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讀《萬曆十五年》。距離上一次已經遠隔時空。

《萬曆十五年》顧名思義，寫的是明朝萬曆皇帝十五年（公元1587年）的歷史。

歷史在中國的中學教科書上是最為枯燥乏味的一門課程，似乎是存心要扼殺學生們的好奇心。少年的我之喜歡文學而對歷史不感興趣，很大程度上要拜中國教育之賜。因此，即便在大學畢業後開始對歷史稍有興趣，買到了《萬曆十五年》並且一口氣讀完了。我也沒有太多感觸，而是又一次一頭扎進文學的海洋中。

第二次讀《萬曆十五年》，是在潤出牆國多年，脫離了“井蛙”思維模式，呼吸着自由的空氣、進行着自由的閱讀與思考多年之後。知識的儲備與視野的調整，歷史觀、世界觀的校正，都使得此次閱讀與第一次大有不同。

黃仁宇先生採用的是司馬遷的紀傳體體例。雖然主要寫萬曆十五年的歷史，但是其章節卻按照萬曆皇帝、張居正、申時行、海瑞、戚繼光、李贄等幾個主要人物的傳記來寫，每一章都是一個人物的小傳。由於是人物傳記，因此有故事有情節、甚至有心理分析，讀來順暢、有味，其中包含的評論又引人深思。

更重要的是，黃先生繼承了司馬遷“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史家理想，不是僅僅為了記錄歷史事實而寫歷史，而是希望從歷史研究中獲得某種理解或洞見，從而把握人生、歷史的變化規律。用現代某些史家的說法，就是從歷史中獲得某種“史識”，以獲得借鑑，從而避免重蹈覆轍。而這一點，是中國現代史家的理想。比如，錢穆就寫過一本《中國歷代政治得失》；而陳寅恪據說也有從歷史研究中獲得經驗教訓的話。

《萬曆十五年》絕不僅僅是關於明朝萬曆十五年（公元1587年）中國的歷史事實的堆砌，也不僅僅是關於那一年中在明朝舉足輕重的幾個政要的個人傳記而已。《萬曆十五年》似乎想通過對這一年的明朝政要的剖析，來洞察中國明朝（乃至於中國秦代以來）皇權專制制度的內在運作、弊端與得失。

閱讀《萬曆十五年》有一個揮之不去的感覺：寫得就是今天的中國！準確點說，1587年的中國和2022年的中國，在總體政治和社會狀態上似乎沒有太大的差別，都是皇權專制、官僚體制、思想鉗制、死氣沉沉、萬馬齊喑。

如果說《萬曆十五年》是對中國歷史的一個夢魘的描述的話，那麼這一夢魘籠罩了中國兩千三百年。

當然這一看法，不僅僅是我閱讀《萬曆十五年》一書的感受。

過去數年來閱讀了許多中國歷史的著述，特別是西方歷史學家的論述，我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中國人的基本歷史觀：治亂循環的歷史觀對於中國直到今天的歷史都是一個準確的描述。

治亂循環的史觀是中國所謂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們對司馬遷及其《史記》的批判之一。然而，我們今天已經明白：所謂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是什麼下三濫的貨色。我們也看到了：用馬列毛意識形態的僵化立場來對歷史進行評論、改寫是如何的荒謬可笑。反過來看，西漢時人司馬遷的治亂循環觀實在難能可貴、值得重新審視。

有人會說，第一個提出這一歷史觀的人是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中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即便如此，中國史學之父的司馬遷應是第一個為“治亂循環”觀念提供許多切實的論據的人。

這一歷史觀已經深深浸淫到中國傳統文化中，甚至於社會下層的意識中，一個突出的例子：通俗小說《三國演義》的第一句話：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這種“分——合——分”與“亂——治——亂”是重疊的，也往往是一致的。民間的意識里，分即亂，合即治。還有一個民間的諺語對中國歷史的王朝更迭現象總結的近乎完美：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

即便今天的國人在中共洗腦教育之下，對於中國古代史只有一些粗疏的認識，也可以看出：治亂循環、王朝更迭似乎是中國歷史的基本模式。從第一個皇權專制王朝——秦朝起，王朝末年總是亂，然後有一股勢力消滅、吞併其它勢力，建立一個新的王朝；新的王朝在起初總是治理得不錯，然而漸漸地就越來越亂，於是又一個循環出現了。

兩千多年來，王朝更迭、治亂循環似乎就是在中華大地上生活的漢族與其它少數民族一遍又一遍經歷的夢魘。

恰恰是這種循環，讓萬曆十五年與2022年如此相似，讓讀者有今夕何夕之惑。因為王朝更迭、治亂循環的規律是相似的，其中的各種制度，如皇權專制、官僚體制、思想鉗制，等等，更是兩千年來一以貫之的。

這種夢魘般的閱讀體驗讓我感到絕望。

假如中國的歷史真的是遵循治亂循環、王朝更迭的模式，那麼究竟什麼時候，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民眾可以獲得自由與民主？究竟什麼時候，中國的歷史會突破這個惡性循環？

歷史學家唐德剛有一個著名的“歷史的三峽”理論，認為：中國必將走向普世的民主自由制度，然而需要時間和耐心來等待中國通過這一段曲折的“歷史的三峽”旅程。

唐先生似乎太樂觀了。《萬曆十五年》展示給我們的是中國歷史上皇權專制制度下某一年的歷史，換個年號、朝代、皇帝、宰相，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有許多驚人的相似，在治亂循環、王朝更迭的模式下，重複這種模式、繼續這一循環似乎是一種強大的歷史慣性。

就以與我們最切近的中共紅朝為例吧。我們來看：1949年之後的毛時代：亂；1978年之後的鄧時代：治。2012年之後的習時代：亂。毛時代亂了近三十年，鄧時代治了也有三十年。那麼習時代呢？難道也要三十年？

唯一有可能突破治亂循環的歷史時刻是1989年的學運與社運。然而六四大屠殺把自由民主的萌芽扼殺了。結果是中國成了世界怪胎：經濟上的巨人與政治上的侏儒的合體怪物。最終導致了今天習近平的全面倒退與毛左回潮。

唐先生是歷史學家，他的理論是建立在對自由民主制度優越性的信心的基礎上。然而唐先生不是心理學家，否則他不會忽視兩千年皇權專制對於中國人思想與社會心理的禁錮。許多年前，享譽中國的史學大師陳寅恪曾經一陣見血的指出：中國之人，下愚而上詐。而自由主義思想家胡適、大文豪魯迅等一批有識之士都認識到要改造“國民性”、啟蒙民眾的重要。

我們看到：1949年之後，中共通過“思想改造”運動來對民眾進行大規模洗腦，亂了三十年，毛賊終於翹辮子了；1978年後的改革開放運動，給了民眾一定的自由，帶來了八十年代的思想再啟蒙與1989年的民眾自發的社會運動。然而六四屠殺終止了八十年代的啟蒙運動，中共則恢復了對民眾大規模洗腦的政策，以至於到今天，文革式思想控制再次甚囂塵上。

如果說有什麼樣的民眾就有什麼樣的政府，那麼，中國民眾或許就應該有中共政府來治他們？這樣想或者太悲觀了。然而我們不能否認的是：中國民眾對於毛時代的亂是責無旁貸的，因而對於眼下中國的倒行逆施也是責無旁貸的。“下愚而上詐”依然是適用於今日中國的準確診斷。這樣的民眾這樣的社會如何突破治亂循環、王朝更迭的歷史慣性？

難道這種治亂循環、王朝更迭就是中國逃不脫的千年夢魘？作為華夏兒女，我不願意相信。作為中國歷史的讀者，我似乎不得不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