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兴趣在课堂上讲授妇女写的书……很遗憾，我喜欢的作家中恰好没有中国人，或女性。除了弗吉尼亚•伍尔夫。……我讲的是男作家。严肃的、异性恋的男性作家。像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契诃夫、托尔斯泰。”

以上是加拿大顶尖学府——多伦多大学的教授大卫·吉尔摩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段话。

大卫·吉尔摩，加拿大作家，其小说《完美的夜晚去中国》获得2005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吉尔摩本人毕业于多伦多大学，现在又在该大学授课。他以上言论中明显的歧视女性态度、种族主义态度（针对中国人）和性取向歧视暗示（异性恋作家）令人震惊。

许多学者认为，加拿大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大卫·吉尔摩为这一论断又提供了一个证据。

吉尔摩不仅看不起社会弱势群体（妇女、中国人、同性恋者等）对文学的贡献，而且对于自己的这一态度缺乏起码的反省。而他作为加拿大一流学府教授的身份，使得他的这一声明特别地刺耳。

这难道就是加拿大顶尖学府如何教育年轻一代的？！教育他们歧视女性、歧视中国人和同性恋者？教育他们歧视自己的母亲、姐妹、妻子；教育他们歧视自己的同学、邻居、师友？教育他们带着偏见做人、做学问，带着歧视走上社会？

大卫·吉尔摩的言论让我联想到汉娜•阿伦特著名的“恶之平庸”。吉尔摩的言论是不是一种恶之平庸的证明呢？

当年汉娜·阿伦特使用“恶之平庸”来评论作为犹太人大屠杀侩子手的艾希曼；她认为平庸的艾希曼欠缺思考的能力，更确切点说，是欠缺分辨善恶、美丑的能力。

“恶之平庸”激起的争论和知识分子圈内的分裂让阿伦特觉得：那么多知识分子竭尽全力要把平庸的艾希曼歪曲成恶魔，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缺乏信心；他们反对恶之平庸，因为他们不愿意或不能够在自己平庸的生活中反躬自省。

思考，其实是一件费时费力的艰苦劳作。批判性的思考更艰苦。退守入孤独的思考对于平庸的知识分子们来说，简直就是酷刑。

不愿意或不能够思考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们，当然要反对“恶之平庸”这类的提法。这一提法就像一把尖锐的匕首，会把他们吹出来的美丽肥皂泡全部刺穿。

反对“恶之平庸”者，害怕的是自身道德上的软弱、人格上的缺乏独立性；以及批判性思维能力的缺失。而在阿伦特看来，这种批判性思维能力是帮助人们反抗权威的终极武器。

回到大卫·吉尔摩，一位典型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拥有北美社会统治阶层的一切特征：白人、男性、异性恋、非残疾人、中年、中产。从这样一个特权地位出发的他，对于自己的特权地位视而不见，甚至于以自己的狭隘为自豪。为什么会这样？

最大的可能是：这个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确切地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他心中根深蒂固；让他和社会上大多数人一样，掉进了“恶之平庸”的陷阱里。

一方面，是主流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地渗透全社会，普通人很容易就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成为庸人。另一方面，是许多人本身缺乏内省、缺乏（或丧失）了道德的勇气和判断力。

两者的结合，就有了许许多多的大卫·吉尔摩。而这许许多多的大卫·吉尔摩又反过来帮助维持了恶的体制、恶的现状。

当种族主义、男权至上、同性恋歧视、残疾人歧视等恶的体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有机组成之际，要反抗其中任何一个主义、任何一种歧视，都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都需要许多人的共同奋斗。

可悲的是，恶之平庸让我们大多数人要么拒绝承认恶的存在；要么看不到恶的存在。

背转身，假装看不见社会的恶，不去进一步思考，如我们许多同胞所为，是一种恶之平庸。

被主流意识形态洗脑，看不到自己在体制性、社会性的恶中起到的作用，如大卫·吉尔摩这类白人男子所为，也是一种恶之平庸。

当一个社会的知识精英都进入“恶之平庸”的陷阱了，还有几人没有掉进去呢？

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加，恶之平庸的陷阱里都装着社会的大多数人，包括我，也包括你们。当我们像大卫•吉尔摩一样看不到这个社会上的恶以及恶的体制的时候，当我们像许多人一样假装看不见这个社会上的恶及恶的体制的时候，我们就在为恶了！我们和吉尔摩之间，距离并不遥远，也许只是五十步和百步之别罢了。

吉尔摩说：他不喜欢女作家、中国作家、更喜欢异性恋作家。他的许多学生也许会说：他们厌恶女性、反感中国人、拒斥同性恋者。吉尔摩缺乏反省，他的很多学生也可能不知道反省为何物。恶之平庸就这样从吉尔摩向新一代大学生传递下去。种族主义、女性歧视、同性恋歧视等体制性压迫也就这样被延续下去。

女作家安·贝鲁奥特指出：大卫•吉尔摩揭示了学术界歧视女性、种族主义等不平等现象依然根深蒂固。而在我看来，他不仅是学术界的“一斑”，也是北美社会的“一斑”。他帮助我们看到了北美社会的“全豹”：本质上白人至上、压迫女性、歧视同性恋的社会。

而从“恶之平庸”的角度看，他提醒了我们：当我们放弃了思想，放弃了道德判断，特别是放弃了批判性的思考之际，我们每个人都成了现存体制的维护者，都在作恶。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大卫•吉尔摩；我们就是艾希曼；我们就是作恶的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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