十年在中國,工潮勢頭看漲;而單單過去兩年,工人鬥爭取得了某項質的進步。 但是假如中國工人的經驗對於北方國家的左派有什麼教訓的話,要找到這些教訓我們需要檢查中國工人面臨的那些獨特條件;這些條件是人們對中國工潮大喜與大悲的原因。 ****** 在過去二十年的中國工潮中,工人反抗運動已經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的手法。出現不公時,工人們首先找經理面談。經理們幾乎總是無視工人的要求,特別是涉及工資的要求。 另一方面,罷工確實有效。不過中國工人的罷工從來都不是由形式上從屬於共產黨、總體上由企業管理層控制的官方工會來組織的。中國工人的每一次罷工都是自發組織的,且經常和官方的工會針鋒相對;這些工會往往鼓勵工人通過合法途徑來解決糾紛。 中國的法律系統(包括工作場所的調解、仲裁,以及上法庭)企圖把勞資衝突個人化。這一點,加上國家與資本之間的秘密勾結,意味着該系統通常不能解決工人的不滿。中國的法律系統是設計來防止罷工的。 在2010年以前,中國工人罷工最常見的原因是:拖欠工資。這類罷工的要求非常直截了當:把我們應得的工錢付給我們;幾乎沒有提出比現存法律規定更高的要求。由於(企業)違法在中國過去曾經是,現在依然是普遍存在的,這類自衛性鬥爭有着肥沃的土壤。 罷工通常開始於工人們放下勞動工具留守在工廠里,或最低限度在工廠的土地上。令人驚訝的是,中國幾乎沒有使用破壞罷工的替代勞工的,因此中國工人幾乎不使用警戒線。【原注】 如果遇到冥頑不化的管理層,罷工有時升級為上街遊行。這一手段為的是針對政府:通過影響公共秩序,他們可以立刻贏得政府的關注。工人們有時向地方政府所在地進軍,有時是簡單地阻斷一條街道。這類手法風險很大,因為政府雖然有可能支持罷工者,但同樣有可能訴諸武力。即便最終有了妥協,在公共場合的示威往往導致組織者被拘留、毆打或關進監獄。 風險更高但是依然很常見的是工人進行破壞生產和破壞財產的活動、騷亂、謀殺老闆,以及與警察對峙。在大規模下崗或破產時,以上手法看來最常見。好幾起對峙發生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由於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中國出口加工業工人大規模下崗。中國工人也許正在發展與警察對抗的自覺意識(這一點下文將作出解釋)。 在中國工人抵抗手法的目錄上,最不引人注目的一點卻形成了所有其他一切的基本的背景:越來越多的流動工人已經完全拒絕了他們以往蜂擁而上的、在中國東南部地區的出口加工業那些待遇差的工作。 2004年,中國第一次出現勞工短缺。在一個擁有七億農村人口的國家裡,許多人都認為勞工短缺是偶然的、暫時的現象。八年後,很顯然,結構性的變化已經出現。經濟學家們在激烈辯論勞工短缺的原因,我在這裡就不贅述了。只說一點:沿海省份如廣東、浙江和江蘇一帶的一大批製造業做不到吸引和留住工人。 不論具體的原因是什麼,很明顯:勞工短缺使得工人的工資上漲,使得工人在市場上的力量得到增強;中國工人得以利用這一優勢。 ****** 南海的本田變速器工廠在2010年夏天掀起的罷工浪潮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從那時起,工人反抗的特徵出現了變化;這一點許多分析人士都注意到了。更重要的是,工人的要求變得有攻擊性。他們一直要求工資漲幅高過法定工資;並且,在許多次罷工中,他們開始要求選舉產生自己的工會代表。他們沒有要求在中華全國總工會外成立獨立的工會,因為那樣的話一定會激起政府的暴力鎮壓。但是堅持工人選舉工會代表的要求代表了中國工人政治要求的萌芽,雖然這一要求只是在企業的組織層次上出現。 2010年的罷工潮在南海引爆。此前,南海的工人已經在抱怨工資低和討論罷工達幾個星期之久。5月17日,幾乎沒有人知道有一個工人(事後有報道把此人化名為唐志勤)會自發地發動罷工,他所做的只是摁下緊急停工摁鈕,把廠里的兩條生產線都關掉。 工人們走出了工廠。到了下午,經理層央求他們回去工作和開始談判。當天,生產就恢復了。但是工人們系統闡述他們的要求:月工資上漲800元人民幣,普通工人工資相當於上漲了50%。 工人們提出了更多條件:要求”重組”公司在鬥爭中基本沒有給予工人任何幫助的官方工會;還要求讓兩個被開除的工人重返崗位。在談判過程中,工人們又一次罷工,罷工一星期後,中國所有本田車的裝配工廠都因為缺乏零件而關閉。 與此同時,南海罷工的新聞如星星之火,點燃了全國工業領域的工潮。中國報紙的頭條是這麼寫的:”一浪高過一浪高,本田鎖廠也爆發罷工”;”7萬人參與大連罷工潮,影響到73家企業,最終工人工資增長34.5%”;”本田工人罷工動搖了低成本製造模式”。在每一次罷工,主要的訴求都是漲工資,但是其中很多罷工也提出了重組工會的要求,這一政治上的發展極為重要。 其中一場跟風的罷工活動在戰鬥性和組織性方面特別引人注目。6月19至20日那個周末,電裝公司【4】(日資豐田汽車配件供應商)一群接近兩百人的工人秘密集會討論計劃。會上,他們決定了”三不原則”:不工作、不提要求、不選代表;且要堅持三天時間。 他們知道:通過擾亂供應鏈,鄰近的豐田裝配廠將在幾天內被迫關閉。罷工且三天不提要求,他們預計電裝公司和豐田公司的更大生產鏈將出現高額損失。 他們的計劃成功了。星期一上午,他們走出車間開始罷工,並阻止貨車離廠。到了下午,同一個工業區裡的其它六家工廠關閉。第二天,由於缺乏零件,豐田裝配廠被迫關閉。 第三天,他們按計劃選出27名代表圍繞漲工資800元的要求與資方進行談判。電裝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從日本飛過來參與談判。經過三天,最後宣布:他們贏得了整整800元人民幣的工資增長。 如果說2010年夏天的工潮其特徵是激進但是相對有序的對資本的反抗的話,那麼2011年夏天產生了兩起大規模對抗政府的暴動。 2011年6月的同一個星期,大規模工人暴動震撼了潮州和廣州城郊的製造業園區;兩地都發生了大範圍的和有針對性的、破壞財產的行為。在潮州古巷鎮,一名四川來的工人討要工錢時被揮舞匕首的暴徒和他之前的老闆殘暴攻擊。因為此事,成千上萬流動工人開始在地方政府駐地示威;他們中的許多人多年來被(與官員勾結的)雇主剝削和歧視。 這次抗議活動據說是由一個鬆散的四川”同鄉會”(由於公開的組織不見容於當局,像這種類似黑幫的組織得以迅速繁殖)組織的。在包圍了政府辦公樓之後,這些流民很快把憤怒發泄在那些他們看來歧視過他們的本地居民身上。他們燒了幾十輛車,搶了許多商店,最後政府動用了武裝警察來撲滅暴亂,還解散了當地人自己組成的治安團體。 僅僅一個星期後,在廣州郊外的增城,發生了一場更大規模的起義。一個四川來的孕婦在街邊叫賣時被警察猛推到地上。工人中立刻傳出流言說:這個孕婦因此流產了;至於她流產與否很快變得無關緊要了。 被警察的又一暴行激怒的工人們在增城暴動達數日之久,燒毀一個派出所,和防暴警察戰鬥,且隔斷了一條高速公路。據報道,廣東其它地方的四川流動人口湧入增城,參與暴動。最後人民解放軍被叫來鎮壓這一起義,他們對付暴亂分子時使用了真槍實彈。雖然政府否認,但是極有可能有一些人在軍隊平暴中被殺。 僅僅幾年時間,工人的反抗從自衛性發展成攻擊性。看似不大的事件引爆了大規模的起義,說明了普遍存在的憤怒。而沿海省份持續性的勞工短缺指向了深度的結構性改變;這種改變也影響到了勞工政治的格局。 所有這些給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以及二十多年來作為中國東南沿海地區政治經濟特徵的壓低工資的做法帶來嚴峻的挑戰。2010年的罷工潮結束之際,中國的媒體評論員們已經宣告:中國廉價勞力的時代已經結束。 ****** 但是,假如工人工資的增長是可以樂觀的理由的話,植根於他們心中的不問政治傾向意味着他們從勝利中得不到太多滿足。工人們任何公開的政治要求的企圖都會立刻被右派及其政府里的同盟粉碎;他們會召喚暴君的幽靈,問:你們真的想回到混亂的文革嗎? 如果在西方"不存在其它選項"的話,在中國存在的兩個官方選項是:無摩擦、高效的技術官僚制度(即新加坡式幻想);或者絕對的、野蠻的、極端無理性的政治暴力。結果,中國工人們自覺地服從於政府強加的把經濟要求與政治鬥爭割裂開的做法,他們提出要求,但包裝成經濟上的、合法的、甚至符合政治上荒誕的所謂"和諧"意識形態的要求。不這麼做的話,罷工將會激起政府嚴厲的鎮壓。 中國工人們也許在這家工廠可以贏得漲工資,在那家可以贏得社會保障。但是這種分散的、短暫的、去主體性的起義沒有能夠形成任何可以長期存在的反霸權組織;只有那種組織才能在階級層面上迫使政府或資本家作出改變。 結果,當中國政府真的介入且代表工人的利益時–或者在罷工談判中支持工人的要求,或者通過法律來提高工人的物質生活水平–其作為”仁慈的怪獸”【5】形象得到支撐:這個怪獸做這些事情不是因為工人們提出的要求,而是因為它關心”弱勢群體”(正如官方詞彙中對工人的指稱)。 然而只有通過在意識形態上把原因與結果分離的做法,政府才能在象徵層面上維持工人真是”弱勢”的假象。考慮到這一做法的相對成功,應該說,中國工人階級是講政治的,只不過他們被迫疏遠了政治。 不理解今日中國工人階級的社會和政治地位,我們不可能理解這一狀況是如何被維持下來的。今天的中國工人與文革宣傳畫裡的英勇、超級雄壯的工人形象相差很遠。在國有企業里,工人們從來就不是政府聲稱的”企業的主人”。但是當年他們有終身制的鐵飯碗,工廠承擔了一切社會再生產的費用,為他們提供住房、教育、醫療保健、退休金,甚至還有紅白喜事的服務。 九十年代,中央政府開始在國有企業里大規模搞私有化、讓工人下崗、或者取消國家補助,導致了中國東北”工業衰退地帶”嚴重的社會和經濟的錯位。雖然餘下的國有公司里,工人們的物質條件相對而言依然較好;但是這些公司日益走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運作方式。 當前更讓人關切的是新興的工人階級,主要由農村來的流動人口組成;他們大批湧向東南部”陽光地帶”的城市。中國於1978年開始向資本主義轉型。一開始農民過得挺好,因為市場的價錢比政府以前付的高。但是到了八十年代中,農民的收入增長被猛烈的通貨膨脹消滅掉了;農村人口開始尋找新的收入來源。隨着中國東南沿海地區開始發展出口導向型的製造業,這些農民被改造成了流動工人。 與此同時,政府發現:從計劃經濟繼承下來的幾項制度對於促進私有化積累很有用。其中最主要的是戶口制度,把一個人的社會福利與某個具體的地方掛鈎。戶口是一個複雜且日益地方化的管理手段,但是我們需要知道的是:戶口制度在空間和社交層面上把流動工人的生產與再生產活動(即他們的工作與家庭生活)割裂開來了。 這一割裂影響了流動工人勞工運動的方方面面。年輕的流動人口來到城市在工廠、餐館和工地打工,小偷小摸、沿街叫賣、或者出賣色相為生。而政府從來不曾假惺惺地表示說:流動人口和城市居民本質上是平等的,或者長期而言流動人口將會受到城市居民的歡迎。 流動人口無法享受城市居民擁有的包括醫療保健、住房和教育在內的公共服務設施。他們需要官方的允許才能夠待在城裡;九十年代和本世紀初,出現了多例沒有證件的流動人口被拘留、暴打和”遣返”的事例。在長達至少有一代人的時間裡,流動工人的首要目標是:賺儘可能多的錢然後在二十多歲時回到村子裡結婚生子。 其它一些形式上的安排也確保了流動工人無法在城市裡生活。社保系統(包括醫療保障、退休金、失業保障、生育保險和工傷保險)是按市一級單位組織的。這意味着流動工人中的一小撮幸運兒能夠得到雇主支持的社保,但是他們是付錢給一個他們永遠都不能受益的體系。如果退休金不能跟隨他們回農村的話,流動工人有什麼理由要求一個更好的退休金制度呢?因此,他們罷工提出的要求就合理地集中在最直接的漲工資上面。 因而,主觀來說流動工人並不把自己視為”工人”,他們也不把自己視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相反,他們是民工,或者說農民工,他們從事的是”打工”而沒有什麼專業或職業。這種與工作的短暫關係也許是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制度的常態,但是在中國許多工廠,工人的流動率高的驚人,有時一年之內就換了一茬。 這一狀況對於工人抵抗運動的影響深遠。比如,記錄下來的罷工鬥爭里極少要求縮短勞動時間的。工人們為什麼要在一個拒絕他們的城市裡逗留更久呢?人力資源領域的”工作-生活平衡”的討論對於一名在上海郊區的工廠里賣苦力的18歲流動工人來說一點意義都沒有。在城裡,流動人口為工作而活,不是在自我實現的意義上,而是只在字面的意義上來說的。如果一個工人想着:他們不過是掙點錢,最終都要把錢帶回家去的話,要求更多時間好在城裡玩兒什麼的就沒啥道理,也沒啥機會。 另一個例子:每年恰恰在春節前,建築工地的罷工數量劇增。為什麼?這個節日對於許多流動人口來說是他們一年中唯一一次返鄉的時候,通常也是一年中他們唯一一次見到家人(往往包括配偶與孩子)的時候。建築工地的工人們通常在項目完工後才拿到工資,但是自從八十年代這一行業撤銷了管制規定後,拖欠工資成了普遍現象。空手返鄉對於工人們來說是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當初去城裡為的就是賺到更高的工資。於是他們罷工了。 換句話說,中國流動工人還沒有把生產鬥爭與他們生活中其它方面(或更加廣大的社會問題上)的鬥爭聯繫起來。他們被切斷了與當地社群的聯繫,他們在城市裡無權像一個公民一樣發言。他們對工資的要求沒有擴展到縮短工時,沒有擴展到要求更好的社會服務、或政治權利上。 ****** 與此同時,資本家依靠幾個行之有效的方法來提高利潤 。 在工廠內部,過去幾年最大的發展是(美國、歐洲或日本工人將會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趨勢):不同種類的不穩定的勞工出現爆炸性增長。這類勞工包括臨時工、學生見習工,而最重要的是所謂”特派工人”。 特派工人直接受僱於一個合同制勞動公司,其中許多人被地方勞動局擁有;這個勞動公司”特派”工人到工作地點。這種工人有一個明顯的模糊僱傭關係的效果,從而強化了資本的靈活性。特派工人現在構成了勞動力市場的很高份額(在某一給定工作場所往往高過50%),涵蓋了廣大範圍各種各樣的工業:包括了製造業、能源、運輸、銀行、醫療保健、環衛,和服務業。這一趨勢在中國國內私有企業、外資企業、合資企業和國有企業都出現了。 不過最近幾年的大事件是工業資本從中國沿海向中西部遷移。這一”空間修補”將帶來巨大的社會和政治後果,也給予了工人階級新的和潛在而言革命性的可能性。至於這些可能性能否實現當然是一個在實踐中才能回答的問題。 中國最大的私營雇主–富士康的例子很有啟發:富士康在十多年前從台灣搬到中國沿海的城市深圳,由於2010年的工人自殺潮及持續性的公眾對其高度軍事化和異化的工作環境的調查;該公司現在被迫要再次遷徙。該公司目前正在榨乾其在深圳的勞動大軍,同時已經在內陸省份建設了大規模的廠房。其中最大的兩個在鄭州和成都這兩個省會城市。 對於這樣的公司來說,內地的吸引力不難理解。雖然在深圳等沿海地區,工資以全球標準而言已經很低(每月不到200美元);但是在內陸省份像河南、湖北和四川的工資可以低到沿海的幾乎一半。許多雇主也許還(正確地)認為:在靠近流動人口源頭的地方會有更多的流動工人,而一個更寬鬆的勞動力市場對資本家會有直接的政治優勢。這也是資本主義的老套路:勞工歷史學者傑斐遜•考伊(Jefferson Cowie)在他寫的關於電子廠商RCA【6】”七十年追求廉價勞力的旅程”中確認了相似的路線:RCA公司這一追尋使得它從美國國內的新澤西州搬到印第安納州,然後又到田納西州,最後到了墨西哥。 如果說過去二十年中國沿海提供給跨國資本優惠的社會和政治條件的話,中國內地的情況將會大不相同。雖然勞資之間的對抗將會是普遍存在的,但是階級衝突的發展將會有很大的特殊性。 那麼中國內地有什麼特殊性,為什麼其特殊性能夠成為謹慎的樂觀的理由呢?流動人口在沿海地區註定是過渡性的(因而他們的鬥爭是短暫性的),但是在內地他們有建立長久社區的可能性。這在理論上意味着:他們有更大的可能性合併生產鬥爭與再生產鬥爭;當這兩個領域依據空間割裂開時,這一可能性不存在。 考慮一下戶口問題。過去流動人口湧進的東部大城市都有對於居民身份的嚴格限制。即便是擁有碩士學位的白領工人要拿到一個北京戶口都困難。 但是在內陸較小的城市,要得到當地居民身份要容易得多。雖然這只是猜測,這一差異對工人反抗運動會有怎樣的影響依然值得思考。過去,流動工人的生活軌道是到城裡工作幾年賺點錢然後返鄉成家;內陸的工人或許有非常不同的看法。突然之間,他們在某個地方不僅"工作"而且"生活"。 這意味着流動人口將更有可能長期在他們工作的地方安家。他們將要找配偶、買房子、生孩子、送孩子上學—-換句話說,從事社會再生產。 以往,雇主無須付給民工足夠生活的工資,並且由於工人們將返鄉定居的前景很明確,不存在假惺惺的對那種工資的預期。但是在內陸,流動工人很可能要求體面生活需要的一切:住房、醫保、教育,以及失業和退休的保障。他們也許還會想要給自己和自己的社群留點時間;到目前為止的中國工潮很奇特地缺乏這一要求。 這會提高工潮政治化的可能性。在沿海,流動人口從來沒有期待過良好的公共服務。但是假如他們能夠在內陸建立起居民權,對社會服務的需求將很容易成為普遍的要求,他們就有機會擺脫以工作場所為基礎的、孤立的鬥爭。對社會保障的要求將更可能指向政府而不是個體雇主,從而建立起可普遍化的對抗的象徵性基礎。 雖然中國流動工人勇敢的、有時候蔚為壯觀的反抗運動容易被浪漫化,現實情況是:對於惡劣工作環境的最常見反應是徹底辭職,去找別的工作或者回家。這一狀態也有可能隨着他們工作地點變成生活的地點而發生變化。那樣的話,流動人口可能會堅守陣地、為了自己的社區、在自己的社區內作鬥爭,而不是單純的逃跑。 內地工人的閱歷也可能他們增強對抗性提供機會。這些流動工人中有許多人在沿海地區已經積累了很多工作和鬥爭的經驗。年長一些的工人較青年工人也許缺乏戰鬥的熱情,但是他們對付剝削人的老闆及其政府里的同夥的經驗會成為一項寶貴的資源。 最後,內地的工人將會擁有更多可動用的社會資源。在沿海大城市裡,他們很難從當地居民那裡獲得多少同情,在古巷暴動中這一點就非常明顯。但是在內地,工人們可能有朋友和家人在附近。這些人不僅傾向於支持勞工,而且對於勞工工資的上漲和社會服務具有直接的依賴性。這會帶來一個勞工鬥爭擴大化的機會:走出工作場所,涵蓋一些更廣泛的社會問題。 ****** 有些左派人士或許對於持久性的鬥爭本身有樂觀的信念。這種盛行於中國的階級鬥爭形式已經對資本積累造成了重大的破壞。 然而工人們被從他們自己的政治活動中異化出來。中國工潮存在一個嚴重的不對稱性:工人的反抗是偶然的、缺乏策略的;而政府與資本家的應對卻是自覺的、同心協力的。 迄今為止,分散的和短暫的工潮對於中國黨–國的基本結構及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沒能留下重大影響。而作為一種普遍的趨勢,資本一次又一次證明了它戰勝反抗的能力。如果軍事化的工人反抗迫使資本家毀掉一個工人階級然後在別的地方製造一個新的(對抗性的)工人階級,我們真的能夠認為這是勝利嗎? 資本積累的新疆域帶給中國工人階級機會來建立更持久的組織形式、來擴大鬥爭的社會範疇、來構想基礎更加廣泛的政治要求。 但是直到這一切發生之前,中國工人階級將依然落後於他們的(也是我們的)歷史性敵手。 {作者:伊萊•弗里德曼,美國康奈爾大學助教,原文發表於《雅各賓》網站} 【原注】為何中國雇主只是偶爾使用破壞罷工的勞工,其原因不甚明朗。一個解釋是:政府可能不會支持雇主這麼做,因為這麼做可能加劇矛盾,導致暴力行為或更大程度的社會動盪。另一個因素是:中國工人的罷工少有持續比一兩天還久的,因為罷工者沒有一個有組織的工會的支持,且往往遭到政府方面強大的壓力。結果:中國雇主們對破壞罷工的勞工的需求不大。 【譯註】 1. 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是自從七十年代以來盛行於西方的政治思潮, 指的是一種政治-經濟哲學,反對國家對於經濟的干預; 強調自由市場的機制; 支持私有化,反對由國家主導的直接干預和生產(如凱恩斯主義); 強烈反對最低工資等勞工政策、以及勞工集體談判的權利; 反對社會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環境保護主義, 等等。 2 .雅努斯(Janus),是羅馬神話中的門神、雙面神。 3. 北方(Northern),這裡指的是政治地理上的北方國家和南方國家之別,基本上發達國家為北方,發展中國家為南方。 4.電裝公司(DENSO CORPORATION)是世界第三大、日本第一大的汽車零部件供應商。起先是豐田汽車的下屬零部件供應商,後來成為豐田集糰子公司。主要生產汽車的空調系統、點火系統(如銥合金火花塞)、燃油噴射系統、發動機點火控制系統等。世界500強中排名223。 5.利維坦(Leviathan),是《希伯來聖經》的一種怪物,形象原型可能來自鯨及鱷魚。後世每提到這個詞語,都指來自海中的巨大怪獸,而且大多呈大海蛇形態。 6.RCA公司(曾用全名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美國無線電公司),是美國自1919年至1986年期間營運之公司,但品牌由於轉手仍持續被使用。1986年,美國無線電公司被美國通用電氣(GE)併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