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读了阿城的《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感觉好极了。 阿城显然是一个读了很多书的人，不仅如此，他还爱思考。 如果说读他的小说，如《棋王》（评论在此），或散文如《威尼斯日记》（评论在此），我们可以领略他干净、简洁、流畅的文笔，领略华语白话文之美的话，那么读《闲话闲说》则可以贴近阿城的阅读、思考以及感悟。 《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的题目开门见山：虽然是闲话，却不是漫无主题。主题就在于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 听上去有点抽象，什么是“中国世俗”呢？我的理解是和中国小说有紧密联系的。 中国世俗不过就是中国民间活力的另一种说法。不知道阿城这样用词是不是要躲开“民间”这一带有政治色彩的用词。世俗就是人间生活，就是平凡人的日常。而在阿城看来：中国小说的起源与生命力都在于从中国世俗的活水。 看看普通人都知道的四大名著：水浒、西游、三国、红楼。多么旺盛的中国世俗生活，多么强大的中国草根想象！ 在阿城看来：小说是草根文学，是世俗文化的文学表现。中国小说与中国世俗是无法分割的关系。 在阿城自己的写作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他的世俗精神与草根元气。我认为：他是1949年之后中国作家中继承了中国古代小说世俗精神与白话文学传统最为典型的一位作家。 这使得他的这本短小精悍的讲演集颇有看头。 然而我读到的《闲话闲说》是在中国出版的版本，是一个“删减版”。不少“口”的出现，不仅打断了语言的流动、思想的表达，而且在在提醒我：今日中国没有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悲哀现实。 中国文学长久以来的羸弱不振与中国政府的审查制度，以及其把文学政治化、宣传化的一贯伎俩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自由就没有艺术。艺术的源头是生活，或世俗（民间）生活。而世俗生活的生命力、活力取决于自由。没有自由，世俗生活就没有活力，中国世俗就死气沉沉。死气沉沉的中国世俗如何能产生充满活力的中国小说？ 只要看看1949年后的中国小说就知道了。文革的没文化大家都知道了。文革前的中共所谓“十七年文学”，1949年到1966年期间的文学，代表作如：《谁是最可爱的人》、《红岩》、《红旗谱》、《李自成》，等等。现在有几人在读？ 主题先行的遵命文学不是文学，只是宣传。靠主题先行的宣传思路也可以写出长篇如《李自成》之类的劣等作品，甚至可以流行一时，但最终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没有中国世俗的中国小说留不下来。 回到《闲话闲说》，尽管被严格审查、百般删减，阿城的这本小书，其中的言论还是与中国主流文学界文化界的基于意识形态的文学文化观念有很大不同。 “新”是阿城此书的一个特点。这种“新”是建立在阿城自己的写作、阅读、思考的基础上，也建立在他自觉地与文学的草根传统取得连接，从而回归到文学的世俗性的基础上。 从古代的“文以载道”传统，到中共军事占领中国大陆后的“文艺为革命服务”，中国两三千年来，文学被当作权力的工具、奴仆久矣！历史一再证明：文艺百花齐放的状态从来都不是在权力的干预下成就的。 极端功利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没有文学。汉朝有汉赋，大多是文人为政府唱颂歌，然而如今有几人读当年大流行的《两都赋》？魏晋南北朝时期，玄言诗是主流，如今可有人读？后来的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哪一个是各个朝代的政权干预、培养出来的？ 《诗经》、《楚辞》都是秦朝之前的文学，其中的中国世俗精神与活力千载之下依然可以感动读者。汉魏六朝，玄言诗留不下来，然而陶渊明的诗文留下来了，三曹为代表的建安文学留下来了。之后的各种文学形式，都是源自当年的世俗生活，且依靠民间的力量得到传承。 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国世俗，就没有中国文学。 政治家、道德家所谓的”道“对于文学有影响，然而其影响比较复杂，从长远来看：载道之文最终演化成八股文。比如，所谓古文经典的“唐宋八大家”最终成为僵化的东西，丧失了感动读者的力量，也丧失了传之久远的生命力。再比如，“玄言诗”属于“载道”诗歌，结果就是僵化、呆板。当“玄学”、“清谈”不再流行，这类诗歌就无人问津了。 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例子比比皆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魏巍、刘白羽的散文、郭沫若的大部分诗歌、茅盾的小说、许多作家在1949年前后写的“遵命文学”。“十七年文学”中的几乎所有作品。事实上，1949年直到1976年的近三十年间，中国文学可说是一片荒漠。 反过来，我们今天依然在读的那些中国古典文学的名篇，哪一个是真正“载道”的？即便有些所谓和“道”沾点边的，如果能够感动今天的读者，一定是与“道”（儒家思想）无关的“文”或别的什么保持了作品的生命力。 鲁迅深知这一点，才会说他论战的杂文是“速朽”的文字。（当然，他没想到：中国专制制度和朝代更迭的怪圈在他死后近百年依然在中国循环，而他以为会”速朽“的那些杂文到21世纪了还能够感动读者，还对中国社会、政府有批判的锋芒。） 鲁迅也做了些”遵命文学“，小说什么的，今天看来，有成有败，尤其是表达”革命“理念方面往往是败笔，而描摹社会真相的部分，比如底层人的生活，等等，却往往出彩，给人深刻的影响。 21世纪了，对中国文学只知道四大名著的华语民众大约不在少数。四大名著属于明清小说。到了近代，1949年前中国其实颇有不少好作家好作品的。然而受中共意识形态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改开年代的中国人才渐渐知道了一些。比如张爱玲、沈从文、周作人、胡兰成、张恨水，等等。 然后是文学荒漠持续近三十年。再后来改开之后，中国才有了一些文学作品，大多是从民间涌出来的。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莫言都是这一批出来的。 仅就中国文学一个世纪来看：有自由又开放的民国实在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现代史上的文学大家都是从那个时候出来的。即便是中共自己推崇的“鲁郭茅巴老曹”几大文豪，哪一个不是生长与世纪之交，从1949年前的清朝或民国的中国世俗中长大的？而且，这些人的好作品几乎都是在1949年前出版的，他们解放后的文字大多数不成样子。 阿城的《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触及了文学的基本命题：文学与世俗之间的紧密关系，也揭示了他个人的感悟与洞见：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都是需要自由来滋养的。缺乏自由，世俗生活就没有活力，小说及其它文学就没有精神，正如近年来的中国文坛一样。 作为读者，我近来多读台湾作者、海外作者的华文作品；要不就回到民国。中国文学之萎靡不振，实在是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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