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札記：西方的困局和出路

中媒常抱怨西方喜歡唱衰中國，實際上西方學者更喜歡唱衰西方。西方的衰落從來就是一個熱點，很多著名學者都以其作為自己著作的敘事主題。早在上個世紀初西方上升時期，就有德國著名哲學家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湯因比從斯賓格勒那裡繼承了文化形態學，發表《歷史研究》巨著，預言西方文明將同樣經歷衰落的周期。本世紀又有英國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的《西方的衰落》，最新的一本是德國歷史學者海因里希·奧古斯特·溫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的《西方的困局：歐洲與美國的當下危機》。

溫克勒從歐洲的視角審視西方世界近年來所遭遇的一系列危機：希臘歐元危機、波匈法治危機、英國脫歐危機和美國-歐盟危機。溫克勒認為希臘危機的根源是歐元的早熟，源於法國對德國的猜忌：當時的德國總理科爾想要打消法國對德國重新統一的疑慮，故而決定讓貨幣聯盟比政治聯盟先行一步。歐元之所以能誕生，靠的就是“政治優先”原則。根據該原則，政治上的考慮應永遠優先於經濟上的考慮。按此原則德國相信了希臘的數據，並且支持希臘加入歐元區。那些贊成共同貨幣的人期待歐元有助於消弭各成員國民族之間的對立，能喚起一種“我們都是歐洲人”的感覺。然而，歐元區的危機卻更多地讓各民族間的仇恨和成見死灰復燃：當德國的街頭小報在煽動人們反對那些“懶惰的希臘人”時，希臘的報紙卻試圖喚起人們對納粹時代和二戰中德國戰爭罪行的回憶；在塞浦路斯、意大利和西班牙也發生着類似的事情。

波匈法治危機的原因是西方文明將前東歐國家納入“傳統西方”範圍之內，造成了兩國現任領導人和相當一部分民眾對“西方價值”的隔閡。

英國脫歐的原因是歐盟行政機構權力不斷增長。歐洲議會想要擁有一個真正的議會所具備的權利行事，反而造成了更多的誤解。德國的難民政策和“歡迎文化”給許多英國人帶來了深深的刺激。英國脫歐運動的訴求不僅在於其反對來自歐盟東部成員國的移民，而且（特別是在運動的最後階段）也是害怕英倫三島被來自亞洲和非洲的移民浪潮所吞沒。許多在歐盟做出的決定，民主合法性實在太弱，在沒有得到成員國的主權擁有者（即其人民）明確授權的情況下，就將權力從民族國家層面轉移到了共同體層面。以減少民主為代價來實現“更統一的歐洲”，長久以來，精英們的歐洲計劃都是按這個模式發展的，由此也引起了人們的冷漠和厭惡。

聖經中，羅馬帝國的追隨者向耶穌提出了一個暗藏陷阱的問題：是否應該向愷撒（即羅馬皇帝）納稅。如果耶穌說不應該，那就意味着鼓動叛亂；如果說應該，則意味着支持羅馬人的外來統治——這必讓他喪失人心。耶穌要來一枚羅馬錢幣，上面印的是羅馬皇帝提比略的頭像，說：“愷撒的當歸給愷撒，神的當歸給神。”如果一定要找出一個西方價值的根源的話，那就是耶穌把上帝的領域與愷撒的領域分開的這句話。在伊斯蘭教或其他宗教中，並沒有類似的思想。中世紀的政教分離、王權與各階層權力的分離正是基於耶穌這句話而實現的，只有在西方所屬的歐洲才發生了這樣的權力分離。這兩大權力分離又推動了現代分權（即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者分立）的誕生，從而也為法治和人權、公民權的產生創造出一個堅實的框架。

西方國家的分權憲法中帶有二元精神。這種二元性，存在於宗教權力與世俗權力的分離。存在於執行的權力和建議、監督、立法的權力的分離。這種二元性還成對地出現在莊園經濟與農民經濟、中世紀城市與封建領地、夥伴式的共治（如行會或大學）與官僚層級的統治之間。如果要為西方找一個最突出的標誌，那應該就是：內心之中的二元主義精神——它包含了多元主義、個人主義、自由和市民社會的萌芽。在起初屬於拜占庭後來又屬於莫斯科的東部教會那裡，從未發生過宗教權力與世俗權力的分離。政教分離在東正教的歐洲不存在。“政教合一”體制實際上讓教會臣服於君王。也發展不出那些影響西方的其他二元性：沒有領主與封臣之間相互交換誓言的契約關係，沒有君王權力與其他各階層的權力的劃分，夥伴式的共治與官僚層級的統治、莊園經濟與農民經濟、自治的城市與貴族的采邑——所有這些區分均不存在。

只有在西歐才能出現理性的神學，以及其他理性的學術——如法學和哲學，而且理性主義精神還推動了其他科學和藝術的進步。只有在西方教會的範圍內，一種有條理的質疑才能產生出精神上的生產力——儘管教會嚴厲地打擊這種生產力，卻已無力消滅它。只有在西方，才誕生了市民階層，無數敢於冒險的商人和企業家由此湧現出來。只有在這裡，才可能出現中世紀晚期和近代早期規模空前的解放運動——它從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開始，經過宗教改革，一直發展到啟蒙運動——正是這些解放運動塑造了今天西方現代社會的樣子。

東歐和南歐之所以走上了一條與西歐不同的發展道路，可能與長期遭受異族統治有關：蒙古人曾統治俄羅斯所在區域，奧斯曼帝國曾統治巴爾幹和羅馬尼亞，而後面這個例子正好說明，宗教權力與世俗權力之間的分離才是歐洲的“根本性差別”。

在保障其外部安全方面，前東歐國家更信賴的不是歐盟，而是美國和北約。

作者將自己的意見隱藏在了敘事之中。他主張歐盟保持內部團結和保存西方文明，而不是去應付那些雖有人道主義要求但卻力不能逮的事務。無論表現形勢如何，西方文明的準則（以人權宣言為代表）是不會衰落的。西方的準則從來都不是在描繪西方的現實。西方的歷史可以被看作一部逐步學習的歷史，人們通過自我糾錯和建設性的自我批評來學習。換句話說，這個準則帶來了一個向準則看齊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