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九月，意大利民主黨邀請我到科爾托那（Cortona）的夏季講習班講講政治和互聯網的關係。政治夏季補習班往往輕鬆愉快——科爾托那是一個中世紀的托斯卡那（Tuscan）山城，有許多不錯的餐館——但是一點也不令人興奮。學者和公知們圍繞一個主題鬆散地組織他們的演講；這一次的主題是“通訊與民主”的挑戰。年輕的黨派活動者們一邊恭敬有禮地聽我們的演講，一邊等待着在演講間隙和晚餐時分從事真正的政治事務。
今年有點不同。統領中左派的意大利民主黨知道自己身處險境。一位名叫畢普·格里羅（Beppe Grillo）的前喜劇演員和著名博客作家把他的名流地位轉換成網絡政治勢力——五星運動（the Five Star Movement）【1】；該運動看來很有希望在全國性選舉中獲得席位。這個新興政黨沒有什麼一以貫之的方案，除了要掃除舊的腐敗，但是僅此就足以為它贏得許多支持了。五星運動對於年輕的理想主義者特別有吸引力；這類人如果在十年前很可能會成為民主黨人。
對於這種威脅的擔憂在夏季講習班造成了分歧。通訊與民主之間的關係突然具有了迫切的政治含義。過去二十年，民主黨在前總理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對傳統媒體的鉗制下處於下風；而現在它發現自己被人從左翼挑戰：那些互聯網驅動的民粹派似乎從民主黨那兒搶走了許多注意力和能量。
夏季講習班的主講人、民主黨領袖及未來的總理皮埃爾·路易吉·貝爾薩尼（Pier Luigi Bersani）處在特別尷尬的位置。弗洛倫薩市的“改革派”市長利瑪竇•仁茲（Matteo Renzi）最近挑戰了他的領導權，許諾了吸引年輕選民的蓬勃發展狀態。貝爾薩尼想要繼續當他的黨魁，就必須在政黨內的公開預選中獲勝才行。夏季講習班給了他機會來面向培訓中的黨派活動者們，來證明他依然關係重大。
我是為貝爾薩尼暖場的兩個演講人之一。黨員和記者們在等待重頭戲的時候鼓足了耐心聽我們的講話。但是，當貝爾薩尼開講的時候，令人驚訝的是，他的演講像極了失敗後的哀歌。他對聽眾說，代議制民主，特別是歐洲的代議制民主處在危機之中。曾經，它為世界提供了一種協調經濟和社會活動的模式。如今，它已經無力繼續提供那些人們想要的實在的好處：工作、權利和環保。在意大利，貝盧斯科尼及其同夥已經系統性地破壞了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生活。政治和社會之間的關係被搞壞了。
貝爾薩尼知道自己不想要激進的政治改革。任何改革都必須植根於傳統的團結精神。但是他並不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或者他知道自己想要的，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表達出來。他的演講充斥慣常的意大利式政治辭令那些奔涌而來的抽象概念，是對黨內反對派與五星運動代表的激進主義的一次進攻。但是他沒有自己的計劃。他對於自己的黨派做出的承諾除了強硬的挑戰和不確定的結果之外一無所有。
為什麼像貝爾薩尼這樣的社會民主派人士對於要做什麼一頭霧水？並非只有意大利人身處此種困境。其它國家的社會民主思潮也在退潮。在法國，弗朗索瓦·奧朗德【1】的政府為法國民眾提供了許多東西：略微溫和的緊縮政策（今年法國的財政赤字將會略高與歐盟委員會的預期）；偶然出現的反對商業界的官方話語（往往在緊接着的聲明中被迅速否定）；對於巨富階層提高稅收（將會儘快降回來）。這一屆政府唯一沒能提供的是某種一以貫之的變革計劃。
德國的社會民主人士也在受害之列。基督教民主黨主導的政府通過經濟緊縮政策的前提是：政府要讓選民相信，他們會更好地保證大家的錢不被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希臘人動用。並且，社會民主黨的總理候選人佩爾·施泰因布呂克【2】面對反對派時沒有優勢。2009年，他推動通過了一項限制政府支出的憲法準則，本意是讓他所在的黨看上去更可靠。但是現在，他看來就像其對手安格拉·默克爾【3】總理(民意測驗表明她的工作獲得32%的民眾支持）的一個更軟弱、更不堅決的翻版。
希臘主流的社會主義政黨——泛希臘社會運動黨（Pasok）【4】在去年6月的選舉中只獲得了12.3%的選票。在西班牙，社會民主黨派們也許比保守黨政府更為混亂。作為愛爾蘭現政府中的一個新黨派，愛爾蘭工黨在三月的補選中選票從之前的21%暴跌到了4.6%。
歐洲社會民主黨派處在反對黨的位置時，他們不知道該給選民做些什麼。在當選後，他們不知道如何使用權力。即便在美國，這個從來沒有出現面向全國的社會民主黨派的國家裡，民主黨也逐漸從原本模稜兩可的左傾立場演變為涵蓋（曾經有那麼一點左傾的）中間派與中右派的立場。該黨在提出新議程方面也面臨巨大難題，因為其內部的分歧以及來自共和黨的根深蒂固的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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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不該發生。在九十年代和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右翼黨派是市場的狂熱支持者，他們推動了放鬆對銀行的監管，把國家一些核心職能私有化，並且一點點地打消社會保障。所有這些現在看來都是很糟糕的點子。這場經濟危機本該讓右翼而非左翼顏面盡失。那麼為何是左翼陷入癱瘓狀態呢？
科林·克勞奇【5】讓人不安的小冊子《後民主時代》（2005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合理的解讀。克勞奇是一位英國學者，曾在弗洛倫薩的歐洲大學學院任教數年（那期間他是我的導師）。他的這本書在英國廣為人知，但是其影響力在歐洲大陸則更為深遠。雖然他本人沒有參加科爾托那夏季講習班，他的影響卻無所不在。一個又一個主講人試圖解決他書中提出的挑戰。人們擔心他是對的，擔心我們的現狀沒有使人愉快的出路；這種擔心就像煙塵一樣籠罩在夏季講習班的上空。
克勞奇認為民主的歷史是一道弧線。開始的時候，普通人被排除在決策範圍之外。在20世紀，普通民眾通過選舉程序、通過能夠在政府中代表他們的人數眾多的黨派而越來越能夠決定他們的群體命運。經濟繁榮和勞工大眾的滿意程度緊密相連。企業界承認對他們權力的限制，回答通過民主程序產生的、合法的政府的質詢。市場服從於政治，而不是反過來。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不久，在像英國和美國這樣的國家裡，民主達到了高潮。從那以後，民主就走下坡路了。像意大利這樣的國家，其民主的沉浮史模糊不清；還有一些國家，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在七十年代才擺脫獨裁政權，其民主的提升很遲才出現。雖然如此，所有這些國家都已經進入了民主弧線的下降通道。在形式上，民主的結構沒有發生變化：人們依然投票；政黨在選舉中依然互相競爭，輪流執政。然而，這些看來如此明顯的選擇的行為其意義卻空心化了。真正的決策發生在別的地方。我們成了昔日偉大民主社會廢墟上的違章居留人員。
克勞奇把責任歸結到那些常常被提及的“嫌疑犯“。市場的全球化使得企業越來越強大（他們可以在全球範圍內遷移，或者威脅要遷移），而政府被弱化了。但是，他的書真正講的是更為具體的脫節狀態。
本該用有效的、以市場為基礎的競爭機制來取代骯髒的政治的新自由主義，不僅沒有帶來自由市場的勝利，反而導致新的、讓人恐懼的“四不像“怪獸的誕生。傳統的公司是基於穩定的雇主、工人和顧客關係，現在演變為一個複雜的、不斷變化的供應關係網絡以及合同的形式。老闆還是一樣，只是他們和雇員及顧客的關係大不相同了。首先，你不再能讓這些老闆們負起責任來。正如美國勞工律師托馬斯·紀勤（Thomas Geoghegan）等人證明的：美國的公司系統性地擺脫了對雇員的養老金義務，將其外包給子公司和分支機構。沃爾馬利用了放手的轉包合同關係來從發展中國家不安全的工作環境中獲得巨額利潤；直到去年十一月112 名製衣工人死於孟加拉國的工廠火災之前，他們一直積極阻撓提高企業安全生產標準的努力。亞馬遜公司利用轉包合同僱傭倉管雇員，讓他們在有可能不安全和糟糕的工作環境中工作，從而減少對自有品牌的損害。
政府不但不去制止這類惡習，而且在事實上企圖模仿這些更為靈活且表面上更為有效的做法。他們或者通過複雜的合同安排、把政府的一些核心職能拿出來讓私有企業投標，或者讓內部各部門像競爭中的企業那樣行事。當我們把目光從企業投向政府，再從政府投向企業，我們越來越難以分辨哪個是哪個。這樣的結果是：出現了一張既不受市場規律支配、也不受民主機制制約的、複雜的關係網。企業和政府的關係錯綜複雜：它們既是政府的顧客，也是政府的管理者。政府越來越依賴於企業，甚至到了沒有企業的建議就手足無措的地步。責任和義務在合同和轉包合同無限繁殖的迷宮中消散了。正如克勞奇描述的，今天的政府不再為其提供的服務負責，就像耐克公司不再為它旗下品牌生產鞋子一樣。真正的民主的王國——對選民的需要敏感的政治選擇——進一步萎縮了。
與此同時，政客們漸行漸遠，他們和名義上選出他們的政黨以及投票給他們的選民之間脫節了。簡單地說，他們不再像從前那樣需要我們了。今天，用政治上的好處作交易，向企業要資金和專業指導要比搞清楚一個日益分散、反正難以理解的選民群體的需要要容易的多。不管是傳統上的右派（他們一向和企業界關係密切），還是新興的左派（他們剛剛急急忙忙地和企業界建立關係），都更多地倚重私有部門，勝過倚重選民或黨派活動人士。當左派和右派變得越來越脫離公眾、且越來越像對方，選舉就變成了品牌營銷的實踐，而不是實質上的選擇。
克勞奇寫作《後民主時代》是在十年前，那時候多數人認為以上舉措看來挺好。只要經濟繼續增長和製造工作機會，選民們看來並不在意民主制的空心化。中左的黨派也不擔心：他們對於新刺激的反應是鼓吹“第三條道路”【6】，一種據說能夠帶來廣泛社會效應的、類似市場創新的倡議。只是在本輪經濟危機之後，克勞奇的看法才真正得到關注。
中左派如今面臨的問題不在於他們需要選擇困難的或者不受歡迎的舉措，而在於不再存在真正的選項。中左派身陷迷宮，既不能和他們傳統上的群眾基礎（大部分人總體而言要麼快死了要麼遠離了黨派）取得聯繫，也提不出任何原創性的宏偉規劃；而政府不再擁有能夠實施這類規劃的工具了。一切重大決策都在民主政壇之外發生；中左派只能重複民主的儀式性活動，與此同時祈禱上天的垂憐。
大部分左翼政黨都面臨這類困境。在美國，任人唯親的問題遠不如一個慣例來得嚴重。這個慣例就是：決策者們不停地在華爾街、K街【7】、參議院和眾議院之間來回走動。而歐洲自有自己的煩惱。即便全國性政治體制在某種奇蹟中能夠重新獲得舊有的敏感性，決策權已經轉移到了歐盟；而歐盟被經濟的現實政治和官僚自身利益間有毒的聯姻控制着。富有的北方國家不願意在絕對必要的情況之外多幫助一點他們的南部鄰邦；相反，他們迫使這些國家實施更大程度的經濟緊縮政策。特別設計來免受民主監督的歐洲中央銀行地位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具有政治性。社會民主派人士曾經以為歐盟會成為對抗全球化的壁壘，甚至於成就一個國際經濟在民主控制下的新模式。事與願違，歐盟成了腐敗的排頭兵，對弱小的成員國頤指氣使，要求他們執行激烈的經濟改革，且絲毫不帶商量的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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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回到意大利，這個擁有後民主最怪誕表現形式的實驗室。貝盧斯科尼放大了的政黨幻象——意大利力量黨（Forza Italia）就是克勞奇主題的一個完美例證：一張空殼，用以樹立品牌和推動群眾運動，其密集的核心是在虛空中自由漂浮的商業和政治精英們。
在科爾托那夏季講習班之後，貝爾薩尼在去年十一月擊敗了仁茲，並領導他的黨參加了大選。他的聯合陣線雖然丟失了350萬張選票，但是依然在二月贏得了下院的選舉。因為，意大利的選舉制度給予最大的贏家大額的獎賞。但是在上院，他們未能占據多數；倒霉的他們為了組成政府費勁周折。與此同時，格里羅的五星運動在選戰中的表現比所有人想象都要好，贏得了四分之一的選票。格里羅明確表示：他的黨不會支持民主黨。仁茲再次把自己推到前台，打扮成能妥協的領導人，希望格里羅會接受他，迄今沒有成效。很有可能，意大利在幾個月之內就會有第二次大選。
意大利民主黨陷入後民主的困境中。正如它現在所為，意大利民主黨懷抱不切實際的希望，試圖從體制內努力實現真正的變革，儘管該體制看來就是設計來阻止變革的。民主黨一面試圖和格里羅合作，一面放出風聲揚言他們拒絕接受緊縮政策且要引入重大的體制性改革。我們不清楚那些資深的民主黨人士是否相信這一新的辭令；其他人顯然不會信。假如該黨真的當權，它頂多只會對現行體制修修補補。
五星運動則陷於另一種困境中，就如西班牙的憤怒者運動【8】，美國和英國的占領運動，以及以色列的帳篷運動【9】一樣。所有這些運動都因為後民主時代的問題而贏得了大範圍的支持。普通人與政客之間的分歧越來越大，而意大利政客往往既腐敗又冷漠。五星運動想要改革意大利的體制，使那些體制真正民主化。然而它自身也被這個體制束縛着。格里羅在去年十月對《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說，＂一旦運動變成黨派，運動就滅亡了。我們的難題是：如何在為黨派而設立的議會結構中保持運動的本性。我們不得不把一隻腳留在門外。＂
事實上，假如五星運動想要讓其激進改革的提案在複雜的意大利政治體系中獲得通過，和其它黨派一樣，它將不得不妥協。格里羅甚至不願和有相同議程的政黨展開討論，這一態度在五星運動內部造成了裂痕。格里羅堅持要更為激進的改革，要把今日意大利政壇用一種新型的互聯網為基礎的＂集體智慧＂來取代，從而允許人們一起解決問題而無需醜陋的、分裂性的討價還價。為了拯救民主，五星運動想要丟下政治。這個計劃不會成功。
在其它國家也出現了意大利左派面臨的這些問題。英國工黨發現自身陷入困境，搖擺於（沒能提供清楚明白選項的）布萊爾式第三條道路和（它不能迅速定義的）更為純正的社會民主路線之間。法國的左派已經深陷醜聞和混亂之中。希臘的左派被分裂為：一個社會民主黨派，較之意大利的類似政黨具有更大程度的妥協性；一個鬆散的激進聯盟，這個聯盟什麼都想做，就是沒準備好主政和被迫拿主意。
在後民主的困惑中，一切都亂了，雖然方式不同。誰也沒有好的出路。自從八十年代初法國總統密特朗嘗試擴大社會民主議程而被國際市場殘酷地懲罰之後，人們看得很清楚：一個國家要實現社會民主，或者要部分地撤出國際經濟圈，且接受這麼做要付出的代價；或者要激進地變革現行國際經濟運作的方式。
異乎尋常的是，右派沒有陷入同等程度的困境。許多主流的保守派人士支持民主是出於務實的而不是出於理想主義的原因；只要市場繼續運作，社會穩定性得以保持，他們相當樂意看着民主走下坡路。那些在更右邊的黨派，比如希臘的金色黎明【10】，發現自己比五星運動、左翼聯盟【11】（希臘左翼激進的聯盟）找起出路來要容易得多。歸根到底，他們對於改革垂死的民主機制，改進它們的運作、使它們更好地回應群眾的需求並不感興趣。他們只是想要用某種軍國主義的法西斯主義取代民主罷了。即便這些小集團不太可能成功，他們總是可以通過排除對弱勢群體的政治保護而把國家向更加不民主的方向拉動。未來十年，在南歐國家的移民不太可能好過。
後民主狀態正在扼殺舊的左翼政黨。他們找不到出路。我們可以改寫一下克勞奇在不同的上下文中說過的一個糟糕的笑話：也許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自己的葬禮上為自己扶靈。與此相反，新的一群活動人士，像五星運動及其它憤怒、年輕和無產的人們的聯盟，已經把握機會贏得了大眾的支持。問題在於，他們看來做不到把大眾的憤怒轉化為變革和創造出路的力量。
也許，假以時日，他們會搞明白如何從事日常的政治活動，如何進行像慢慢鑽透硬木板那樣極為普通的政治任務。還有一種可能，統治世界經濟的無序體系像現在這樣嚴重衰弱下去，有一天會自動垮台，從而為新的、大相徑庭的分配體系騰出空間。大的變革看來不會發生，除非以上條件之一得以實現。只有在回顧過去時，我們才發現：它們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假如存在某種倒轉的次序在等待機會的話，我們現在仍然被蒙在鼓裡。後民主使左派進退維谷，夾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世界已死，另一個則無力誕生。我們也許要在此逗留一陣子了。
{作者：亨利·法雷爾，喬治•華盛頓大學政治學家；原文發表於《萬古》雜誌網站}
【譯註】
1. 五星運動（the Five Star Movement）意大利一個新興政黨，由畢普·格里羅和一位合作夥伴在2009年10月成立，該黨是民粹主義的、反腐敗的、環保主義的，和歐洲懷疑主義的。它也提倡參與式民主、直接民主、電子民主、自由訪問互聯網和反增長的【13】。它還包含右翼民粹主義和美國式自由意志主義的元素。
2. 弗朗索瓦·奧朗德（François Hollande，1954年生），現任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總統，法國左翼政治家，法國社會黨核心領導人之一。2012年當選法國17年來第一位左翼總統。
3. 佩爾·施泰因布呂克（Peer Steinbrück，1947年生）在2005-2009年任德國財政部部長，他是德國社會民主黨（SPD）內的一名重要人物。在2012年，施泰因布呂克獲社民黨提名為總理候選人，將在2013年帶領社民黨角逐聯邦大選。
4. 安格拉·多羅特婭·默克爾（Angela Dorothea Merkel，1954年生），婚前姓卡斯納（Kasner），德國政治家，有鐵娘子之稱，是歐洲繼撒切爾夫人後，最具影響力的女性領導人。2005年，她成為德國歷史上首位女性聯邦總理，她是德國自希特勒以來最年輕的領導人，也是兩德統一後首位出身前民主德國地區的聯邦總理。
5. 泛希臘社會運動黨（the Panhellenic Socialist Movement，簡稱Pasok）是希臘一個社會民主主義政黨。
6. 科林·克勞奇（Colin Crouch，生於1944年）是英國社會學家和政治學家。他在2000年的《應對後民主時代》一書中提出了“後民主”的概念，在隨後的一本書《後民主時代》中進一步闡述了這一概念。
7. 第三條道路（Third Way），是一種走在自由放任資本主義和傳統社會主義中間的一種政治經濟理念的概稱，屬中間偏左的政治立場，既不主張純粹的自由市場，亦不主張純粹的高福利社會，奉行類中庸之道。
8. K街（K Street）是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一條主要幹道，該街道為眾多智囊團、遊說團體和倡議團體的集中地。在政治話語中，“K街”已成為華盛頓政治遊說行業的代稱。
9. 憤怒者運動 （Indignados）2011年至今在西班牙的抗議事件，又稱15-M運動（西班牙語：Movimiento 15-M）。該系列抗議活動要求對西班牙政治做出激進的變革，抗議者認為自己無法被任何傳統政黨代表 。
10. 帳篷運動（又稱以色列社會正義運動），在媒體上有各種不同名稱，是自2011年7月起在以色列出現的一系列示威活動，涉及成百數千名示威者，反對持續上漲的生活成本（特別是住房），反對衛生和教育等公共服務的減縮。常見的一個口號是：“人民強烈要求社會正義！”。
11. 金色黎明（Golden Dawn），又稱人民聯盟-金色黎明，是希臘極右翼政黨。成立於1993年。
12. 左翼聯盟（Syriza）是希臘一個由多個反對緊縮開支的左翼政黨和獨立人士組成的聯盟，成立於2004年，2012年正式組黨。不少成員由原中間偏左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退黨加入。2012年6月希臘大選中，該黨取得26%的支持率，並取得71席，成為議會第二大黨和最大反對黨。
13. 反增長運動（Degrowth）是在生態經濟學、反消費主義和反資本主義思想的基礎上的一種政治、經濟和社會運動。 反增長的思想家和活動家主張降低生產和消費規模，認為過度消費是環境問題和社會不平等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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