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四歲的時候，我認為天下最爽的事情莫過於作文得到語文老師在全班朗讀。

    語文老師通常是慢條斯理地走進教室，把講義夾往講台上一扔，推一推眼鏡框，盯着天花板，誰都不看，自言自語地開始他的課。“上次作文，總的來說，一塌糊塗，一塌糊塗。大多數人沒有讀懂題。我求求你了，在堆上那樣多形容詞之前，先看懂題目好不好！切題，切題 . . .”停頓片刻，他突然又拿起講義夾，在裡面翻了幾下，“不過，也有人做得很好 . . .”此時，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我希望下面說出來的那個名字是我，希望我在作文中冥思苦想出來的那些熟悉的句子能從老師的嘴裡再聽一遍。如果真是那樣，這一個星期我會快樂無邊，我會下課主動擦黑板，會把書包里的零食分給幾個朋友，會悶笑着在家裡幫外婆打理晚飯。如果不是，我會覺得全世界都是敵人，誰也不想搭理，晚上不洗腳就鑽進被窩。從我的記憶和今天的觀點來看，那個名字是我的可能性大約有百分之二，三十。按統計心理學的道理，這個比例有可能給一個其貌不揚，智力中等的男孩帶來足夠的快樂。 大概因為這個原因，我對那位語文老師有特別的好感。

    我們私下叫那位老師“眼鏡”。眼鏡老師雖不是那個時代的王朔或余秋雨，他的才氣已足夠影響一個三線城市的懵懂少年。要不然，五，六十年後的今天，我怎麼還能記得他當年發表在省級文藝刊物上的那些文章，還能背誦他那篇“簡評《鄉中水》”的評論的開頭和結尾？

    眼鏡老師在教學上有很多創舉，例如他教授漢語拼音四個聲調時，寫了一首很長的四言打油詩，每句的四個字都以陰平，陽平，上聲，去聲排列，我還記得其中有這樣幾句：

    “陰陽上（第三聲）去

    非常好記

    生活改善

    心存感謝

     . . .”

    他常常別出心裁地搞些離開教科書的教學，我記得最精彩的是向我們講解《琵琶行》。

    “. . .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

    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

    . . . ”

    一個初一的學生已經讀過一些文學作品，但我還從來沒有從文字上感到過這樣美的東西。這不但是因為白居易的天才，還得益於眼鏡老師的講解，他的專注和熱情的感染，因為他自己就是位彈琵琶的高手，他是校民樂隊的副指揮，他的老師是當時全國有名的琵琶演奏家陳天樂。

    那個時候，一篇即使是名著的東西，如果不出現在教科書中的話，普通的中學生是很難找到它的完整版本的。我對《琵琶行》十分痴迷，離開課堂後興趣也不減。有好幾天，腦子中轉來轉去的都是那些精彩的句子，和它們帶來的美不勝收的意境。我在家裡把能夠記得的那些句子都記在一個本子上。有一天，我拿着記下的句子去請眼鏡老師改正錯字。他那漂亮的筆跡把幾個字圈點修改後，沒有說什麼就離開了。好些天后，我和他在校園裡相遇，他叫住我，說，“跟我學琵琶吧!”看着我驚呆了的目光，他補充了一句，“好好學，以後再到中央音樂學院去跟劉德海學!”

    下一個學期，眼鏡老師離開了我們，據說調去教高中，我只能在民樂隊裡再見到他。

    那一年，也迎來了我們這些出生不好的，或不好也不壞的學生們難以忘記的時刻，“階級路線”來了！這個今天的年輕人都不熟悉的東西，對我們那代人卻是意義非凡。簡言之，就是你在那個社會上的任何行為和表現，要和你的祖宗八代聯繫起來，和美國今天的“X命貴”相似。那些有為革命立功或苦大仇深父母的同學，所謂的“紅五類”， 一夜之間成了班上的主角，當了班長班委，成了令人羨慕的共青團員，沒有老師再斥責他們的“一塌糊塗”。搞這一套我們的母國雖是祖師爺，比美國要徹底得多，但他們卻疏而有漏：班上學生每門功課的考試結果和排名仍然要貼在教室里，無意中使大家都知道了班上那些佼佼者的尷尬之處。

    王方成（化名）就是這樣一位佼佼者。他的父親解放前是煙廠洗煙葉的工人，根紅苗正。他是留級到我們班的，可以想見他對文化知識的超然態度。“階級路線”讓他成了班長，於是他容光煥發，有意無意表現出一種政治家的風采。在課間休息時間，他常常會在操場上或樓道里遠遠對着某個同學鈎鈎食指，招到他面前去“談思想”。大家並不買他的帳，背後叫他“鈎鈎”，但你敢不買組織的帳嗎？

    新來的語文老師是個白白胖胖的中年婦女，使人想起一塊玉，我們叫她“玉”老師。玉老師並不像玉那樣圓潤，第一次上課就給我帶來一種奇怪的感覺，好像脫去了我寬鬆的綿質背心，換上一件尼龍緊身衣，渾身不舒服。“根據學校和語文教研組的要求，從這一個學期開始，周記要和語文課的教學聯繫起來。”

    她說的周記，並不是個人對有興趣的事物的隨意筆記，而是學校要求的，每個學生每周活動和思想按照一定要求的記錄，由每班的班主任掌控。我記得周記的格式清楚地鉛印在學校發的周記本裡面，其欄目有，“一周的優點”，“一周的缺點”，“一周有意義的事”，“如何改進自己的缺點發揚自己的優點”，等等。不管班主任如何強調這樣的記錄和反省對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是如何地重要，大多數人還是不認真對待。班主任曾把“周記不認真”這樣的評語寫進學生每學期成績冊的“教師評語”欄，作為懲罰。我總覺得周記不是學生的專業，拿它來記點輕鬆的感覺倒還不錯。我曾經在周記里記過跟眼鏡老師學琵琶的一些感受，記過他告訴我的“冬練三九，夏練三伏”，記過他講的琵琶大師林石城如何在冬天帶着露指尖的手套在室外寒風中練琴的事。這些招來了班主任的談話：“你有點只專不紅的傾向啊，要注意思想上的進步。”自那以後，我也加入了“周記不認真”的行列。

    玉老師宣布的這一招，無疑是把“思想上的進步”和語文成績聯繫在一起，當然會引起大家對周記的重視，卻減低了我對語文課的熱情。

    那一年的期末考試來臨。在周一的語文課上，玉老師宣布，這是一次開卷考試，要求在五天內完成一篇作文。她轉過身去，在黑板上寫下了作文題：“難忘的一件事”。

    “不是跟着你爸爸去看電影，也不是跟着你媽媽上街吃飯，”玉老師看着大家有點鬆口氣的情緒說，“寫你這一年裡學雷鋒做的好事，”她手撐着講台，等着大家的議論聲退去，繼續說，“再說一遍，做的好事。記住‘這一年’三個字!”

    這類作文像一坨不斷揉捏的麵團，我記得從學會寫字就開始揉起。如果說那時的學生有點什麼真才實學的話，製造這種“三股文”應該算是一個。程序也不難，首先是找到一件大家都不願意做的事，不知是哪一根神經被觸動了想要去做；其次是發現這事做起來有多艱難，多下作，此時想起了英雄人物而得到鼓勵；最後是把這事做成了，精神上感到無比的幸福和自豪。整個為文的過程，就像要把一塊玉米餅子硬生生地榨出油來。我記得善良慈祥的外婆有一次在家裡抱怨：“我被幾個龜兒子當成壞分子寫到作文里去了！”原因是姨媽在讀表弟的作文時，發現他的“一件有意義的事” 寫的是和外婆的資產階級思想作鬥爭。外婆資產階級思想的表現，是津津樂道地向幾位表弟講述解放前家鄉瀘州的那些美味小吃。

    那時候我的“三股文”技巧不算差，為了期末考試的好分數，我更想要加倍努力。我幻想着把這篇文章寫得像《琵琶行》那樣，讓人讀了有一種感概，一種衝動，一種佩服（大概這是主要的），就像我讀後的感覺。越想心裡越舒服。

    但是那一年裡我沒有做過什麼“好事”。對家人和家庭的真心關愛，對要好的朋友的惦記和幫助是有的，這些東西豈能登上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的大雅之堂？我那點小小的野心只能寄希望於妙筆生花。只要生得好，妙筆生花也是花。

    我用了很多的時間尋思感人的故事和細節，花了更多的時間閉門造車。終於在周六的語文課上，把規規矩矩謄寫在方格作文本上的文章交給了玉老師。

    玉老師收完大家的作文本，放進一個大牛皮紙信封，然後從講義夾中取出一疊紙，讓課代表發給每人一張。“你們都知道初中部語文教研室在什麼地方吧？下星期一，教研室門上會掛着許多大信封，找到有你們班名稱的那一個，把填好的這張紙丟到信封里。這張紙寫什麼呢？” 玉老師停了一下，很滿足下面她要賣出的這個關子，“請你寫上：誰是你的作文中所做的好事的見證人，爸爸媽媽，兄弟姐妹，同學老師，都可以。見不到這張紙，你的作文就沒有分數。”

    教室里雖然沒有人驚叫，不少人的面色一下子嚴肅起來，我便是其中之一。我急忙向老師請求去趟廁所，一是想掩蓋自己的尷尬，二是確實緊張出需要來了。

    這是沒有料到的一手，玉老師不好對付。我那篇作文的副標題是“骯髒後面的喜悅”，杜撰的故事是有關我們班教室門前的一隻盛滿生石灰的長方形木製痰盒。平日來來回回經過時，我發現它是大家離不開的一件用品，口痰，鼻涕，剩飯都往裡面倒，清潔工不定期清理時，裡面已經非常不堪了。我想象自己某天在雷鋒的感召下，為了他人的健康和公共環境的優美，把這個痰盒清理乾淨，換上生石灰，放回原處，一聲不響，然後接着來的是滿足和驕傲。真實的對象和描寫，虛構的行為和感想，對一個少年的語言學習並無過錯，但那種環境下的道德壓力，幾乎使我面臨崩潰。我在外面逛了很久，不敢進教室，直到想出了辦法。

    那天放學，我沒有立即回家，我知道清潔工黃阿姨周六下午會來打掃清潔。我的打算是當着黃阿姨的面去把痰盒裡的贓物倒掉，於是那張該死的紙上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寫上她的名字。太陽西落，開始昏暗的教室走廊上仍不見黃阿姨的身影，我開始焦急起來。正在這時，我看見班上的“鈎鈎”急着往教室這邊趕，像是忘記了什麼東西。我心裡大大地舒了一口氣，便端起痰盒向他走去。“鈎鈎”見到我，站住了。我故意和他擦肩而過，還打了個招呼。走了很遠，我忽然聽見他在背後說了一聲：“這是作弊!”

    我還是在玉老師發的那張紙上寫了“鈎鈎”的名字。

    一周以後，語文期末考試的結果公布，我得了60分，剛好及格。那是我在此之前和之後所學功課得到的最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