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聽說“天安門”，也許是小時候的兒歌，什麼“我愛北京天安門”云云。

現在想來極其荒謬可笑。

一個小屁孩，住在一個離北京數千公里遠的地方，從來沒去過北京，也從來沒見過“天安門”、“北京”長啥樣，卻天天傻呵呵地唱一支熱愛那個地方的歌。

那時候，天安門和北京就像是神話。

1989年的春天，天安門廣場成了中國電視及大眾媒體的“明星”。從四月十六日到六月四日的那七個星期里，中國的電視台在黃金時段的《新聞聯播》節目空前絕後地報道了起於北京、蔓延到全國許多地方的學運、社運。許多一向不看《新聞聯播》的國人都定時守在電視機前關心1949年以來第一次自發的學運、社運。

1989年6月4日，中共把號稱“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開進了北京城，用真槍實彈、用坦克、裝甲車對學生和市民進行了屠殺。中國人七個星期的自由被暴力扼殺在搖籃里。那一天從此被定格在歷史上。“六四運動”從此被用來指稱1989年那七個星期在中國發生的學運、社運。而“六四屠殺”則把中共及其軍隊——“中國人民解放軍”——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

那時候，天安門之於我，是一個歷史見證：既見證了中國民眾的英勇抗爭，又見證了專制政權的殘暴兇狠。

1991年冬天，我蓬着一頭長髮，穿着一件綠色的軍大衣，第一次站在了天安門前。我失望了：天安門並沒有電視裡、圖畫上看起來那麼高大宏偉。天安門廣場上，我看不到1989年春天的那場學運、社運的任何痕跡。六四運動也好，六四屠殺也罷，站在天安門廣場上的那個年輕人什麼都找不到。那時候，天安門仿佛又聾又啞且失憶的國人，既沒見過六四運動，也沒聽過六四屠殺。

1989年6月4日之後，中國變了，世界也變了。

我能找到的是：許多青年“火線入黨”的急功近利，全民皆商、一切向錢看的拜金主義大潮，以及面對六四時，一些人失憶而更多人假裝失憶的中國社會。

後來我又去過幾次北京，但似乎沒再去過天安門廣場。直到今天，我記憶中的天安門就是那樣的：空空洞洞，什麼都沒有：沒有記憶，沒有文化，沒有鮮血，沒有彈孔，沒有愛，也沒有恨，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

如果歷史是一條大河，34年前的六四運動和六四屠殺就是這條河的一個急彎。而天安門廣場就是那個急彎發生的地方。從這個意義上說，從六四屠殺的那一天起，天安門就在中國人心裡站起來了，正如中國人在天安門面前站起來了一樣。

34年之後，當我在西半球的暮春午後敲擊出以上文字的時候，天安門已經被海外紀念六四的文字、影像、聲音、行動塑造成了中國民眾爭取自由民主抗爭的象徵。在專制的中國，社會運動可以被鎮壓，民眾的不滿卻無法被弭平。天安門廣場上的六四運動可以被抹殺、六四英烈們的鮮血可以被清洗，甚至關於六四的記憶可以被消滅，然而民眾對中共暴政的抗爭卻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且不說那些持續不斷、大大小小、不為人所知的工人運動，律師參與的民眾維權活動，法輪功、家庭教會爭取信仰自由的活動，僅僅過去幾年中，我們就目睹了香港同胞的反送中運動、大陸民眾的白紙運動，等等，有廣泛民意基礎的社運、民運。中國民眾爭取自由民主的火種依然薪火相承，從已經步入中年的六四一代手中，傳遞到了走上社會不久的千禧一代，甚至零零後的Z世代。

20世紀初，見證了五四運動的天安門曾經讓中國民眾產生了對自由民主中國的憧憬。

20世紀末，見證了六四運動與六四屠殺的天安門讓我們一方面感動於民眾對自由民主的渴望與熱情，一方面對中共政權的野蠻與專橫充滿憤怒，也讓我們意識到：中共政權已經成了中國實現自由民主的最大障礙。

曾經，我仰視過作為神話的天安門。曾經，我也平視過空洞無物的天安門。今天，當我從半個地球之外想象天安門：也許有一天，天安門會見證中華民族推翻中共極權、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歷史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