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黃昏》是安妮·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 生於1964年）2020年出版的書，全名：Twilight of Democracy: The Seductive Lure of Authoritarianism（《民主的黃昏：威權主義的致命誘惑》）。 安妮·阿普爾鮑姆是美國記者、作家，擁有波蘭與美國雙國籍。《民主的黃昏》一書是對於世界範圍的反自由反民主政治潮流的反思。書出版於2020年，其寫作的緣起應該是2016年川普的入主白宮、英國脫歐的全民公投，以及波蘭、匈牙利等國的右翼極端主義政治走向。 和同是美國保守主義者的弗朗西斯·福山一樣，2016年前後的世界政治走勢刺激到了阿普爾鮑姆。對世界政治走向右翼民粹主義的反思，福山寫出了《身份》（Identity, 2018年出版，評論在此）和《自由主義及其不滿》（Liber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2022年出版）。阿普爾鮑姆寫出了《民主的黃昏》。 《民主的黃昏》的根本問題是：為什麼知識精英們會支持威權主義？ 阿普爾鮑姆認為：野心家任何時候都有。然而野心家要成為獨裁者需要很多社會條件。比如，民意基礎。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研究過納粹德國的案例，認為：1933年時，德國的民眾有一種“威權主義的傾向”。這一傾向是納粹黨得以勝選、希特勒得以上台的民意基礎。 阿普爾鮑姆認為：即便有民意基礎，一個獨裁者（如希特勒）要上台還要許多幫助他上台和維持秩序的中上層精英人士，特別是知識精英。那麼這些知識精英從何而來？ 阿普爾鮑姆接觸交往過不少美國、英國、波蘭、匈牙利的知識人，他們中許多人曾經是她的朋友，曾共同擁護自由民主制度的理念，曾一起對於蘇聯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解體歡欣鼓舞過。然而後來，其中一大半拋棄了自由民主制度，拋棄了真相，走向了極右翼的民粹主義、民族主義，為各自國家中的威權主義政治勢力服務。 是什麼讓部分知識人背棄知識、真相，背棄自由民主制度與自由主義理念，去支持反自由反民主的威權主義政治勢力，甚至為這種勢力辯護，不惜滿口謊言？ 這實在是一個扣人心弦的問題。這樣的問題不僅在西歐、北美、東歐國家中很有意義，對於中國也是一樣的。 1976年文革結束後，中國進入中共所謂的改革開放時期。八九十年代，中國的思想界知識界可謂百花齊放，自由民主的理念被再次從西方引進，多少知識人翻譯、閱讀、思考西方的思想、政治、文化，並且反思中國的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文化。 然而1989年的學生運動與社會運動，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共六四大屠殺，扼殺了曾經蓬勃發展的自由民主思潮。接下來全民經商，知識階層發生分化，不少知識人背叛自由民主理念，轉而為中共政權服務，甚至為六四大屠殺辯護。相信許多關心中國政治的人都在問：中國那些知識人如何背叛知識與真相，如何背棄自由主義理念，去支持反自由反民主的中共極權，甚至為其辯護，不惜滿口謊言？ 中國、波蘭同是共產極權國家的歷史使得阿普爾鮑姆的思考對於我們對思考後八九時代的中國有很多的現實意義。 另一方面，阿普爾鮑姆美國人的身份也使得她對川普現象的反思對生活在北美的我們有許多的切近性。特別是當川普再次成為美國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在十一月要再一次角逐美國總統的職位之際。 和福山一樣，阿普爾鮑姆也意識到了民主的退潮。經歷過二十世紀末的蘇聯解體、東歐巨變之後一度高漲的自由民主思潮在過去一二十年出現了退潮。阿普爾鮑姆用“黃昏”來形容這一現象。 在民主退潮之際，不少知識精英選擇了投靠右翼民粹主義陣營。在阿普爾鮑姆的社交圈裡：美國有人選擇了川普，英國有人選擇了脫歐，波蘭有人選擇了法律與公正黨，匈牙利有人選擇了奧爾班……總之，一句話，一些知識精英從支持自由民主制度與理念轉向了支持反自由反民主的政黨、個人、理念、政策，等等。 這情形就和中國一樣。過去二三十年，我們看到：公共知識分子被中共有意地污名化邊緣化，甚至用莫須有的罪名拘捕、判刑，已經大範圍被消音了。大部分的知識人回到“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古訓，成了犬儒；其中有些專注於耕耘自己學術的一畝三分地，成為“專門化人才”或“專家”。中國思想文化界真是“萬馬齊喑”的狀態。也有一部分知識人成了中共政權的宣傳員、辯護士。 美國、英國等歐美民主國家的情形略有不同。因為長期的自由民主制度，知識階層的自由主義傳統也較為深厚。因而“萬馬齊喑”不至於，然而近年來，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為右翼極端主義辯護的知識人，支持川普、支持英國脫歐的知識人也不少了。北美的華人社交媒體上，從事社評、時評的華語自媒體網紅們，我們看到許多川粉。 回到作者關注的波蘭、匈牙利等東歐國家。這些國家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東歐巨變之前，和中國、蘇聯一樣是共產極權制度，知識階層萬馬齊喑。巨變之後，大多數國家開始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然而本世紀初，我們看到某些國家，特別是波蘭、匈牙利似乎有倒退回威權主義的趨勢。蘇聯倒退回普京的獨裁；波蘭、匈牙利的威權主義色彩很濃厚（即便還沒有達到威權主義的地步）。 在阿普爾鮑姆看來，固然，東歐國家的民眾或許有“威權主義的傾向性”，然而這些國家的部分知識人轉變立場，成為威權主義政治勢力的支持者和辯護士對於所在國的政治氣候有重要的影響。 即便在保守主義陣營內部，也有兩類知識人：一類是可以為了權力、金錢等利益（包括黨派利益）而放棄普世價值的人；另一類是堅持普世價值，把普世價值置於保守黨利益之上，可以為普世價值而犧牲私利的人。 阿普爾鮑姆以及她的某些朋友屬於後者（前面提到的弗朗西斯·福山也屬於後者）。《民主的黃昏》中主要描寫的英美、東歐國家的知識精英多屬於前者。北美華語自媒體人中少數屬於後者，多數屬於前者。中國的知識階層呢？極少數屬於後者，絕大多數屬於前者。 歐美有民主自由傳統的國家出現右翼極端主義思潮，出現川普當選、英國脫歐等政治事件，說明了被認為沒有“威權主義的傾向性”的民眾也有走向激進主義的可能性。而知識人支持激進主義、威權主義從來就不是什麼新鮮事兒。 或許，知識階層也有“威權主義的傾向性”問題？又或許，這種傾向性是普遍存在的，不論是在專制傳統深厚的中國，還是擁有自由民主傳統的英美？ 然而為了眼前的利益而放棄價值與原則，豈非人性的普遍弱點？我們對知識人有更高的期望，希望他們能夠跳出普通人的局限，更能夠堅持普世價值。然而，知識與思考能否修補人性的弱點？ 《民主的黃昏》沒能夠回答以上問題。然而作者對部分投身右翼威權主義陣營的知識人的第一手與第二手經驗對於我們了解這個群體頗有借鑑意義。 民主是否進入了“黃昏”呢？從歷史上看，民主制度與獨裁制度、寡頭制度、貴族制度等政治制度之間的不具有線性關係。政治制度和社會的演進並非越來越進步。民主制度可能催生出專制獨裁制度；獨裁等專制制度也可能轉換為民主制度。其中的關鍵在於身處歷史時刻的政治人物、知識精英、普通大眾等作出的選擇。 在一個專制的社會裡，手握大權的政治人物對社會走向能夠發揮較大的影響，知識精英與普羅大眾的影響微弱；而在一個民主社會，選票讓知識精英和普羅大眾對社會的政治選擇能夠有很大的發言權，甚至決定政黨、政客的成敗。 產生於十九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歷史決定論，經常說什麼“歷史的必然性”、“不可避免”、“無法改變”。這種歷史觀早已被思想界拋棄。以賽亞·柏林認為：歷史沒有什麼不可改變的規律可遵循。歷史中的個人、階層、群體的偶然互動與某個決定都可以改變歷史的走向。 知識精英的選擇——放棄還是堅持普世價值——將決定他們是否會倒向威權主義。倒向威權主義的知識人將會為威權主義推波助瀾，將進一步破壞普世價值。 在美國就是是否選川普的問題。令人欣慰的是，美國的共和黨人有一些公開宣布不會投票給川普。而保守主義知識人如法蘭西斯·福山，《民主的黃昏》的作者阿普爾鮑姆，還有她在書中沒怎麼寫的那些知識人們，依然堅守着普世價值，至少不會去支持右翼極端主義。 普通民眾的選擇——放棄還是堅持普世價值——將決定一個國家的政治走勢。倒向威權主義的普通人就是1933年把納粹黨和希特勒選上台的德國民眾，也是2016年把川普選上台的美國民眾，也是支持普京的俄國民眾、支持習近平的中國民眾…… 有人會說：我沒有想法，我只是隨大流，我認識的人選（支持）誰，我就選（支持）誰。那麼你也做出了選擇，選擇了扮演阿倫特筆下行“平庸之惡”的庸眾角色。好消息：你不孤單，庸眾從來都是大多數人。壞消息：你或許有機會親身體會威權主義制度下的生活了。你不關心政治，政治是會來關心你的。 既然歷史並非線性的，沒有必然的規律，那麼我們在自由民主社會的公民們就可以對歷史施加影響。我們可以選擇普世價值，放下黨派利益、個人利益，而反對威權主義傾向的政治勢力，如川普、普京、習近平、奧爾班，等等。我們也可以選擇個人利益或黨派利益，而支持威權主義政治勢力。 我們的選擇會表明我們的價值取向，也將會塑造未來，不僅是我們後代的未來，也是我們自己的未來。 普世價值與私利之間、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乃至法西斯主義、極權主義）之間，你將如何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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