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和几个海外华人聊到政治，一位二十多年前就已经移民了的大陆理工男嘴里蹦出了新闻联播标语！无独有偶，另一位类似经历、学历的华裔加拿大人也真诚地告白：“我是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 这两位海外五毛人士的言行，让我百思不解： 一个人，辛辛苦苦离开大陆，移民到北美，辛辛苦苦读书、打工、入籍、成家，生活了二十多年之后，竟然还在接受大陆极权政治的毒害，把极权政党的政治宣传当作真理，甚至于自觉到互联网上为维护大陆极权政府而做义工，充当被人鄙视的“五毛”？ 离开没有自由的中国大陆，来到自由的北美，为什么有人在心理上居然远离北美，远离自由社会，更靠近中国大陆，亲近专制社会？ 在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中，我似乎找到了海外五毛人士的心理机制。 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提出，自由把人从前个人主义的社会中解放出来，赋予他独立与理性，却也让他感到孤独、焦虑与无力。自由的积极作用是其赋权，给予个体人独立、力量与理性的作用。自由的消极作用是其让个体感到的孤独与无力感。这种孤独感之强大，让绝大多数人无法忍受。在无法忍受的孤独感带来的强大心理压力下，现代人不顾一切地逃避自由，躲进了新的服从关系。 弗洛姆书中的“前个人主义社会”，指的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前的欧洲中世纪社会。事实上，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大陆与欧洲中世纪同样是“前个人主义社会”，阶层固化、等级森严、人人都是某个团体（单位或集体）的一分子，但是人人都不是独立的个体。这种社会给与普通人一定的安全感，但同时也剥夺了个人成为独立个体的机会。 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标志着现代个人与个人主义的诞生。自由既有赋权的能力，也有诅咒的能力。自由的赋权让个人获得独立与理性，现代意义上的个人是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自由的诅咒在于其将个体与其他人、社会、世界分离开来，看清了自己的孤独，意识到一己的脆弱与无力，面对强大的资本大潮，危险的外部世界，感受到精神上的孤独与无力感。 弗洛姆认为：精神上的孤独，对一己的孤独、无力与脆弱的认识，是个体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海外华人中的大陆移民及留学生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在前个人主义或刚刚出现个人主义萌芽的前现代的中国大陆出生、成长，在依然存在精神性的束缚，或者说“第一脐带”的环境里他们感到安全，知道自己的位置，觉知自己与社会的某个团体的合一感，虽然尚未发展出独立性与成熟的理性。 移民或留学的经历切断了他们的第一脐带。他们被连根拔起，没有了熟悉的社会关系，没有了熟悉的家庭关系，他们孤零零地来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被迫独立，被迫动用自己的理性分析能力，求生存、求发展，面对种种压力，从上学、就业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还要忍受这种精神上的孤独与无力感。 移民与留学生确实很难。自由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同时在他们身上起作用。这些离开了祖国母亲怀抱的婴儿，经历精神上的断开脐带、个人诞生的痛苦过程。自由的赋权作用固然可以让其中的少数人从独立与理性出发，走向新的生活，积极的、自由的生活。然而，自由的重担，与自由伴生的孤独感与无力感驱使着其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了逃避自由，奔向自由的反面——服从。 弗洛姆这么形容现代人：“二十世纪的头脑，石器时代的心灵”。心理、情感上的滞后与知识、技术上的进步未能协调，从而现代人的理性不够强大，心理不够成熟，在面对强大的压力时，他们焦虑而无能。 而海外五毛党是这样一群人：二十一世纪的头脑，拥有西方发达国家的知识和技术，但在心灵层面却充满了中国大陆专制制度下习得的糟粕。他们从不自由的中国大陆来到自由的西方国家，自由却让他们感受到更多的是个体自我的孤独与无力。他们被自由吓怕了，吓尿了。在精神性孤独的高压之下，他们不顾一切地寻找精神上的“第二脐带”，寻找一种与某个群体的合一感。 很自然地，他们找到了威权主义的中国大陆。当年，威权主义虽然限制他们的个人自由与自我意识，却也给予他们某种类似胎儿通过脐带与母体相连的安全感与合一感。 在精神上成为五毛，去拥护与认同专制的中国大陆社会，支持所谓的中国民族主义，成为21世纪的阿Q，是海外五毛党人不顾一切地寻找第二脐带的努力。 而第二脐带确实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某种安全感。 通过自我侮辱，把自己轻贱为无足轻重的“五毛”、“自干五”（和鲁迅的阿Q自称是“虫子”有异曲同工之妙）。当自我成为飞灰一样的存在，那么外部的强力（中共政权、中华民族，等等）就更为强大，个体对于外在的强力就只剩下服从了。 而彻底地服从，抹去个体自我，消失在某种外部势力或群体（比如中华民族、中共政权，等等）中，从而分享该势力的光荣，获得一种群体的自豪感（和阿Q的成为革命党有的一拼！）。 遗憾的是，第二脐带的替代性质决定了它的虚幻不实，它的无法长久与补偿性。 弗洛姆认为：正如婴儿一旦出生，断了脐带，就与母体永远分离一样，此后，回到娘胎就不再是一个选项。个体的人一旦产生，通过脐带重新变成某个群体的一份子，从而逃避个人的自由也不再是一个真正的选项。 第二脐带的方法只能获得表面上的成功，因为它不是真正的解决方案，至多只是替代性的临时方案。第二性的脐带不像第一性的脐带，无法带来个体与世界真正的合一。个体付出了放弃自我、放弃个人完整性的代价，自觉自愿地服从某种阻遏了他人生发展的权威 （如中华民族，或中共政权），然而并未消弭他与权威之间的隔绝、对立与分离关系。 寻找第二脐带，奔向自由的反面，奔向对某个强大的团体或个人的服从是现代社会普遍的群体心理。这也是海外五毛党人身在自由的国度，甚至在改变了国籍之后，依然在心理上依恋甚至服从那没有自由的中国大陆社会，那泯灭自我的中国民族主义，甚至于貌似强大的中共专制政权的一个根本原因。 我仿佛看到：一大群的海外赤子，有男有女，穿着开裆裤，尖叫着、呐喊着，向着想象中的第二脐带奔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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