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拿到闻名已久的余英时先生的回忆录，当真如获至宝，手不释卷地读完了，感慨万千。

余先生的回忆录，除了记录他生活的历史，其侧重点似乎在于检讨其思想学术的发展历程，有些部分论及具体学者的思想或许过于抽象，但是往往点到即止，不至于让人感觉有阅读瓶颈。总而言之，在这本二三百页的《余英时回忆录》中，生于1930年，历经了中国抗战、内战、流亡到香港、求学任教于美国，最后以91岁高龄在美国逝世的余英时先生，简明扼要地回顾了自己的成长、求学历程，特别是思想的历史发展之脉络，从而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位世界级自由主义知识人思想发展的宝贵记录。

在大陆极权政治的高压之下，余英时先生由于其反共与自由主义的立场，多年来被排斥在出版圈之外。当年在大陆的时候，根本就见不到余先生的书。据说在2004年大陆才出现了一些余先生的作品，然而近年又有传言：中共当局已经下架了他的书籍。

余先生不是一个政治人物，似乎也没有发表过什么政治宣言。他毕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与著述，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与反对中共极权政府的立场是其个人人生经验的结晶，并且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贯的逻辑。读《余英时回忆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自由主义与反抗（中共）暴政是如何在余先生的生命中逐渐形成、沉淀，以及如何从个人的经验上升到理性的思辨，乃至成为自觉的坚持。

该书分成五章，余英时先生按照时间顺序，从少年在安徽农村的生活开始，评述五四、抗战、共产主义思潮的兴起，青年时在大陆读东北中正大学、燕京大学，之后赴港就读新亚书院，最后赴美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基本完成了思想的成长：成为一位反对中共极权政府、坚持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等普世价值的自由主义知识人。

我最感兴趣的是余先生与共产主义及中共的接触，以及他如何形成自己对中共的基本判断。

少年余英时在安徽潜山农村的许多年内，当地有一股土匪（抗战期间成为中共“新四军”的一个支队）为害百姓。他不仅听说了这伙土匪的一次大屠杀事件，还亲眼见到一个族兄被土匪杀死之后的惨状。

余英时第一次被灌输共产主义，是由于他的一个共产党员的表哥，并因此开始读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版本）。

后来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余先生接触到更多的共产主义影响，甚至于申请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然而他被批准入团时人在香港。而之后人生的际遇，余先生再也没有回到大陆（除了很多年之后的一次短暂访问），他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或共产党党员的可能性永远没有实现。

余先生之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不仅仅是机会的问题，更是他自身理性的选择。他的父亲是早年的留学生并研究世界史，著有《西洋通史》。余先生耳濡目染了他父亲的学问、为人与对历史的兴趣。而在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的同时，他也接触到了胡适等五四一代自由主义学人的思想，对于“民主”、“科学”、“自由”等普世价值有了初步的认识。从父亲那里接受的潜移默化、自由主义学人的影响等， 为余先生成为自由主义者、树立反共立场奠定了基础。

青年余英时思想的发展，有赖于大学时候接受的多种价值观的交战。书中不少篇幅记述了他当年阅读的政论性质的刊物，如储安平的《观察》，等等。在抗战结束之后的短短几年，各种政治观点在中国得到自由表述，前辈学人对于中国的命运，对于共产主义与中共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与进行批判。那个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年代为青年余英时的独立思考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参照比较各种不同乃至相反的观点中，余先生逐渐坚定其以“自由”、“人权”、“民主”、“科学”为核心的价值观与政治立场，而这一立场的逻辑延伸就是在政治上的反对（国民党或中共）一党专政。

中共在对大陆民众进行洗脑时一直说：解放前国民党一党专政如何如何黑暗。似乎以此来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辩护。余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解放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人就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但是他们反对的不只是国民党的统治，而是“一党专政”的体制。他们没有要用共产党一党专政代替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意思。像余先生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人反对的是任何党的一党专政，不论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

作为一个毕生精力放在学术研究的学者，余英时先生并未积极参与什么政治运动。他的战场在学术领域。然而，从对华人学人的观察和了解中，他见微知著，看到了中共政权对学术自由的戕害。比如，上个世纪上半叶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49年前后其学术上的造诣简直是天壤之别。中共一党专政与大陆缺乏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现状是费老先生学术死亡最重要的社会背景。这样的例子在书中还有很多。

余英时先生的反共，也是他作为知识人、作为学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必然有的倾向。因为自由对于学术研究，就像空气对于人一样，是不可或缺的。而大陆的一党专政导致的意识形态僵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化成唯一真理，从而在学术领域造成了全面的僵化与停滞。这一点在余先生熟悉的历史学领域尤其显著。

余先生指出，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根本就是把马克思对欧洲历史的看法移植到中国历史上，故意无视马克思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而斯大林的所谓五个社会形态论（即原始、奴隶、封建、资本、社会/共产）根本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大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不尊重马克思的思想的基础上，用教条主义的做法，硬要把斯大林的教条套在中国历史的头上而搞出一套“理论”。这样搞学术，能够产生什么样的学术？难怪大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大多没有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

作为一名中国历史的业余读者，我在大陆成长的过程中就被不断地灌输中共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我读到的大陆历史教科书实在是可怜可恨：历史事实简单化或粗线条化，历史观念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中华民族的三千年历史被阉割改写以适应中共“大内宣”或为民众洗脑的需要。课外又没有好的历史书可读，甚至一些入门性质的书，如钱穆的《国史大纲》，吕思勉的《中国通史》等那时候听都没听说过。当年除了死记硬背以应付考试，对历史实在提不起兴趣。

现在回顾，中共的历史教育似乎有两个意图：其一自然是洗脑与宣传，通过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来为中共一党专政提供合法性的证明。其二是赶走好奇者、或者诛杀好奇心。青少年学生好奇心重，如果对历史好奇了，就会想读这方面的书，虽然大陆已经把旧书封的封、禁的禁，但是总会有漏网之鱼，一旦有少数人对历史好奇且获得相关知识，中共的那一套建立在历史虚无主义基础上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就会土崩瓦解。这是极权主义政府无法容忍的。

对历史毫无兴趣而对现实不满的年轻人容易就被乌托邦式理想诱惑成共产主义者。我曾经就是其中的一人。缺乏对中国历史的充分认识，有的只是从教科书中被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加上对中国大陆的现状感到不满，这时候，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听上去就十分美好。少不更事的青少年不免趋之若鹜。现在我们知道：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末出现所谓的全球学生运动，大陆的红卫兵与“文化大革命”不必说，欧美的“五月风暴”等学生运动，背后都有共产主义特别是毛主义的阴影。

反过来看，青年余英时除了其成长在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政之前的相对自由的言论、思想、学术环境里，从而免去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全面洗脑的不良影响之外，他对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兴趣本身也是帮助他形成政治上的反共、自由主义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离开大陆之后，我得以接触到许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籍，比如，唐德刚先生的近代史系列书籍，史景迁的中国历史作品（特别是《追寻现代中国》），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华帝国史，等等；以及前辈历史学家的部分书籍，如钱穆、吕思勉先生的书。这一系列阅读，终于让我在思想上清理了大陆学校教育的马克思主义遗毒，对于中国的历史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对于被大陆学校教育歪曲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观念有了反思和再认识。

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共在大陆的教育中鼓吹一种观点：是中共领导抗战取得胜利的。这是一个弥天大谎。事实呢？共军抗战能够说的出口只有“平型关大捷”和“百团大战”。于是他们在历史教材中对此大书特书，而完全无视国民党军队正面抗战的作用与意义。学生时读到也就信了。然而，后来在读大陆之外学者书写的抗战历史时，就开始了怀疑。余先生在回忆录中引用大陆学者的研究指出：平型关大捷实在说不上“大”，是四千名中共军队对七百名日本辎重和补给队伍（其中有战斗力的仅一百多人）的伏击，共军以四百人伤亡的代价才全歼了这支日军。他更指出：该“大捷”对于抗战整体而言，“很难说有多大意义”。

这样的歪曲历史事实，灌输对中共统治有利的历史观念的做法，在大陆的历史教材中比比皆是。中共最近在提倡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而中共对中国历史的篡改和歪曲难道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行径？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政党却公开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这是怎样的一种反讽呢？

自由、民主、科学、人权等等普世价值，经过五四一代知识人的广泛提倡，在1949年以前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潮。然而中共1949年对大陆的军事占领，硬生生切断了这一思想脉络。之后七十年来一党专政的共产极权政治对大陆民众更是造成了史无前例的伤害。

余英时先生有幸，作为个人，能够对共产主义与中共政权进行独立的、自由的判断，并且最终发展出成熟的反对共产极权、坚持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作为学者，珍视学术自由的余先生确立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而自由主义与反对极权政治是一致的。争取自由，就必然要反对极权。

今天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也是有幸的，可以跳出大陆一党专政的社会环境远观其变，并且有机会对中共政权进行独立、自由的判断。不仅如此，入籍的华人还可以拥有真正的普选权，对政府的政策表达自由的意见。这些，都是大陆民众被剥夺了的自由权利。

《余英时回忆录》对于全球华人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从上个世纪初，特别五四以来，包括余英时先生在内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争取自由民主、反对专政压迫的努力已经延续了一百多年，但是自由民主革命在中国大陆依然尚未成功。孙文先生说的好：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