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闻周刊》4月27日报道指出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有争议的实验的结果。原文链接: https://www.newsweek.com/controversial-wuhan-lab-experiments-that-may-have-started-coronavirus-pandemic-1500503。

总结：

1. 美国情报部门怀疑，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了有争议的实验的结果。

2. 海鲜市场起源理论受到质疑。因为三分之一的最早感染者和海鲜市场无关。武汉病毒所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野生蝙蝠冠状病毒集合，其中包括至少一种类似于SARS-CoV-2的病毒。此外，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在过去五年中一直从事所谓的“功能获得”研究。功能获得技术已用于将病毒转变为能够引起全球大流行的人类病原体。但目前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说明新冠病毒是人工合成的。

3. 动物传递（animal passage）是一种在实验室里进行的通过人工感染动物，让病毒变异，最终让动物互相之间传染的技术。科学家怀疑武汉实验室进行了动物传递实验，从而让新冠病毒具有人传人特性后，从实验室泄漏。最终引起武汉肺炎的爆发。

编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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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有争议的实验和武汉实验室JAMALI

4/27/20，FRED GUTERL，NAVEED JAMALI和 TOM O'CONNOR

美国情报部门现在怀疑，冠状病毒大流行可能是武汉病毒研究所进行一项有争议的实验的结果。

《新闻周刊》了解到在美国超越中国成为Covid-19病例数最多的国家之后的一天，美国国防情报局更新了对新型冠状病毒起源的评估：它可能是从实验室意外释放的。

该报告日期为3月27日，得到两名美国官员的证实。该报告显示，美国情报部门修改了其1月份的评估，当时“断定爆发可能是自然发生的”，现在包括了新冠状病毒由于“不安全操作”而“意外地” 从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在中国中部城市武汉，去年年底首次发现了病原体。这份机密的报告标题为“中国：COVID-19爆发的未知起源”，它排除了该疾病是作为生物武器进行基因改造或故意释放的可能。

报告发现：“我们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SARS-CoV-2被有意释放或被制造为生物武器。” “研究人员或中国政府极不可能在没有已知有效疫苗的情况下故意释放这种危险病毒，尤其是在中国境内。” 新闻周刊针对这个故事采访的每位科学家也都明确拒绝了这种病毒是故意释放的观点。

Covid-19已在全球感染了近300万人，最初中国遭受重创，然后西方遭受最严重的打击，使美国成为受灾最严重的国家，截至4月27日，有55,000多人死亡。不仅存在科学辩论，而且国际社会在政治上引起争议。

DIA文献引用了学术文献，指出该疾病起源的“明确答案”也许很难发现。一名美国情报发言人告诉新闻周刊，“ 在情报界还没有就任何一种理论达成一致。”

追踪新病毒的来源并不容易。武汉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才将2002-2003年SARS 病毒追溯到云南省偏远的蝙蝠洞。DIA文件称：因此， 2月初，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得出结论，认为他们不可能科学地确定Covid-19爆发是自然原因还是实验室事故造成的。”

中国政府进行的初步评估指出，该市的华南海鲜市场可能是SARS-CoV-2自然爆发的可能原因，SARS-CoV-2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可导致Covid-19。在疫情爆发的早期，当地官员淡化了人传人病毒传播的可能性，并制止了那些对疫情不断扩大发表意见的医生。中国可能低估了死亡人数和Covid-19的病例数。并散布美国故意在武汉传播这种病毒的一种虚假理论。

4月23日，中国外交部告诉记者，世界卫生组织发现“没有证据”在武汉的实验室开始爆发，武汉病毒所的副所长袁志明说故意滥用或制造为“恶意”和“不可能”。他说：“美国加尔维斯顿国家实验室的负责人明确表示，我们的实验室与欧洲和美国的实验室一样管理良好。” “我认为人们建立这种联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意误导人们是一种恶意的举动”，以为该病毒是从我们的武汉实验室中逃脱了。“他们没有证据或逻辑来支持他们的指控。他们完全基于自己的推测。”

DIA的报告引用了美国政府和中国的研究人员的话，他们发现“在最初发现的41个病例中，约有33％没有直接暴露于市场”。加上过去几年对实验室工作的了解，人们合理怀疑这种大流行可能是由实验室错误引起的，而不是海鲜市场。

早在2002年，当SARS出现在中国广东省时，人们开始警觉。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努力寻找和分类生活在野生动物中的奇怪新病原体，并弄清它们对人类构成了多大威胁，目的是防止人类再次感染毁灭性的大流行。

在2019年秋天，SARS-CoV-2冠状病毒在大都市武汉市出现。中国官员起初坚持认为，只有通过与动物直接接触才能感染SARS-CoV-2病毒。但是武汉的许多早期患者与野生动物市场无关，这意味着该病毒已经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这一事实，使人们怀疑来自中国的信息的准确性。

在早期，流行的病毒起源理论是，它在蝙蝠中出现，传给了其他的哺乳动物，例如穿山甲，并最终通过野生动物市场进入了人群。

到三月，野生病毒理论仍然是SARS-CoV-2-起源的最可能的解释，但是它开始显得有些问题。一方面，距离海鲜市场不远的武汉病毒学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野生蝙蝠冠状病毒集合，其中包括至少一种类似于SARS-CoV-2的病毒。此外，武汉病毒学研究所的科学家在过去五年中一直从事所谓的“功能获得”（GOF）研究，该研究旨在增强病毒的某些特性，以期应对未来的流行病。功能获得技术已用于将病毒转变为能够引起全球大流行的人类病原体。

这绝不是地下军事掩体内的邪恶的秘密项目。武汉实验室获得了一项为期10年，耗资2亿美元的国际项目的资金，该项目名为PREDICT，该项目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其他国家资助。类似的工作，部分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资助，已经在全世界的数十个实验室中进行。这项研究中的一些涉及致命病毒并增强其在人群中快速传播的能力，这项研究是在数百名科学家的反对下进行的，他们多年来警告说该计划有可能引起大流行。

自从SARS爆发以来，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都发生了许多意外事故，涉及病原体的意外释放。在美国已经发生了数百起违规事件，包括2014年美国政府实验室释放的炭疽热暴露了84人。2004年，SARS病毒从北京一家实验室逃脱，造成4例感染和1例死亡。意外发生并不复杂，不需要恶意。它所需要的只是让实验室工作人员生病，下班回家，并在不知不觉中将病毒传播给他人。

据报道，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官员于2018年1月19日在电报中警告说，武汉研究所的记录是低劣的，有可能导致意外释放。“在与WIV实验室的科学家互动期间，他们注意到新实验室严重缺乏安全操作该高安全要求的实验室所需的经过适当培训的技术人员和调查人员，”《华盛顿邮报》说。

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证据表明SARS-Cov-2来自武汉实验室，也没有证据表明病毒是基因工程的产物。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基于现有证据，自然起源是最可能的解释。但是他们都没有排除其可能性。世界卫生组织在向《新闻周刊》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在现阶段，尚不可能精确地确定引起COVID-19大流行的病毒的来源。” “所有现有的证据表明该病毒是自然动物起源的，不是操纵或构建的病毒。”

间接证据足以保证将实验室的程序和实践置于调查的核心。需要注意，科学家们在努力保护公众免受自然病原体威胁的过程中是否用力过度。

动物传递（animal Passage）

十年前，新闻中最主要的病毒病原体不是冠状病毒，而是流行性感冒-特别是一种H5N1 流感病毒，它在鸟类中产生并杀死了很大一部分被感染的人。有一段时间，该病毒成为头条新闻。很明显，几乎每个感染禽流感病毒的人都是从处理禽类中直接获得它的。要造成瘟疫，仅病毒是有效的杀手是不够的。它也必须轻松地从一个人传递到另一个人，这就是所谓传递性。

大约在这个时候，荷兰伊拉斯姆斯大学的科学家罗恩· 福奇耶（Ron Fouchier）想知道，禽流感病毒突变为大流行病毒需要采取什么措施。这个问题对于病毒学家预见人类大流行的使命非常重要。如果说H5N1距离获得人类可传播性仅需一两个步骤，那么世界就处于危险之中：可传播形式的H5N1可能会迅速激增为类似1918年流感的大流行瘟疫，造成数千万人死亡。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科学家将不得不在实验室中通过细胞培养来繁殖该病毒，并观察其如何突变。但是这种工作很难进行，也很难从中得出结论。您怎么知道最终结果是否可以传播？

Fouchier 提出的答案是一种称为“动物传递”的技术，他让禽流感病毒通过动物而不是通过细胞培养来使其变异。他之所以选择雪貂，是因为雪貂被公认为是人类的良好替代品-如果病毒可以在雪貂之间传递，那么它也很可能在人类之间传递。他用禽流感病毒感染一只雪貂，等它生病后，再用棉签取出在雪貂体内复制的病毒样本。当病毒在体内繁殖时，它会稍微突变，因此从雪貂中出来的病毒与进入雪貂中的病毒稍有不同。Fouchier 继续：他将从第一个雪貂中获取病毒并感染第二个，然后从第二个雪貂中获取变异的病毒并感染第三个，依此类推。

Fouchier 将病毒传给10个雪貂后，注意到相邻笼中的雪貂病了，即使这两个没有相互接触。这表明该病毒可以在雪貂中传播，也可以在人类中传播。Fouchier 已在他的实验室成功创建了潜在的大流行病毒。

当Fouchier 在2011年向科学杂志提交了动物传递的论文，奥巴马的负责生物安全的白宫官员，担心危险的病原体会从Fouchier的实验室意外泄漏，推动暂停了有关研究。Fouchier 在BSL-2实验室中完成了他的工作，该实验室是为中度病原体（例如葡萄球菌）设计的，而不是BSL-4（其为埃博拉病毒和类似病毒设计的）。BSL-4实验室具有精心设计的防护措施-它们通常是独立的建筑物，具有自己的空气流通系统，气闸等。于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暂停了这项研究。

随后，在功能获得研究的风险与收益之间，科学家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马克· 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在2015 年的《自然》杂志上写道，福奇耶的工作“带来了实验室事故可能引发大流行，数百万人死亡的独特风险。”

Lipsitch 和其他17位科学家组成了剑桥工作组反对派。它发表声明指出，在美国涉及天花，炭疽和禽流感的实验室事故“一直在加速，平均每周发生两次。”

声明说：“实验室创造出高度可传播的新型危险病毒……大大增加了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意外感染可能引发难以控制或无法控制的爆发。从历史上看，新型流感病毒一旦在人类中传播，就会在两年内感染世界四分之一或更多的人口。 ” 最终有200多位科学家认可了该立场。

功能获得研究的支持者也同样热情。Fouchier 在《自然》杂志上写道：“我们需要GOF实验，以证明病原体的基因或突变与特定生物学特征之间的因果关系。GOF 方法在传染病研究中绝对必不可少。”

NIH最终站在了Fouchier 和其他支持者的一边。它认为功能获得研究值得承担它所带来的风险，因为它使科学家能够准备抗病毒药物，这种药物在大流行时是有用的。

到2017年NIH取消暂停令时，它已经批准了数十个例外研究。PREDICT计划始于2009年，历时10年花费了2亿美元，派遣病毒学家到世界各地寻找新型病毒并对其进行功能获得研究。该计划的资金在2018年用完了，没有续签。今年早些时候，在特朗普政府因取消该计划而受到批评后，它批准了六个月的延期。

到当前大流行时，动物传递实验已变得司空见惯。全球30多个BSL-4实验室中的科学家都使用它们来增强呼吸道病原体的传播能力。

在当前的大流行中，这项工作有帮助吗？乔治敦大学传染病专家科林·卡尔森（Colin Carlson）在《柳叶刀》杂志的最新文章中指出，由PREDICT资助的工作帮助病毒学家在SARS-CoV-2病毒问世时迅速对其进行了分离和分类。但是，这项研究“本来可以更好地产生整体影响”。尽管该程序发现了数百种新病毒，但科学家几乎不可能评估它们对人类的风险。唯一的发现方法是“观察人类感染”。

罗格斯大学传染病学专家理查德· 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坦率地说。“ PREDICT计划没有产生可用于预防或应对疾病爆发的结果，绝对没有结果。该项目没有任何信息可以以任何方式，或形式来应对当前的疾病爆发。研究并未提供了对开发抗病毒药物有用的信息，没有提供对开发疫苗有用的信息。”

中国的作用

武汉病毒研究所是获得PREDICT资助的众多实验室之一。病毒学家石正丽（Shi Zheng-Li）因其小组收集数百种冠状病毒而被称为“蝙蝠女人”。她的研究所工作人员也探索了被认为在2002年引起原始SARS病毒的蝙蝠洞穴。科学家深入偏僻的洞穴，擦拭蝙蝠的肛门并收集其排泄物。回到实验室后，他们会培养发现的病毒，确定其基因组序列，并试图确定它们如何感染实验室中的细胞和动物。

该研究所于2015年启动了一项蝙蝠冠状病毒功能增强研究计划。该计划涉及选择某些菌株并寻求提高这些病毒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能力。科学家们发现了新型蝙蝠病毒，它们具有感染人类细胞的能力，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即自然界将发生什么变化才能使这种病毒在人类中传播，这将构成大流行性疾病的威胁。

2015年，武汉实验室利用剪切和粘贴基因工程进行了功能增强实验，科学家提取了天然病毒，并直接在其RNA编码中进行替代，使其更具传播性。他们采取了一种原始的SARS病毒，并插入了SARS样蝙蝠冠状病毒的片段，从而产生了一种能够感染人类细胞的病毒。用这些方法改变的天然病毒很容易在遗传分析中被标记出来，就像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一所老房子里添加了当代的东西一样。

用动物传递方法生产的病毒将很难发现。这些病毒不是直接操纵的。当病毒从一种动物传播到另一种动物时，其经历的过程类似于在其进化过程中在野外发生的情况。穿过10只雪貂的野生冠状病毒很难被鉴定为经过了工程改造或操纵。

武汉研究所没有关于冠状病毒的动物传递工作的公开记录。该实验室于2018年成立了第一个BSL-4实验室，现在被认为是此类工作的必要条件（尽管在BSL-3增强型实验室中有些工作仍在进行中）。研究人员有可能在BSL-4实验室开始了动物传递工作，在瘟疫爆发后被叫停。这项工作可能是秘密进行的。可能根本没有发生过。但是一些科学家认为，昂贵的BSL-4实验室不太可能不会进行动物传递研究，到2018年这种研究并不罕见。

追溯起源

为了弄清楚SARS-CoV-2的来源，Scripps Research的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Andersen）及其同事进行了基因分析：他们于3月17日在《自然医学》上发表了被广泛引用的论文。研究人员专注于病毒的某些遗传特征，以发现“操纵”的明显迹象。

一种特征是病毒的蛋白质刺突，它用来有效地附着人体ACE2受体，ACE2是我们肺部和其他器官细胞的分子特征。作者得出结论，SARS-Cov-2的刺突与原始SARS病毒的刺突不同，表明它“很可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换句话说，是自然的，未经实验室操纵。

但是，关于为什么可以排除动物传递的推理尚不清楚。作者写道：“理论上，SARS-CoV-2可能在适应细胞培养传代过程中获得了突变。” 该病毒在穿山甲等哺乳动物宿主中发生突变的理论“提供了强大的解释”。他们没有说这是否包括动物在实验室中的传递。安徒生没有回应《新闻周刊》的置评请求。

罗格斯大学的埃布赖特是功能研究获得者的长期反对者，他说，安德森（Andersen）分析未能排除动物传递是SARS-CoV-2的起源。他在给《新闻周刊》的电子邮件中写道：“这种推理是不合理的。” “他们支持这种病毒'在穿山甲等动物宿主中发生变异的可能性，但同时，他们不赞成该病毒在'动物传递'中发生变异的可能性。因为这两种可能性是相等的，除了地方不同，在逻辑上支持前者就不能不赞同后者。”

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进化生物学家乔纳森· 艾森（Jonathan Eisen）说，尽管不是权威性的，但大量证据表明该病毒来自自然界，而不是实验室。他说：“没有存在某种不自然的东西的迹象，那就是基因工程。” 但是研究结果中“留有一些置疑余地”，即承认该病毒是通过动物传递在实验室中炮制的。他说：“动物传递很难被证实。从实验室泄漏很难证实。” “如果武汉研究人员从田野中收集了一些东西，并且他们在实验室中进行了一些实验，并且有人被感染然后从那里传播，这种情景很难与直接在田野中传播相区别。”

武汉拥有一种名为RATG13 的病毒，该病毒被认为与任何已知病毒的SARS-CoV-2最相似，两者共享其遗传物质的96％。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病毒学家拉尔夫·巴里奇（Ralph Baric）与石正丽合作进行了2015年的功能获得性研究，4%的差距仍然是动物传递研究的巨大缺口。他说：“您一直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武汉可能从比RATG13与SARS-CoV-2更近的病毒开始。

巴里奇说：“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透明度和开放科学，并对它进行一些真正的调查。我不认为中国人会允许这样做。我不知道任何国家会在这方面做些什么。这种情况下，我想美国将是透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