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傳》（The Generalissimo’s Son: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Revolutions in China and Taiwan）是美國作家Jay Taylor (傑伊·泰勒，中文名“陶涵”，1931——2022年) 在2000年出版的一本英文傳記，據說該書同年在台灣出版了台譯本。

知道傑伊·泰勒是因為他的《蔣介石傳》（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 2009）。幾年前讀到，覺得是不可多得的好書，對於蔣介石與台灣國民黨政權有了更多的了解，對自己原先接受的中共教育有反洗腦的功效。

眾所周知，台灣在2000年舉行了首次總統大選，建立了多黨制民主選舉制度。過去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以來，台灣的自由民主制度建設日益引起世界的矚目。在亞洲國家中，台灣的自由、台灣的民主、台灣的繁榮都是數一數二的。

從蔣介石的一人獨裁和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到今天自由民主的台灣，台灣政治的演變避不開後蔣介石時代的政治人物，尤其避不開蔣經國。

作為蔣介石的兒子和繼承人，蔣經國（1910-1988年）生前手握台灣黨政軍大權，他如果繼續搞“蔣家王朝”，似乎完全可能。然而他堅決不搞“家天下”，甚至反對蔣家一些家人子弟插手政治。

蔣經國也可以不作為，繼續搞國民黨一黨專政，估計還會在台灣的”外省人“中受歡迎。然而他堅決不搞”一黨專政“，而是放開了”報禁“、”黨禁“，開啟了台灣從專制走向民主的大門。

陶涵的《蔣經國傳》讓我們看到他從青年時的一個共產黨員、布爾什維克主義者、擁護蘇聯的人，如何在1949年前後參與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運作，如何在台灣的國民黨政權中成長為一個威權主義的政治人物，最終繼承了蔣介石的政權。在他生命中最後十年中，他又如何以溫和的政策治理台灣，以穩健的步伐逐步推進台灣政治的自由化與民主化。

蔣經國簡直就是台灣的戈巴契夫。惜乎！中國沒有蔣經國，中國民眾至今還在中世紀的黑暗中尋找光明。

國民黨和中共曾經是蘇共一母所生的兩個兄弟。中共一開始是蘇共操縱的共產國際在中國設立的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完全由蘇共資助，接受蘇共領導。國民黨在二十年代開始接受蘇共的資助，比如，黃埔軍校是盧布造的，還接受許多軍事援助，等等。孫中山改造國民黨也是按照蘇共的模式來的，也有走向獨裁的傾向。

國共兩黨還有非常類似的操作。比如“黨天下”原則。一黨專政既是中共的原則，也是國民黨的原則。難怪儲安平用這一批語先罵了國民黨政權，後來又罵了中共政權。一黨專政之外，還有一人獨裁。毛賊東的獨裁大家都知道。蔣介石的獨裁也是眾所周知。還有如黨管軍隊的原則，等等。仔細考察，大概率是從蘇聯抄襲來的。

蔣經國被斯大林扣在蘇聯作人質多年，入了布爾什維克黨，結了婚，前後十二年，對於蘇共、共產極權制度的了解可說是銘心刻骨。令人欣慰的是，他沒有被斯大林主義洗腦，或者他後來成功地實現了反洗腦。到他晚年，他能夠推進台灣政治走向自由化與民主化，說明他視野開闊，看到了時代的大趨勢。

戈巴契夫在蘇聯改革促進了蘇聯的解體，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蔣經國雖然沒有獲得這一獎項，然而他在台灣推動政治民主化自由化的舉措是台灣過去三十多年逐步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對於世界華人社會的貢獻實在是善莫大焉！

戈巴契夫的蘇聯解體了，後來取而代之的俄國陷入了困境，不斷地出現強人政治，或威權主義政治，一直到普京的獨裁政權。相比之下，台灣卻欣欣向榮。從七八十年代的經濟起飛，躋身“亞洲四小龍”，到今天的建成多黨共和制，告別了威權主義，躋身世界重要的自由民主國家行列。

個人以為：蔣經國的功績怕不輸於戈巴契夫。對於中國來說，其借鏡意義更為重大。

中國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中共一黨專政，黨大於一切。這一政權一向”掛羊頭賣狗肉“，”民主“是羊頭，一黨專政是狗肉。從歷史上看，先是毛賊東一人獨裁，然後鄧小平獨裁。鄧之後，江、胡時期算是寡頭政治。現在是習近平想倒退回毛時代搞獨裁。

再加上1949年之前兩三千年的皇權專制制度，中國社會的威權主義傳統深厚，專制文化已經根深蒂固。當年袁世凱搞復辟不是沒有動過腦。現在習近平搞獨裁也不是沒有民意基礎。

對於這樣一個國家，這樣一群民眾，蔣經國簡直是上天的恩賜。如果國民黨政權沒有被驅離大陸，中國或許已經是一個民主國家了也未可知。

讀《蔣經國傳》，除了對小蔣先生與時俱進的政治理想與他兢兢業業為其理想而勞作感佩不已外，我還對台灣民眾爭取自由、民主的抗爭精神非常欽佩。

事實上，從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以來，台灣民間一直有反政府的活動。而七十年代初以來，反政府的民間活動日益增加。

蔣經國政府放開報禁是在1980年代，然而1970年代，台灣民眾就開始許多地下的、民間的、違法的社會活動，比如台灣現在的執政黨民進黨的組黨時間是在蔣經國開放黨禁之前。也就是說，民間的爭取民主自由的和反政府的活動早在蔣經國政府放開報禁、黨禁之前。

固然是蔣經國政府決定開放報禁、黨禁，然而此前台灣民間爭取自由、民主的社會運動的存在不容忽視。蔣經國與時俱進，採取了溫和、容忍的政策，為台灣社會成功建設自由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礎。

歷史中有太多偶然，然而其中的很多元素會互相影響，對抗或協作，合縱或連橫。台灣今日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和上層國民黨政府的決策、下層台灣民眾爭取自由民主的社會運動都有關係。

有些歷史學家對於歷史的看法不免失之偏頗，或者強調英雄、偉人的決定、舉動；或者強調下層民眾的群體抗爭、行動。中國早有所謂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之問題。其實無論強調哪一極，上層或下層，都失之片面。

美國已故歷史學家霍華德·辛（Howard Zinn, 1922-2010）從下層、底層反抗者的角度重寫美國歷史，寫出了A People's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1492 to Present （《美國人民的歷史：1492年至今》）。強調社會底層對歷史的作用，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立場的吧。他的意思是反對一向以來強調社會上層，特別是英雄人物對歷史的重大影響，而往往忽略了民間的聲音、下層的運動和力量。

而大部分名人傳記，不免會帶有英雄造時勢的偏頗，因為寫作的重心在於某個人物之故。這樣的偏頗在這本《蔣經國傳》似乎沒有出現。雖然作者的焦點在蔣經國，他依然寫出了台灣民眾的社運的一些重要發展，從而保持了某種平衡。

陶涵認為：蔣經國在台灣建立自由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是一個承前啟後的人物。相比於北韓“家天下”的金家王朝、中國“黨天下”的“一黨專政”，蔣經國與時俱進，選擇了走向民主、自由的世界大趨勢，施行了包括開放報禁、黨禁等在內的促進社會走向民主、自由的重要政策。

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讀這本《蔣經國傳》，我欽佩蔣經國的眼光和他身體力行的實踐。中國什麼時候會有蔣經國、戈巴契夫這樣的人物呢？什麼時候，中國民眾才能享受到自由與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