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在台湾2015年出版的这本“小说体自传”是关于八十年代末两次学潮（八六学潮与八九学潮）前后的自传文字。

朋友先读了此书，立刻就说：袁红冰太自恋了！

我一开始读，也注意到了作者对自己形象的夸张描写与自我美化。然而还是读了下去，对于袁红冰笔下的八六学潮情形、袁自己及其朋友为首的青年教师在两次学潮中的活动、以及《六四之殇》花了大量篇幅叙述的六四大屠杀之后北京知识人的社会活动，我还是相当感兴趣的。

该书结尾的时间似乎表明：其定稿在1997年。如果是真的，袁对中共黑帮性质的认识，对中国政治大势的判断，等等，确有过人之处。他对于中共政权、对于在中国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的许多思考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依然不无借鉴意义。

当然，由于作者的自恋倾向，该书的“小说体自传”之定位，其中的一些历史事实，特别是细节让我在阅读时会自问：这是真的吗？是“诗意的创作”还是历史的真实？这样的问题在我阅读王丹、刘晓波、杨渡等人的六四回忆录作品时并不常见。

我近年来对历史类非虚构文字的关注从一开始就是始于对传记、回忆录等的阅读。对于《六四之殇》，我的出发点首先是了解历史。袁红冰的文字再夸张，总能找到一些对于当年北京知识人活动的事实与心态的描摹。或许是这样的出发点让我阅读过程中没有半途而废。

当然，有人说：文学作品首先是语言的艺术。从这个角度看，《六四之殇》失败了。

就文字来说，袁的《六四之殇》和杨渡的《未烧书》（书评在此）比起来，差距很大。都是很厚的两本，但是杨渡的文字干净的多，也许得益于他记者生涯的影响。袁的文字让我感觉到一点尼采的影响，准确的说是隐约有汉译尼采作品的影子。然而致命的是中国文学的荒漠期之一，文学史上被称为“十七年文学”(1949-1966)的浓重影响。袁生于1952年，文革发生时14岁，我的猜测是：少年袁红冰受十七年文学影响较大。读他的文字，其中冗余的大段大段描写，以及突兀生硬的抒情，让人感到十七年文学的宣传腔调。

有人会说：来自台湾的杨渡成长环境与袁大不相同，不具可比性。好吧，刘晓波生于1955年，在年龄上、生长环境上和袁更接近，并且当年两人都是北京高校的青年教师，都积极参与了八九学潮。那么，把袁的《六四之殇》与《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刘晓波“六四”回忆录》（书评在此）比较一下又如何？从文字上看，刘明白晓畅，文气通畅，滔滔不绝。而袁行文时断时续，文气不畅。并且，袁的用词非常怪异而单调。比如，“青铜色”作为形容词被作者滥用到不知所云的地步。袁词汇与想象力的匮乏集中表现在他的描写与抒情文字上。十七年文学对于只差三岁的刘晓波与袁红冰应该都有影响，然而这种影响我在《六四之殇》随处可见，而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刘晓波“六四”回忆录》中基本感觉不到。

袁的《六四之殇》读起来更像是他一个人的六四。

虽然从文学作品的角度看，《六四之殇》在语言上相当失败。要读完全书，你得忍受袁时不时暴露出来的自恋、空洞的抒情、贫乏的语汇与想象力、以及怪异的用词。 然而我依然感谢作者以此书为八十年代末两次学潮前后的历史留下了宝贵的关于青年知识人活动的记录，以及他自己作为其中一员对中共政权、中国政治的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三十四年前的八九学潮或六四运动是中国当代历史的重要事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事件决定了过去三十多年来中国历史的走向。不夸张地说，生活在2023年的中国人乃至地球人，都或多或少在六四运动的影响之下。

然而在中国，色厉内荏的中共政府把六四事件搞成一个研究、写作与评论的禁区。目前关于六四的书籍，不论是中文还是英文，大都是海外出版的，包括本文提及的几本书。

西方学者研究六四的专著也有一些，比如2021年出版的June Fourth: The Tiananmen Protests and Beijing Massacre of 1989 (《六月四日：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大屠杀》) 就是其中之一（书评在此）。另一部研究六四的专著是Quelling the People: The Military Suppression of the Beijing Democracy Movement （《镇压人民：北京民主运动的军事镇压》，1998年出版），我还未读过。

流亡海外的六四运动参与者，如王丹、吴仁华、袁红冰等依然坚持不懈地写书、搞纪念馆、每年搞六四纪念活动，他们的努力令人倾佩，他们的行动让六四一直在公众，特别是海外华人、国内翻墙者们的视野中。

历史需要记忆。虽然袁红冰的自恋与语言上的贫乏让他的《六四之殇》对于许多读者缺乏吸引力，然而从保存中国人宝贵的历史记忆的角度来说，《六四之殇》依然值得一读。

归根结底，袁红冰一个人的六四即便再狭隘，也挑战了中共当局对六四历史的垄断。对一个以谎言维系统治的政权来说，每个个体的记忆就是坚实的反抗。因此，六四一代们，请留下自己关于六四的记忆吧！中国需要许许多多一个人的六四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