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第三次带着巴莱斯特里（Balestrierius）乘飞机，从圣地亚哥飞往芝加哥。

巴莱斯特里是一只大提琴。就像最具盛名的斯特拉迪瓦里（Stradivarius）琴一样，意大利提琴都是以它的制作者的名字命名。巴莱斯特里的制作者托马斯·巴莱斯特里（Thomas Balestrieri）是意大利曼图亚（Mantua）的制琴师，于1750 至1780年代活跃在意大利制琴界，他是意大利克雷莫纳（Cremona）制琴学派最后的一位大师，他一生制作了小提琴，中提琴二百多只，大提琴近五十只，散落在世界各地。

我是怎样和提琴珍品拉上了关系？这要从女儿的学琴生渊说起。

女儿可以拉全尺寸大提琴时，我们给她定制了一只国产琴，作者是上海某琴行的王先生。王先生是上海音乐学院提琴制作专业毕业生，据说还是上音前副院长谭抒真的弟子，谭抒真是中国当代德高望重的音乐教育家，小提琴家，乐器专家，中国提琴制作事业的开创者。王先生那时候开琴行搞得风生水起，我们认识的上音的老师也推荐到他那里买琴。2500美元定了琴，三个月后取货，那是2001年。焦急的等待中盼到了琴，打开试拉，大失所望。那是一件平庸不过的，外形是大提琴的木工活，声音如未熟就掉地的青涩的苹果，没有人会感觉它有水果味。

女儿的琴技在进步，演出比赛不断，着实使我们焦急。拉琴的人，如果没有一只好琴，在比赛中会吃大亏，这道理很简单。钢琴比赛，参赛人都使用同一部钢琴，最后比出来的是技艺。提琴比赛，每人用自己的琴，琴发出声音的质量不光和技艺有关，裁判不会费心去把二者区分开。有些人为了比赛，去租一只好琴，当然不失为一个办法。但是租来的琴很难在短时间内掌握住，对比赛的发挥十分不利。长期租，费用太大，好琴租一天可花费200 到500 美元。我们决定买一只好点的琴。

什么琴是好琴？初中时，好友借给我一只广州产的的百灵牌练习琴，是它使我对提琴有了认识，甚至对音乐发生了兴趣，终生受益。在我西南的故里，常见的好琴是上海的金钟琴和和珍珠琴，外国琴不多。有一次，省歌舞团演出，有一个小提琴独奏。主持人介绍，那只独奏琴有一段特别的经历，那是西北王马步芳私人乐队中的一只琴，战争中被军队缴获，省文化局花了一万人民币买来，在那个年代，这是一件非常昂贵的乐器。当时对那琴的音色并没有特殊的感觉，只知道那是一只德国琴。从此认为德国琴是最好的。

“意大利琴才是最好的。”女儿的大提琴老师对我说。

女儿的这位老师是圣地亚哥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演奏员，住在拉荷亚（La Jolla）。

“这是一只意大利琴，”她打开琴盒，向我们展示她的琴，“价值二十五万美元。你们知道，我的这栋房子，七十年代购买时，也只花了二十五万美元。”拉荷亚是圣地亚哥的高档住宅区。

这位老师只是乐团的普通成员，而独奏演员对乐器的要求更高。乐团其他成员的情况也大致如此。比如另一位毕业不久的演奏员，贷款买了一只琴意大利，价值十七万美元。当然我也知道，马友友的那只1733年的意大利琴蒙塔尼亚纳（Montagnana），价值近三百万美元。昂贵的职业，昂贵的爱好。

后来，当我对提琴品牌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后，知道了，“好琴”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个相对的标准，决定于你的能力和用途。音色和易于拉奏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指标，而能够达到这两个指标的琴，可以来自任何国家和制造商。意大利十八，十九世纪的手工琴之所以有很高的声望，是因为它们能长期不断地完美满足这两个指标，以及其他指标。当然，市场是很清楚那些指标的代价，要求越高，代价也越高。

我无意花很高的代价为女儿去买一只琴，一是经济能力的限制，二是不确定女儿的兴趣会发展到哪种程度，两万美元左右大概是我的价格范围。

“又要拉好琴，又不想多花钱，那就要辛苦你自己了。”一位懂琴的好友这样揶揄我。

所以，在看到eBay（网趣）上有一只1779年的意大利琴，售价7000美元，我当时的心情可想而知。那只琴的卖家在北加州的蒙特利（Monterey）。

我乘飞机到了风情万种的海湾城市蒙特利，又租车找到了地址。那是一座颇为豪华的海边住宅，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华裔妇女，不会说中文。她立即让我上她的车，带我去另一个地方。车上她告诉我，琴是她父亲的。她的父亲刚去世不久，之前独居在一处公寓房，现在就去那里看琴。她还告诉我，父亲是原香港管弦乐团的大提琴手，七十年代退休后来美国，和她们居住在一地。单人公寓虽已清理过，仍然散发出单身老男人那种特有的气味。房子的空间几乎被黑胶木唱片和书报堆满，一只大提琴平躺在书堆上，没有弓，没有码，没有弦，像一个脱光了衣服的病人。

“这就是。父亲来美国后从没有拉过琴。琴盒，琴弓都送了人，只有这琴，他想留着作个纪念。”

这是一只饱经风霜的琴，木质陈旧，漆色仍光润清亮，面板有几处裂纹，琴颈重新接过。琴内商标老旧，但仍可读，意大利文印着制作者名字，Thomas Balesterieri，制作日期，1779。除了制琴商标，琴内还有一张修琴标签。1899年，这只琴在爱丁堡（Edinburgh，England）的James Hardie & Sons琴行进行过维修，大概是修复琴颈。考验我的时候到了。在这样一个无法试音的环境下，一只衰旧的琴，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我再一次环顾那小屋，昏暗中浮着霉味，墙上的镜框中，老人的英国圣玛丽音乐学校（St Mary’s Music School）的毕业证书还没有被取下来，我感觉到，沉浸其中的那老音乐家的气息，不会是假的。我不相信他用了几十年的琴，会比不上那只上海青苹果，加上对意大利琴的莫名崇拜，我决定买这只琴。我们以5000美元成交。

巴莱斯特里琴的商标

这样我便第一次带着巴莱斯特里乘了飞机。

一到家就立即装好琴码琴弦，开始试琴。不负所望，出来的是一只老琴的深沉内敛的声音，远远不是上海王先生的琴所能比。不足之处是声音响度略嫌不够，用于室内乐演出毫无问题，在大剧场中演出可能声音不够响。不管怎样，我是相当满意，用了这只琴，女儿的演出和比赛大概会上一个台阶。

我开始研究这只琴的历史。网上资料显示，托马斯·巴莱斯特里制作的近五十只大提琴，已有二十几只被世界各琴行登记，拥有证书。拥有证书的巴莱斯特里大提琴，最高价值为约五十万美元，最低的也近二十万美元。我于是有了为这只琴弄一份证书的念头。

洛杉矶罗伯特考尔琴行（Robert Cauer Violin）大概是南加州最具有权威的琴行之一，主人罗伯特.考尔有很深的专业资历和技艺，曾担任美国制琴家联合会主席。明白我的要求后，考尔先生抱出一大扎参考资料，从地上堆起有一米多高，一本一本地翻看查阅。最后告诉我他的结论。

“我不能给你出这个证书，因为这样两个原因， 1. 这只琴琴头的卷花和巴莱斯特里制作的卷花的形式不一样。 2. 琴边的嵌线和巴莱斯特里制作的嵌线的材料不一样。”说着向我展示有关的图片和文件，里面都详细记载巴莱斯特里制琴技术的特点和风格。我申辨，这只琴1899年修过琴颈，琴头可能因此换过。考尔先生说，这种可能性存在。但如果琴头换过，就很难把它定义为巴莱斯特里琴，况且嵌线问题没有办法否定。我佩服考尔先生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知识，那天他和我折腾了三个多小时，只收了50美元。最后他告诉我，如果想进一步证实这琴的真伪，可以到意大利克雷莫纳的提琴学院，那里有更全面更专业的技术。我知道，知名琴行为名琴出具证书是相当谨慎的，特别像考尔先生这样的人，不能在业界留任何瑕疵。

虽然没有得到证书，我还是愿意称这只琴为巴莱斯特里。琴头且不说他，难道托马斯·巴莱斯特里就不会使用其他材料的嵌线？当然，我也不打算到克雷莫纳去把这事彻底弄清。

巴莱斯特里琴在教堂演奏圣桑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女儿用这只琴赢了不少比赛，使她在教堂，图书馆等小型场合作过多次演出，效果都相当不错。后来得到一个机会和圣地亚哥交响乐团在科普利音乐厅（Coply Symphony Hall， San Diego）表演，终于可以检验巴莱斯特里在大剧场与大乐队合作的表现了。

那天拉的是圣桑（Saint-Saens）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演出中我坐在剧场靠后的座位上，因为有反射，那里的音响应该是很好的。结果是，只要乐队有较强的演奏出现，大提琴的声音就被压住而很难听到，使一首协奏曲听得很不完整。正如我一开始就有的直觉，巴莱斯特里是一只室内乐的琴。我决定要再弄一只有更强音响，可以在大剧场和大乐队演奏的琴。

我第二次带着巴莱斯特里乘飞机，是到佛罗里达的奥南多去看一只琴。

那是奥南多的一位中学教师，因急需钱要出售他的一只法国琴。据他介绍，这只琴在大剧场演出过，效果不错，所附的图片也很顺眼。中学教师带着他的琴和女友到了旅馆的会议厅，手里还提着一瓶红酒，说要为成交而庆贺。他是一位资深的演奏者，坐下来就用他的琴拉了巴赫的D大调组曲。我为之倾倒的时候，请求他用我带去的巴莱斯特里把同样的曲子再拉一遍。二者效果基本相同，那不是我要的琴。尽管这样，我们三人还是喝了红酒，愉快告别。买琴时，带一只琴去作比较，是女儿的老师教给我的好方法。

现在第三次带着巴莱斯特里乘飞机，是因为芝加哥一位音乐学院学生有一只1890年的意大利琴要出售，巴莱斯特里仍是我的随行参谋。

这位学生原来主修大提琴，在意大利花了11000欧元买了这只琴，一年后决定改修指挥，所以要把琴卖掉。这只琴有相当正式的琴行出售发票，琴内意大利文的商标，写着制作者是欧亨尼奥·德加尼 （Eugenio Degani），制作时间1890。欧亨尼奥·德加尼是现代威尼斯提琴学院的创始人，于1901年去世，他的琴在世上流传比较多，价钱在几万到几十万美元之间。我现在已经不太很在意琴的正统身世，我要洪亮园润的音色，能在大音乐厅演出。这只琴的音量比巴莱斯特里要响一倍，音色要差一些，但我看得出其原因，琴码质量不够好，没有用最好的弦，指板过低导致琴码太矮而影响弦的震动。我感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解决。当场就以卖主的要价8000美元，买下了这只琴，加上一个质量不错的玻璃钢琴盒。此时是晚上12点，距我的回程飞机还有5个多小时，于是我带着两只琴，在芝加哥机场大厅的长椅上，和无家可归的人们一道，睡了一晚。

德加尼琴的商标

回到家，急于向家人展示我的成果。忽然看见巴莱斯特里的琴盒头上有被撞过的痕迹，打开琴盒一看，惊吓和怒气从脊背冲上头顶，我的脑袋一下子炸了，巴莱斯特里的琴头整个从琴颈上断落，像被钝刀砍头的人，只有几根筋连着头颅和身体，那是琴弦。我想痛哭，想叫喊出来。交付托运时，我把“易碎物品，小心轻放”的标签贴满了琴盒，想不到还有这样烂的航空服务。又是有经验的大提琴老师告诉我，在对待你的琴上，想省钱是危险的。她旅行时，大提琴从不放货仓托运，要单独为它买一张机票。所幸，刚买的德加尼无恙。我想，我现在必须要成为提琴专家了，否则我怎样应付这两只琴的保养和修复？

我在芝加哥的一所音乐学校注册了一门提琴制作与维修的网络课程。课程使用美国当代提琴制作家亨利·斯特劳贝尔（Henry Strobel）的一套教材，包括提琴的木工制作，上漆，调试，维护的所有技术细节。作为理论学习的实践，我首先把巴莱斯特里的琴头修复了。成功的喜悦使我不知天高地厚地重新打造德加尼。我把指板拆下来，用红木垫高，把面板的漆全部去掉，重新漆过，丢掉原来的琴码和琴弦，换上世上公认的最好的法国Despiau琴码，丹麦的Larsen和奥地利的Spirocore琴弦。后来知道，大概是因为运气，使我没有把事情搞砸。就拿这样大面积漆琴来说，是十分危险的举动，很可能使琴的音色全失。我用的是有名的1704漆配方，这种漆配方据说创自1704年，是意大利斯特拉迪瓦里(Giacomo Stradivari) 家族的后代从家庭圣经中流出到社会上。

检验我的提琴技术学习结果的，是三个月后女儿参加的一次较重要的比赛。我和妻陪着女儿一道去，她用德加尼演奏德沃夏克（Antonin Dvorak）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比赛结束，裁判握着女儿的手说，“拉得很不错，琴声音很好，演出服也漂亮！”我们三人都得到应属于自己的称赞，妻是专负责准备演出服装。

以后，女儿用德加尼在洛杉矶的托兰斯文化艺术中心（Torrance Cultural Arts Center）和圣地亚哥大学康拉德·普雷贝斯音乐中心（Conrad Prebys Music Center，UCSD）作过三场公演，效果都不错。在圣地亚哥大学的两场演出后，有人对我说，他听不出这琴声和马友友的有多少差别。这种话的水分有多重，我自己明镜般地清楚，但作为一种鼓励和善意的认可还是使人很欣慰。在圣地亚哥大学表演的是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这是一首被音乐界公认难度很大的曲子，强烈的抗争情绪和纯净的悲切凄怆的对比，被德加尼在音乐厅中释放得不算坏，受到指挥和观众的好评。

德加尼琴在圣地亚哥演奏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大提琴协奏曲

  女儿念大学后，有一次和在北加州的她通电话，她轻描淡写地说，周末有个演出。

“什么演出？”

“和学校交响乐团拉乐可可。”

“为什么不早告诉我们？我们要开车过来听！”

女儿在学校的音乐比赛中赢了，要和学校乐团演出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的大提琴协奏曲《乐可可主题变奏曲》。当我和妻坐在斯坦福音乐厅等待音乐会开场时，距知道这个音乐会的消息不过20个小时。虽然协奏的乐队表现差强人意，女儿的发挥却相当不错。她手中的琴表现出了最好的状态，比在圣地亚哥时更佳。德加尼时而鸣唱柴可夫斯基那无与伦比的优美旋律，时而又模拟激昂热烈的情绪，柔情和力量都能出得来，乐队压不住的琴声在大厅每个角落回荡。

  音乐会后，我赞扬女儿，说：

  “这大概是你表演水平的最高峰，也是你的琴的最好表现了！”

  “难道我和我的琴以后就是下坡路？”她打趣地问我，接着说，“这个曲子我实在是太熟了，其实并不难。年纪大了，感觉更成熟一些。你说到琴的音色，大概是因为这音乐厅的效果特别好。”

  我知道，她和她的琴在音乐会中有出色表现的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她大学一，二年级选修了音乐系的室内乐理论与实践的课程，花了不少的时间和德加尼在一起。按我的经验，这是不可持续的。以后大量繁重的课程，学习及人生计划，会占去相当多的时间，那时候，兴趣和爱好自然就会往后面摆了。我没有说出口。  

  在大学最后一年的春天，女儿给我们送来一段录像，那是她的一场奇特的个人音乐会，地点在斯坦福的新音乐厅。偌大个现代化音乐厅，女儿只身在巨大的舞台上，用德加尼表演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的G大调组曲，观众只有四，五个人。音乐厅音响一流，不用扩音设备，效果很好。表演虽无差池，看得出音乐处理不尽满意，琴的声音也大不如前。后来才知道这场表演的缘由。女儿一位同学的父亲患了脑癌，他决定在有限的日子里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参观和体验斯坦福大学是他想做的事之一。这位同学希望女儿能在刚建成的新音乐厅为父亲作一次表演，女儿当然是赞成的。虽然近两年没有多少时间练琴，准备的时间也非常仓促，她还是尽量恢复了以前的曲目。他们向学校租借了音乐厅的使用时间，于是有了这场演出。我知道后十分感动，这不正是音乐的功能所在吗？大提琴那令人深思的音色，巴赫音乐里对人生的悯怀，灵魂的娓娓对谈，在这种场合最适合不过了。很少人知道，马友友的父亲临终时，友友在床前为他演奏的，正是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c小调萨拉巴德（Sarabande），在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赛遇难者追思会上，他也在广场上为大众演奏了这首乐曲。

德加尼琴在斯坦福的新音乐厅为病人演奏巴赫组曲

  时间飞快流逝。女儿医学院毕业，当了实习医生，她把德加尼又交到了我的手里，说：“我要去过三年的奴隶生活，再狠也抽不出时间来拉琴。”

德加尼躺在我面前，风姿依旧。琴身一尘不染，面板上1704配方的漆色锃亮，琴背那强劲的虎纹仍然炫目，女儿把它保养得很到位。试了几弓，却感到声音干涩，杂音丛生，反应迟钝，在斯坦福音乐厅唱《乐可可主题变奏曲》那园润成熟的嗓音哪里去了？我虽有准备，知道它这些日子缺了关爱，心绪和体能都荒疏了，但没有想到如此不堪。女儿提醒我，那次斯坦福音乐厅的演出是在她大学二年级那年，六年多了，她基本上没有怎么练过琴。是啊，六年多，落地的松子已长成大树，北极的冰川也融了多少，德加尼躺在琴盒里，不消沉也难。

  我使出浑身解数想恢复德加尼往日的风彩。我把音柱重新调整，琴码重新细磨，换了新弦，改变音柱位置和琴码位置的各种不同组合，试了好几天，不见效果。我不相信这只琴会就此消沉下去，因为我见过，每个人也都见过它辉煌的时候。我也知道德加尼不是品性易变得角色，需要有耐心和充分的时间。

我后来每天至少拉它一个小时，不管拉得好拉得坏，那是一种交流，一种关爱。几个月下来，它那圆润的声音又开始慢慢出现。像以前一样，晴天变阴时，你拉它D弦上的中音区，犹如品尝融化的蜂蜜。

  那不是几块木板和胶水的拼合，不是像桌子椅子那样任人摆弄的木器，那是一个有灵的生命。

有一次，当代小提琴大师帕尔曼（Itzhak Perlman）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你的琴值多少钱？”， 他看了记者一眼，又看看自己的琴，笑着一字一句地回答说，“相当贵（Very Expensive）！”

我知道，那不只是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