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龍的胎動》是日本講談社出版的中國歷史叢書中的第十一冊，主題是中國大陸1949年之後的歷史。其中又聚焦於毛澤東與鄧小平兩個主要人物的活動及其影響。大約是與中共自己編的歷史相左吧，這一冊書在大陸翻譯出版的講談社歷史叢書中就沒有出，我讀到的是台灣的譯本。

一開始閱讀此書時，我先是驚訝於作者的“親共”。或者準確點說，同情中共的立場。天兒慧顯然假設中共領導人的動機是純正的，比如，毛澤東搞大躍進是想造福中國百姓的，鄧小平搞改革開放是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在於對毛也好、鄧也罷的時代有過經歷或受過他們政策影響的國人怕是無法苟同的吧。

雖然如此，講談社的這套中國史確實有良好的口碑，而大陸1949年之後的歷史又是我最感興趣的，還是決定讀下去看看。

此前關於大陸1949年之後歷史的書，主要讀過Jonathan Spence（史景遷）的In Search for Modern China（《追尋現代中國》）和唐德剛的《毛澤東專政始末》。前者從明末寫起，對於1949年之前的歷史較為詳細，1949年之後，特別是1978年之後的歷史有點草率，懷疑是史料搜集方面有困難。後者主要寫毛，結束在毛一命歸西。無論是哪一本著作，對於1949年之後大陸的歷史的書寫都有一定的局限。史景遷的寫法類似於近代通史，詳略取捨是必然的，他覺得近代以來，中國都在追求“現代化”，有些道理。然而局限於西人與中國文化外來者的視角，他的詳略取捨未必對中國讀者的胃口。讀此書時，一種隔霧看花的感覺一直伴隨着我。唐德剛本是中國人，又有在中國大陸生活學習多年的經歷。讀他的書隔霧看花的感覺是沒有了，但是唐只寫毛，對於後毛時代沒有涉及。

天兒慧，作為日本學者，曾經在八十年代的中國住了兩三年，對於中國後毛時代有第一手的了解。而日本與中國傳統文化獨特的淵源，使得總體上日本學者無法被視為中國文化的外來者。因而日本學者的獨特視野，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人，作為中國的近鄰，對於中國歷史的看法就尤其值得重視。

天兒慧《巨龍的胎動》總體而言沒有讓我失望。他書寫的是毛澤東時代（1949-1976年）與鄧小平時代（1976-2004年）。該書的日文原名如下：巨龍の胎動――毛沢東vs鄧小平。其中，毛與鄧之間的“vs"是對比之意。這樣看來，此書的立意在比較兩個不同的時代和毛鄧二人各自的治國方略、舉措與後果。

考慮到中國中央集權的現實，從領導人入手確實可以從國家政策層面切入，有高屋建瓴、綱舉目張之效果。然而缺點也是明顯的，我們看不到底層民眾的反應、中層人士受到的影響，等等。因此想要從該書讀出毛時代與後毛時代的複雜的社會生活是要失望的。然而，這樣簡化的結果突出了毛、鄧二人的言行與思想，以及他們代表的中共領導階層對治理中國的基本看法與主要舉措：

毛時代：毛是一個皇帝，搞運動治國。天兒慧對於毛的“皇帝”特徵把握住了，但是對於毛的“運動治國”或不斷搞社會運動的特徵似乎強調不足。

鄧時代：鄧是半個皇帝，經濟上改革開放，政治上曾想改革，但最終回到威權主義。“半個皇帝”的特徵準確。對於鄧的改革開放，作者似乎持同情與支持態度。對於鄧在六四之後放棄政治改革構想，轉向東亞模式的看法，頗有見地。然而，鄧時代的“運動”也不少，雖然未必時鄧本人發動的。這一點天兒慧依然認識不足。

當然，對於僅在中國生活了兩三年（1986-1988）的作者來說，他對於中國政治風向的感覺與長期生活在中國的人比還是隔了一層的。並且，那兩三年又是中國49年以來政治與思想上最為自由的幾年。

因此，天兒慧對於中國後鄧時代的研判就顯得過分樂觀了。這或者與作者在中國的生活時間有關。1989年的中共六四屠殺之前，八十年代的自由空氣曾經讓整個中國社會都樂觀積極、充滿信心。

雖然天兒慧捕捉到鄧在六四之後在政治改革方面的全面剎車，從而轉向東亞發展模式，模仿新加坡的經濟自由主義與政治威權主義，但是他對於中共政權本身的理解不足，看不到一黨專政在政治上的巨大風險：比如，容易走向個人獨裁，容易回到搞社會運動的模式，政策容易走（不論是左的還是右的）極端，等等。

在該書的結尾，天兒慧對於中國社會走向，特別是政治、政策層面的走向的判斷依然是樂觀的。給我的感覺是：他認為在經歷過毛時代的一次胎動，鄧時代的二次胎動之後，中國龍終於有可能誕生了，有希望成為一條真正的龍。

當然，作為學者的天兒慧在該書的結尾部分也提出了中國社會發展的諸多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重大問題，並且認為：能否應對與處理這些問題將對中國社會的未來走向產生重大的影響。所以，書名叫“胎動”的寓意就很清楚了：中國龍還沒有生出來，還不是一條真正的巨龍。

天兒慧在論述鄧小平的時候說：鄧是打着毛澤東的旗幟，執行去毛澤東化的政策。他因此寄望於未來的中共領導能夠打着鄧的旗幟，執行去鄧化的政策。我的理解，他是希望能夠有人打破鄧的東亞模式，實施政治體制改革。他大約想不到，在他書成不到十年，就有人打着鄧的旗幟，執行去鄧化的政策。

2012年習近平當上中共黑幫老大之後，打着“改革開放”的旗幟，執行反改革反開放的政策。他修改憲法，把鄧確立的最高領導人任期制倒退回終身制。他搞“定於一尊”，把鄧提倡的“集體領導”倒退回毛時代的一言堂。他在經濟領域搞“國進民退”，推動計劃經濟的反撲。他搞黨領導一切，在外企搞黨支部，與鄧時代推出的經濟自由主義背道而馳……

這一種“去鄧化”不是日本學者天兒慧所預見的，也不是絕大多數中國民眾以及關心中國的人士所能想見的。然而就在我們的眼前發生了。

習執掌中共黑幫這十年，其第三次“胎動”顯然是毛第一次胎動的模仿或回聲。習在走毛的老路，從鄧的改革開放倒退回毛的極左路線。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現實似乎在頻頻示警：中國龍將胎死腹中！

在一黨專政的中國，如果沒有宮廷政變（比如1976年的所謂“粉碎四人幫”）以及隨之而來的權力轉移與政策改變，巨龍胎死腹中的可能性極高。這一前景讓許多中國民眾感到絕望。

而普遍的絕望情緒是今天中國“潤學”發達，中產階級人士採用偷渡手段千里輾轉投奔自由的西方這一現象的根源；也是中國國內沒辦法或無能力“潤”出國的年輕人選擇成為“躺平族”、中國人口生育率大幅度下跌以及政府從之前的“計劃生育”、強制結紮、流產到現在要鼓勵生育的180度大轉彎等現象背後的原因。

中國巨龍究竟是胎死腹中，還是能夠經歷胎動與陣痛之後成為一條真正的龍？這一問題全世界都關注，海內外的炎黃子孫更是關注。因為在全球化的今天，在中國發生的事情影響的不僅僅是中國，而是整個地球。

天兒慧《巨龍的胎動》對1949年之後的中國政策提供了一個不錯的梳理，其對於毛與鄧時代中共高層決策的比較，對於理解1949年後中國的政治沿革與中國的走向頗有助益。然而，其對於中共政權本質的理解畢竟有限。而天兒慧巨龍的胎動的隱喻非常形象。雖然我認為：大概率這條中國龍將胎死腹中，除非出現驚人的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