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无声胜有声

——读小说《繁花》，有感金宇澄的“不响”

看电影《繁花》，像吃了一顿加罂粟花的火锅，心绪有点亢进，大脑却空空的。

它使你了解了当年商战的真相吗？它让你理解了朋友间的真情吗？它让你看到那个国家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吗？没有，都没有，它不过给观众带来浅浅一乐，浅浅一悲而已。说实话，看到金科长在汪小姐落难时把那本集邮簿送给她，我还真的心酸了一回。能使人这样子地乐一下悲一下，应该也算是成功了。王家卫说，看了电影《繁花》后，应该去读读小说《繁花》。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因为他的电影和小说基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据说现代作家中对上海叙事做得最好的有三位，张爱玲，王安忆，和小说《繁花》的作者金宇澄。然而他们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差在一个“装”字。张爱玲不装，这是那个时代决定的。因而她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感觉到什么就写什么。嫁给人渣才子胡兰成也好，被杨绛说“没有家教”也好，人们是可以看到她真实样子的，当然也可以透过她的笔看到那个时代的上海的真实样子。王安忆生活在一个以装为基本生活技能之一的时代，她写的上海是什么样子便可想而知。《长恨歌》是支持王安忆上海叙事的最重头作品，翻开书就不容分说地塞给你“一. 弄堂”，“二.流言”，“三.闺阁”，“四.鸽子”，约一万多字的烦闷的对上海的自然主义式的静态描述，于是我便决定不要看小说，还是去看电影来了解这部作品更轻松。金宇澄和他的《繁花》的背景，与王安忆同处一个时代，然而金宇澄是这样想的（用作品告诉我们，而不是用嘴告诉我们）：可不可以避开那些不得不装的场合，用没有装的和不必装的那些故事，告诉人们这里的生活，社会，人性的一些真实东西？他作到了。从他笔下细碎的生活，庸常的市井，普通人的一衣一饭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真实得多的上海叙事。

   金宇澄笔下，不但叙事是上海的，包裹着叙事的语言也是上海的。那是作者的先天条件，后天修炼，慎密思考的产品。金宇澄说，自己想创造一种独特的，适合自己叙事的表达方式，既不是上海方言的照搬，也要使人知道这是上海人在讲上海的故事，独此一家。他决定不用“阿拉”，“侬”，“伊拉”之类只有上海人才懂的方言词语，而是把一些上海人惯用，任何中国人都懂得的“方言”或“官言”用上海的方式讲出来，尽量地用得恰到好处。老金说到做到，《繁花》中，他把那个普通的中文词“不响”用得令人叫绝。

    “不响”这个词人人都懂。凭着在上海生活的亲身体验和对上海人的了解，我觉得上海人对这个词情有独钟。“侬哪恁勿响呐（你怎么不作声啊）？”经常会出现在妻子丈夫，母亲儿女，老师学生，上级下级，等等的对话中。为什么？因为有人“不响”，才会有人问：“侬哪恁勿响呐？”上海人在人际关系上似乎崇尚一种比较矜持的态度，没有把握的不愿很快说出口，有点感觉的要看看别人的态度，很有把握的有时还要体验一下悬着的快感。因而上海人在“不响”的时候，可能会有意无意地隐藏着他的赞成或反对，夸奖或贬损，明白或糊涂。而且，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上海人中还流行一种观点，“勿响顶凶！” 他们认为，以“不响”来回应别人的挑衅或质疑是最厉害的。我知道四川，贵州也有与“不响”类似的表达，如“你咋个闷起你那个斗斗（你为什么闭着嘴巴不说话）？”但这样的说法有点伤人，用得并不普遍。

   我作了个很粗略的统计，在近30万字的小说《繁花》中，“不响”这个词至少出现过1400次，也就是说，作者平均每写215个汉字，大约就会使用一次“不响”。我有点吃惊，并不是因为“不响”的使用频率太高，而是因为在阅读中我没有对“不响”的重复使用而反感，反而觉得它的出现是那样自然，给阅读增添了滋味。下面这段文字中，蓓蒂爸爸在排队看电影时，给阿宝讲解苏联电影《第四十一个》：

“蓓蒂爸爸拉了阿 宝，走到墙角，轻声说，一个女人，为了阶级感情，槍杀好情人 ，这是一本宣传暴力的共产电 影。阿宝说，暴力。蓓蒂爸爸说，这是老名词，法国宣传暴力革命，英国是‘光荣革命’，共产是。 蓓蒂爸爸讲到此地，一个女警察路过。两个人不响。之后，蓓蒂爸爸说，这种电影 ，只有女权分 子喜欢。阿宝说，啥。蓓蒂爸爸说，老名词，女权主义传进中国，四十年了。阿宝不响。蓓蒂爸爸压低声音，一字一句说，苏联人里，肖洛霍夫最血腥，为了主义，可以父子相杀，相残，写了 多少害人故事。阿宝不响。蓓蒂爸爸说，阿宝为啥感动呢，讲讲看。阿宝说，嗯，我么。蓓蒂爸 爸说，这是动了坏心机的片子。阿宝不响。”

   蓓蒂爸爸对电影的解释是一步步深入，但阿宝总是不响，你会猜想阿宝是不是无动于衷？其实不是，因为他不断在简单重复和发问，表明他在专心听，虽然不响，你会感到，蓓蒂爸爸的那些讲解，一点一点地印到了阿宝的心里。

   读读这段，体会一下葛老师此时是什么心情。同意？反对？同情？厌恶？

“葛老师说，讲到了老先生，前几年，我跟一个日本老朋友，到塞班岛，点过一个 女人，当地中国小姐不少，讲是小姐，多数已经四十出头，灯光暗，等小姐近身，四十多岁女 人，一面孔哭相，我不大开心。我讲日文说，小姐有啥心事。女人讲日文说，父母生了重病，缺一笔钞票，因此苦恼。我不响。”

再读读下面这两段，你大概也会感到“不响”的魅力。

“芳妹说，我签字了（离婚协议）。陶陶说，好吧，这是要我也签。芳妹说，我一个人签了字，安安静静。陶 陶不响。芳妹说，除了办证 ，从此之后，我不会跟陶陶碰头了。陶陶不响，手放到栏杆上，摸到 了铁锈。”

“阿婆篦头发。蓓蒂说，阿婆为啥哭。阿婆不响。蓓蒂说，我已经乖了。阿婆说，梦到我的外 婆，心里急，一口痰吐不出来了。蓓蒂不响。”

    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并不仅仅在于作品本身如何地美妙，更重要的是看它能在哪种程度上激发出读者自身的想象力。金宇澄对这种创作的价值观深信不疑，并通过他的“不响”来进行实践。试想，如果把小说中近1400处的“不响”换成基于作者视觉和立场的描述，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它可能会抽去了想象的骨髓，它可能会把一个往众多方向发展的场景凝固在某种一面之辞上，也可能会把引发各种各样感觉的同样事物的意义单一化。人们普遍地认为小说作者都是在充当上帝的角色，因为他可以凭空塑造人和生活。然而作者也只是一个有局限性的上帝，他并不能囊括人在某种境遇下的所有可能的感觉和思考。其实，文学和艺术作品这种激发读者和观赏者多样化感觉和思考的能力，上帝恐怕并不具有吧？因而好的小说家会以各种方式为读者“留白”，让读者参与自己的故事。这就是为什么读了好的作品，人会停来，静下来，思考，品味，读了不好的作品，书一丢，吃火锅去。

   小说《繁花》中的“不响”，很多是金宇澄赠予读者的高明又善意的“留白”，它的好处是三重的，它扩大了读者的感受空间，它提升了作品的价值，它还简化了作者的工作量。

（202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