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大衛·梭羅對自己獨居的體驗如是說：“在那房子裡我有許多夥伴；特別是在早晨，無人登門拜訪的時候。”他的這一說法表達了人們常見的關於獨處的作用及其顯而易見的特殊地位的看法。正如他在1854年出版的《瓦爾登湖》（他對自己在馬薩諸塞州樹林裡隱居時光的經典著述）中活靈活現地寫到的，他去那裡，為的是“深入生活，汲取精華”。類似地，獨居時我希望和一個更廣闊的、超凡的世界重新建立聯繫，從而變得更有活力，找回《多馬福音》（Gospel of Thomas）所說的“自我形成之前的本我”。

在道家哲學中，進入荒野讓自己面對那裡的一切（不管是聖安東尼【1】的痛苦掙扎，還是道家大師的超然）是“道”或“路”上的關鍵步驟。獨自一人在野外，使得我們不受維持社會運轉的條條框框的限制；尤其是不受時間限制的自由，對我們影響巨大。我們會接納不太正統的習慣：在野地里，動物會和我們交談，小鳥有時會引導我們找到水或光，風也許會變成我們的第二皮膚。在野外，我們也許會找到自己真正的身體，動物般活潑的、和其它造物不可分的身體；然而要達到這一境界，我們不僅要和時鐘、日程表、以及社會正統脫鈎，還要和我們來時有的那有時隱秘的希望、期待和恐懼脫鈎。

許多人覺得獨處很有誘惑力，因為就像以色列哲學家馬丁·布伯【2】說的，孤獨是“淨化之所”。我們之所以渴望獨處也許是因為那種“離開”帶來的簡單的愉悅，讓我們從日常生活的瑣碎與墮落中脫身出來。在我來說，獨居意味着在一個喧囂與紛亂的世界上保持心智健全；我擁有加拿大鋼琴家格倫·顧爾德【3】所說的“高孤獨指數”。獨處還是一種開發創造性空間的方式，能給我一個足夠安靜的機會，好看清和聽清將要發生的事情。

有些人傾向於只是短暫地棲身荒野，不會久待。他們一旦在孤獨的沉思之後感覺煥然一新，就迫不及待地要回到日常生活的喧鬧中去。相比之下，堅定的荒野居民有更多的追求。然而，即便沉思的孤獨讓他們得以瞥見崇高（或者，假如他們有這傾向的話，神），緊接着的問題是：現在要做些什麼？這樣獨處的目的是什麼？對誰有益？

把走出俗世進入荒野當作精神之旅的一部分是一回事，但是一直呆在荒野讓自己陷入無益的狂喜則是另一回事。英格蘭裔美國人、神秘主義者托馬斯·默頓【4】認為，“精神生活中最大的災難莫過於沉浸在虛幻之中。外在和高於我們的現實與我們之間的關係至關重要；這種關係維持和滋養我們的生命。如果用虛幻來餵養的話，生命必將忍飢挨餓。”他說，如果我們把獨處作為鮮活的精神之旅的一部分來實踐，而不只是作為逃避墮落的一種方法，或厭世的一種表達的話，它將在超塵脫俗的那些人的靈魂中結出碩果。”梭羅的師友愛默生【5】也這麼看。他指出，獨處是人精神旅程中必不可少的；但是，“在市井之間或廟堂之上，我們也需要這種獨處以及獨處帶給我們的啟示……要點不在於見到更多還是更少的人，而在於獨處為我們帶來的同情心是否準備就緒。”

但是，梭羅對於當年的美國社會——一個政治妥協、唯利是圖、保留奴隸制的社會——的腐敗深惡痛絕。他身後發表的《科德角》（1865年）至少部分地表達了他的絕望，甚至悲傷；書中透露了他想要背棄美國社會的願望。但在梭羅的大半生中，他都堅守了愛默生的原則，正如他在《瓦爾登湖》中記得的：

在這裡，就如在任何地方一樣，我有時會期待那從未到來的訪客。《毗濕奴往世書》【6】說，“只要擠奶的工作沒有完成，主人應該一直待在院子裡；如果他想等候客人到來的話，主人可以在院子裡待得更久些。” 我經常這樣履行主人的義務，雖然我等候的時間足夠給一群母牛都擠過奶了，但是依然看不到從鎮上來的那人。

也許那“從未到來的訪客”就是從鎮上來的那人；也許這裡說的是別的、更為神秘的，可能不那麼善意的來臨。正如默頓提醒我們的，荒野可以讓我們找到自我，也可以讓我們失去自我。“首先，沙漠是瘋狂的國度。其次，它是魔鬼的避難所。魔鬼被扔出去……‘徜徉在乾燥的地方’。口渴使人瘋狂；而魔鬼本身就是瘋狂的，因為他渴望失去了的德行。失去是因為他把自己囚禁在其中，而把其他一切都關在外面。”

卡爾·馬克思用另一種方式表達了這個看法。在《對黑格爾法哲學批判的一個貢獻》（1844年）中，他說，“如果我們只能在叢林中找到自由的話，人類自由史和野豬自由史有何兩樣？……誰都知道，在森林中呼喊只能聽到回聲。” 馬克思把宗教（言外之意，總體而言的精神生活）視為“人民的鴉片”，然而其要旨在於留意叢林思維的危險性。正如在每一個童話故事和中世紀冒險故事裡那樣，荒野中棲息着許多惡龍；但是其中只有部分是土生土長的；剩下的那些龍都是那孤獨的朝聖者帶來的。當朝聖者啟程前往荒野之際，曾經，他的目的看上去是那麼純潔，他的意圖看上去是那麼美好。

默頓、愛默生、梭羅，以及道教大師們都明白：假如孤獨不能引領我們返回社會的話，它可能會成為精神上的一個死胡同、一種自我放縱或者逃避現實的做法。我們也許仰慕、甚至於嫉妒野豬的自由生活，但是只要有人還在被奴役，還在饑寒交迫，或者還在世俗的囚牢中，我們都有義務回來，為他們的解放而努力。老話說的好：無論我做什麼，只要有人被奴役，我就不自由；只要有人在受苦，我就不幸福。因此，不論在野地里我那孤單的小木屋有多麼崇高、多麼接近神明，除非我準備好回去積極地參與社會，否則它只能是充滿空虛和憤怒的、死氣沉沉的天堂。作為孤獨沉思者的代表人物，梭羅最後回到社會，支持廢奴運動的事業。而這樣做的過程中，他制定了公民不服從的原則；這些原則後來鼓舞了甘地、馬丁·路德·金以及全世界反帝國主義運動【7】中的自由戰士【8】們。

約翰·唐恩【9】寫道，“沒有人是一座孤島，自成一體”。這句話已經被引用得濫了，但是要感受其全面的衝擊力，你需要閱讀整段話，他接着寫道，

每個人都是這塊大陸的一小塊、整體中的一部分。如果海水沖走一塊土、一塊海角、你朋友的莊園、或者你自己的莊園，歐洲大陸就在縮小：任何人的死亡都在消減我，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分子。所以別去打聽喪鐘為誰而鳴，它為你而敲打。

這是獨居最大的悖論所在：它給我們提供的不是逃避，不是天堂，不是這樣一個居所：在那裡你可以無視惡意的、腐敗的俗世，高傲地保持自己的氣節。相反，它為我們指明一條回到俗世的道路，提供給我們新的、待在俗世的動機。還有，它能夠讓人對友誼產生新的、充滿活力的理解；以及伴隨這種理解而來的，一種遠勝於任何禮貌所能達到的彬彬有禮、熱情好客。因為，不論我是誰，不論我成就了或未能成就什麼，我真正的生命取決於我是否總是準備好了迎接從未到來的那位訪客【10】。不論從林中來，還是從鎮上來，這位訪客隨時都可能出現。

{原文作者：約翰·伯恩賽德； 原文發表於《萬古》雜誌網站}

【譯註】：

1. 聖安東尼（Anthony the Great, 約251-356）是一個基督教聖人，來自埃及。據說他是第一個苦行到曠野（約公元270-271年）的修道士，此舉似乎促成了他的名聲。寄居在利比亞沙漠的聖安東尼抵禦各種超自然的誘惑是西方藝術和文學中常被提及的主題。

2. 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年 – 1965年）是一位奧地利-以色列-猶太人哲學家、翻譯家、教育家，他的研究工作集中於宗教有神論、人際關係和團體。他的影響遍及整個人文學科，特別是在社會心理學、社會哲學和宗教存在主義領域。

3. 格倫·顧爾德（Glenn Gould，1932年－1982年），加拿大鋼琴演奏家，以演奏巴哈樂曲聞名於世。

4. 托馬斯·默頓 （Thomas Merton，1915年 - 1968年），是英格蘭裔美國人天主教作家和神秘主義者。肯塔基州蓋斯塞曼尼修道院的苦行僧，也是詩人、社會活動家、比較宗教學的學生。

5. 拉爾夫·沃爾多·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年－1882年），生于波士頓，美國思想家、文學家，曾經是梭羅的朋友。

6.《毗濕奴往世書》（Vishnu Purana）是一個印度教經文，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往世書。

7. 反帝國主義運動（anti-imperialist movement）是一種自我覺醒的政治運動，起源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歐洲的反帝國主義運動，其時反對的是日益壯大的歐洲殖民帝國和1898年以來美國對菲律賓的控制。在20世紀中葉以後，反帝國主義運動在殖民地國家達到高潮，成為各式各樣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基礎。

8. 自由戰士（freedom fighter）是指反對非法和壓迫性的政府，從事抵抗運動的人。

9. 約翰·唐恩 （John Donne，1572年– 1631年）是英國詹姆斯一世時期的玄學派詩人 。

10. 此處的訪客似乎暗指死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