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大卫·梭罗对自己独居的体验如是说：“在那房子里我有许多伙伴；特别是在早晨，无人登门拜访的时候。”他的这一说法表达了人们常见的关于独处的作用及其显而易见的特殊地位的看法。正如他在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他对自己在马萨诸塞州树林里隐居时光的经典著述）中活灵活现地写到的，他去那里，为的是“深入生活，汲取精华”。类似地，独居时我希望和一个更广阔的、超凡的世界重新建立联系，从而变得更有活力，找回《多马福音》（Gospel of Thomas）所说的“自我形成之前的本我”。

在道家哲学中，进入荒野让自己面对那里的一切（不管是圣安东尼【1】的痛苦挣扎，还是道家大师的超然）是“道”或“路”上的关键步骤。独自一人在野外，使得我们不受维持社会运转的条条框框的限制；尤其是不受时间限制的自由，对我们影响巨大。我们会接纳不太正统的习惯：在野地里，动物会和我们交谈，小鸟有时会引导我们找到水或光，风也许会变成我们的第二皮肤。在野外，我们也许会找到自己真正的身体，动物般活泼的、和其它造物不可分的身体；然而要达到这一境界，我们不仅要和时钟、日程表、以及社会正统脱钩，还要和我们来时有的那有时隐秘的希望、期待和恐惧脱钩。

许多人觉得独处很有诱惑力，因为就像以色列哲学家马丁·布伯【2】说的，孤独是“净化之所”。我们之所以渴望独处也许是因为那种“离开”带来的简单的愉悦，让我们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堕落中脱身出来。在我来说，独居意味着在一个喧嚣与纷乱的世界上保持心智健全；我拥有加拿大钢琴家格伦·顾尔德【3】所说的“高孤独指数”。独处还是一种开发创造性空间的方式，能给我一个足够安静的机会，好看清和听清将要发生的事情。

有些人倾向于只是短暂地栖身荒野，不会久待。他们一旦在孤独的沉思之后感觉焕然一新，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到日常生活的喧闹中去。相比之下，坚定的荒野居民有更多的追求。然而，即便沉思的孤独让他们得以瞥见崇高（或者，假如他们有这倾向的话，神），紧接着的问题是：现在要做些什么？这样独处的目的是什么？对谁有益？

把走出俗世进入荒野当作精神之旅的一部分是一回事，但是一直呆在荒野让自己陷入无益的狂喜则是另一回事。英格兰裔美国人、神秘主义者托马斯·默顿【4】认为，“精神生活中最大的灾难莫过于沉浸在虚幻之中。外在和高于我们的现实与我们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这种关系维持和滋养我们的生命。如果用虚幻来喂养的话，生命必将忍饥挨饿。”他说，如果我们把独处作为鲜活的精神之旅的一部分来实践，而不只是作为逃避堕落的一种方法，或厌世的一种表达的话，它将在超尘脱俗的那些人的灵魂中结出硕果。”梭罗的师友爱默生【5】也这么看。他指出，独处是人精神旅程中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市井之间或庙堂之上，我们也需要这种独处以及独处带给我们的启示……要点不在于见到更多还是更少的人，而在于独处为我们带来的同情心是否准备就绪。”

但是，梭罗对于当年的美国社会——一个政治妥协、唯利是图、保留奴隶制的社会——的腐败深恶痛绝。他身后发表的《科德角》（1865年）至少部分地表达了他的绝望，甚至悲伤；书中透露了他想要背弃美国社会的愿望。但在梭罗的大半生中，他都坚守了爱默生的原则，正如他在《瓦尔登湖》中记得的：

在这里，就如在任何地方一样，我有时会期待那从未到来的访客。《毗湿奴往世书》【6】说，“只要挤奶的工作没有完成，主人应该一直待在院子里；如果他想等候客人到来的话，主人可以在院子里待得更久些。” 我经常这样履行主人的义务，虽然我等候的时间足够给一群母牛都挤过奶了，但是依然看不到从镇上来的那人。

也许那“从未到来的访客”就是从镇上来的那人；也许这里说的是别的、更为神秘的，可能不那么善意的来临。正如默顿提醒我们的，荒野可以让我们找到自我，也可以让我们失去自我。“首先，沙漠是疯狂的国度。其次，它是魔鬼的避难所。魔鬼被扔出去……‘徜徉在干燥的地方’。口渴使人疯狂；而魔鬼本身就是疯狂的，因为他渴望失去了的德行。失去是因为他把自己囚禁在其中，而把其他一切都关在外面。”

卡尔·马克思用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这个看法。在《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一个贡献》（1844年）中，他说，“如果我们只能在丛林中找到自由的话，人类自由史和野猪自由史有何两样？……谁都知道，在森林中呼喊只能听到回声。” 马克思把宗教（言外之意，总体而言的精神生活）视为“人民的鸦片”，然而其要旨在于留意丛林思维的危险性。正如在每一个童话故事和中世纪冒险故事里那样，荒野中栖息着许多恶龙；但是其中只有部分是土生土长的；剩下的那些龙都是那孤独的朝圣者带来的。当朝圣者启程前往荒野之际，曾经，他的目的看上去是那么纯洁，他的意图看上去是那么美好。

默顿、爱默生、梭罗，以及道教大师们都明白：假如孤独不能引领我们返回社会的话，它可能会成为精神上的一个死胡同、一种自我放纵或者逃避现实的做法。我们也许仰慕、甚至于嫉妒野猪的自由生活，但是只要有人还在被奴役，还在饥寒交迫，或者还在世俗的囚牢中，我们都有义务回来，为他们的解放而努力。老话说的好：无论我做什么，只要有人被奴役，我就不自由；只要有人在受苦，我就不幸福。因此，不论在野地里我那孤单的小木屋有多么崇高、多么接近神明，除非我准备好回去积极地参与社会，否则它只能是充满空虚和愤怒的、死气沉沉的天堂。作为孤独沉思者的代表人物，梭罗最后回到社会，支持废奴运动的事业。而这样做的过程中，他制定了公民不服从的原则；这些原则后来鼓舞了甘地、马丁·路德·金以及全世界反帝国主义运动【7】中的自由战士【8】们。

约翰·唐恩【9】写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自成一体”。这句话已经被引用得滥了，但是要感受其全面的冲击力，你需要阅读整段话，他接着写道，

每个人都是这块大陆的一小块、整体中的一部分。如果海水冲走一块土、一块海角、你朋友的庄园、或者你自己的庄园，欧洲大陆就在缩小：任何人的死亡都在消减我，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分子。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敲打。

这是独居最大的悖论所在：它给我们提供的不是逃避，不是天堂，不是这样一个居所：在那里你可以无视恶意的、腐败的俗世，高傲地保持自己的气节。相反，它为我们指明一条回到俗世的道路，提供给我们新的、待在俗世的动机。还有，它能够让人对友谊产生新的、充满活力的理解；以及伴随这种理解而来的，一种远胜于任何礼貌所能达到的彬彬有礼、热情好客。因为，不论我是谁，不论我成就了或未能成就什么，我真正的生命取决于我是否总是准备好了迎接从未到来的那位访客【10】。不论从林中来，还是从镇上来，这位访客随时都可能出现。

{原文作者：约翰·伯恩赛德； 原文发表于《万古》杂志网站}

【译注】：

1. 圣安东尼（Anthony the Great, 约251-356）是一个基督教圣人，来自埃及。据说他是第一个苦行到旷野（约公元270-271年）的修道士，此举似乎促成了他的名声。寄居在利比亚沙漠的圣安东尼抵御各种超自然的诱惑是西方艺术和文学中常被提及的主题。

2. 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年 – 1965年）是一位奥地利-以色列-犹太人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他的研究工作集中于宗教有神论、人际关系和团体。他的影响遍及整个人文学科，特别是在社会心理学、社会哲学和宗教存在主义领域。

3. 格伦·顾尔德（Glenn Gould，1932年－1982年），加拿大钢琴演奏家，以演奏巴哈乐曲闻名于世。

4. 托马斯·默顿 （Thomas Merton，1915年 - 1968年），是英格兰裔美国人天主教作家和神秘主义者。肯塔基州盖斯塞曼尼修道院的苦行僧，也是诗人、社会活动家、比较宗教学的学生。

5. 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年－1882年），生于波士顿，美国思想家、文学家，曾经是梭罗的朋友。

6.《毗湿奴往世书》（Vishnu Purana）是一个印度教经文，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往世书。

7. 反帝国主义运动（anti-imperialist movement）是一种自我觉醒的政治运动，起源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其时反对的是日益壮大的欧洲殖民帝国和1898年以来美国对菲律宾的控制。在20世纪中叶以后，反帝国主义运动在殖民地国家达到高潮，成为各式各样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

8. 自由战士（freedom fighter）是指反对非法和压迫性的政府，从事抵抗运动的人。

9. 约翰·唐恩 （John Donne，1572年– 1631年）是英国詹姆斯一世时期的玄学派诗人 。

10. 此处的访客似乎暗指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