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安澜：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致我的一位“青亲”朋友
首先，先要来个名词解释，《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这个题目是向卢莎•卢森堡借的。革命家都是神算子，大概150前就知道我要嚼冷饭，就拟了这个题目遗留后世。至于“青亲”两个字，是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尽管这两字外人看来近乎肉麻和粗浅，但我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字来表达我内心涌动的情感。“青”当然是我虚活几岁，我拿大，在我“年下”的年龄我称呼“青”；这个“亲”，既是亲近也是亲人，既有桑梓之情也有打赏之谊。简而言之，一重是精神“亲”，一重金钱“亲”。
人和人天注定是有机缘的，我不记得和这位年轻朋友第一声开聊起于何时，但是，某一年的11月2日，那是一个冬天，有着微薄的太阳和丝丝的清风，9时15分的模样，年轻朋友的到来，使我家简陋的寒壁顿时熠熠生辉。他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看过你的《吴家泾》全篇。这样一句似乎全世界最普通的话，却似点燃了我内心的火山，瞬时，我眼中有了些许泪滴。一个不再年轻的“文青”写了一个籍籍无名的长篇，而在浩瀚的互联网中能被人阅读，这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更加幸运的是，还被朋友所赏识。这多少也抵消了写作时竭尽心力的辛苦、还有孤灯黄卷的清苦。一句话，温暖了我干涸的文学情感。
年轻朋友还带来了一个大礼包，被我推却了。从此，年轻朋友就每每给我打赏。这个赏打到我不好意思。虽然自认为文章不差，但自知有些也不乏脚踏西瓜皮的瞎嚼，年轻朋友也毫不吝啬，给我打赏。使我有对这个世界亏欠了什么似的。所以，每每下笔，就多了认真和凝思！虽然这么多年来，我努力把金钱从文学上剥离开，但无法把金钱从生活上剥离开，也无法把文学从生活中剥离，文学、金钱和生活，在我后半段的生命中，一直是我纠结的焦点。有句老话，济急不济穷，说出来不怕难为情，年轻朋友的不吝打赏，常常济急也济穷，为什么这样说，虽然说我还没有穷到沈三白那样为隔夜米发愁的地步，但确实是几次大米断档，年轻朋友的慷慨和及时，使我有宽裕的口袋走进丽芳超市，维系住风轻云淡的日常。
这个人呐，不管是50岁、60岁、抑或80岁，能遇见你人生中的贵人，都“未为晚矣”。能结识年轻朋友，“幸莫大焉”，这是何等的机缘和福分。说明你前世的修行，今世有了福报。贵人就是上帝。远的不说，近的，就像陈丹青之于木心，日日夜夜把木心吹捧的像朵花儿，使湮没无闻的木心一下子摆上了祭坛。无疑，陈丹青是木心的上帝。而我这位年轻朋友，于精神、于金钱，无疑是二者兼一，就是我的上帝。我这样写太市侩了，但亲们，原谅我，虽然我文章写得不俗，但我也吃五谷杂粮，跟你拉一样的屎。如果非要挖掘点写作者跟常人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我深深懂得，锦上添花易，雪中送炭难，社会是势利的社会，但人、不是都是势利的人。人，还有至高至诚的精神和信仰的存在。
写到这里，你要问我你年轻朋友怎么样，我可以告诉你，年轻朋友有着完美的人生，从起点，到中点，在我眼里一直很完美，我衷心希望，他的这个圆能一直画下去，直到画得圆“满”，我一贯认为，人生圆满，是最高境界。一个人善始善终，平安富足地渡过一生，是老天爷的厚赠，是天大的福分。作为至亲至近的朋友，我不希望他的圆上哪怕有稍许的瑕疵。我这篇文章的草稿做于4、5月份，一直犹豫要不要写下去，说实话，怕得罪人。这么些年，由于我的草包性格，那些好友、益友、良友、诤友，都被我得罪了个遍。但后来想，我虚活了半个世纪，多少也积累了些阅历，只觉得，我不是耶稣或观音菩萨，救不了天下，只好从最亲近最贴心的人来关心起，我个人的能量小，只能辐射到周边亲近的几个人。“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其他的那些高尚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离我太远，我关心不过来，但在我愿望里、从我的内心出发，我真诚的不希望我至亲至近的人出什么事，甚至毁了自己的生活。我对亲人，能谏言而因为怕被疏离不讲出来，无疑我自己不能原谅自己。中秋节前，闫队联系我，要碰个头，正巧，一年到头不出门的我，却正好在练塘街上访友，其后因台风，延续到20号才见了一面。这次见面后，我才决心完成这篇文章。
真是惭愧，噢，不，是羞愧。一直到2022年2月8日这个当年的年初八，娘进门一声“害人精”，出门一声“害人精”，后来渐渐我才弄清楚，娘是在骂我，原因是我这十几年来成年累月的异议声音，使我挂在了红名单上，致使直系亲属无法考公。阻碍了小一辈的发展，耽搁了他们的前途。我以为“不为帝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是一个人应有之意。汉文帝二年十一月，就下诏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一直说，历史是进步的，而许多社会实情却不得不启人疑黩。说人话、嫉恶如仇，遵守承诺这些是人基础的品质，也是从小教科书上教育的内容，到了现在，却比金子更要金贵。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你学校里所学到要打破的那些负能量，正是你踏入社会埋葬你的正能量。也许，后世代的人怎么也难于相信人世间曾经存在过这么一个国度，其学校教育和社会现实之间是如此的变态，变态到截然相反的程度。如此世界变态到魔幻，你像“周周侃”的沈度，身上还穿了一件浅红的马甲，现在无声无息消失在互联网上。沈度你不熟悉，但羊群的领头羊无人不知吧，自以为自己身上各种颜色的马甲无数，还出席过国庆招待会，以为走钢丝万无一失。但每一个有底线的人理所当然遵守游戏规则，那个老羊头却忽略了，他们是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随时可以出老千，你还傻乎乎地站在钢丝上，你玩得过他们能在钢丝上不跌落，这可能吗。除非你是红N代。
在中国三千年的南墙上，镌刻着冷酷、残酷、严酷这“三酷”，落井下石、卸磨杀驴是平常的，杨子烈从中山大学回来，住在东方旅社，出门碰见沈泽民，沈泽民惊恐地对她说，“昨天何孟雄一伙在东方旅社开会，被巡捕房抓走，你怎么还住在这里”，后来杨子烈回忆道，事后才知道这是王明打电话向巡捕房告发的，杨子烈是既气愤又感叹，“都是革命同志，怎么可以如此下三滥”，从此，才逐渐萌生退意。人事的悖反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愿望越真愿望越诚，这个真和诚不夹杂任何的利益计算。说到这儿，你别下头，“你把粉丝和皮夹子夸的像花儿一样红，还不是忽悠想多得到打赏吗”！你这样想，我要立起身，对你大声说，NO！我们同饮一河水，他饮里睦头，我饮里睦尾，生在桑梓地，相亲悦无间。你说，我能不把这真、这诚、这纯、这盼化作杞人之忧思吗。
我是个三俗作鞋，平素也只知道下三路的那些东西，我知道我粗俗庸俗低俗，我三俗，我快乐我骄傲。做个红尘过客，所以不敢妄称作家，怕玷污了作家的神圣。人生苦短啊，我从来没有培养出高尚的情怀，如果让我梦回大唐，人生再来一遍，我依然选择过好自己的生活，做个三俗中人，及时行乐活神仙，玩世不恭赛八仙。管他什么谭嗣同、管他什么林觉民、管他什么邹容，一百年前是那样，一百年后的今天是这样，一百年后的明天你只要看今天就知道明天的模样。谭妻说，“我们还没有孩子，我想为你生个一儿半女”；伟大的嗣同同志凛然回妻：“如果我们的孩子一生下来就面临的是这样一个黑暗腐朽的世界，那他还不如不来，否则这世界上只是多了一个奴隶”。林觉民《与妻书》更是慷慨：“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可惜林氏不察，所谓的中华民族既不古老，更不伟大；反而是一个劣等民族，一个杂种民族，一个做惯了奴隶的民族。林氏的一腔热血，都负在了黄天荡里。谭的悲壮林的慷慨都没能警醒这个民族。一百年前吃谭嗣同人肉馒头的和当今吃刘晓波人肉馒头的是同一类人。蹭完了刘晓波的流量，现在那些人杳无踪迹了。中国人，就是一大群勒瑟。见利忘义、趋炎附势、恃强凌弱、寡廉鲜耻；置身这样的民族，既无法骄傲，也无须沮丧，为什么？做自己，过好自己。有余裕，就会社会做些有益的事。尽人事、听天命。个人的命运，不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努力，而泰半取决于时焉，势焉，运焉！
不要奢望一夜变天。这是一个落后民族，《历史的垃圾时间》一开篇就说，“1368年，朱元璋创建明朝；但丁《神曲》已诞生60年；薄伽丘写好《十日谈》，西欧人觉醒；1380年，诛杀胡惟庸；英国大宪章发布逾170年，已确立私有财产和人身自由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贵族势力崛起”。到现在，社会主流还在天朝上国妄自尊大这个概念上转圈圈。如果这个明天是今天亲生的，那中国书我也没少看，如果没有隔壁漂亮的老王的帮一把，我大概能估摸出明天的样子。我们都是无力的个体，既写不出《沁园春•雪》，也没有“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豪迈，大半辈子的跌爬滚打，年轻时仅有的一点“天生我才”的豪气早已消磨殆尽。“人们坐在餐桌旁，但大多数人却发现自己列在菜单里”。大半辈子未受到过社会的善待，对社会也就没有亏欠。毁家纾难没有必要，中国人不值得拯救。换句话说，即使你毁家纾难，先驱也99.99％成为先烈，而作为先烈，能在冷冰冰纪念碑上留个名字，倒也罢了，广州起义，黄花岗汉白玉上那七十二个烈士之外，你又能知道几个。毁家纾难，也多半是为人作嫁衣裳和被别人摘桃子的代名词。当然，如果你理想丰满，信仰坚定，认为“天降大任”，海阔天空任鸟飞，那算我白说。
2024年10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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