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日子母亲还在
一 离开故乡这些年来，我害怕深夜从家里来的越洋电话。夜里10点以后的电话铃声，会使我的心一阵紧缩。迅速拿起话筒，默念“是不是家里有事”。得知此通电话与家里无关，心里顿时苏展。那一紧一松的情绪固然会引起周身循环的波动，我也渐习惯了这种似乎有益于健康的波动，而且愿这波动能永远。 但这可能吗？母亲年过九十，身患摧残人但不及时致命的疾病多年，全靠在国内的姐姐怡青和妹妹怡平精心照料着。近两年来，已经进入她人生的最后旅程，全卧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数次回国，每次别时总有诀别之感。 终于，那始终悬于头顶的深夜电话铃响了。数日来母亲的病情恶化，代谢状态甚差，身体极度虚弱，已被送往医院急诊。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立即订了一天后的机票。 二 2015年9月25日，我乘飞机从圣地亚哥出发，26日到了贵阳。侄女男男到机场接我，当即到了医院，那是星期六下午，天气晴好。 母亲的病床在贵阳医学院急诊住院部的九楼。这是一栋约八年新的大楼，总共12层，外观颇为现代化。建者大概想取点迪拜“帆楼”的美感，外形一侧成风帆状。九楼是急诊内科病房，这是最为繁忙拥挤的一科。母亲的病床在走廊尽头的一扇窗旁，是一张在病房通道边的加床，床号 +10。 在忙乱嘈杂的环境中，我见到躺在床上的母亲，怡青陪伴在旁。母亲的脸色并不像想象的那样坏，容颜还比较安详，正闭目入睡，和我一年前见到时基本没有多大变化，只是剪得约两寸长的白多黑少的头发不服帖地竖在头顶上。我坐在床边，回望这一片病区。病房走廊通道的两边全放满了病床，尽管走廊通道设计得很宽敞，两边安上病床后，床与床之间的过道狭窄得只能让护士的药车勉强通过。陪护和家人散布在各自的病床周围像星星围着月亮，各式各样陪护用具随意地摆放着更增加了病房中的凌乱感。病房中忙碌着的不是穿白衣服的医生护士，而是各自的家人和陪护。男男弄来一张椅子，让我坐在母亲的床前。这时候她睁开了眼睛， 她那大大的眼睛。她的眼神注视了一下我的脸，不到两秒钟又移开了。“妈，你认得他是谁？他是怡光！”怡青说。她看看怡青，眼神又转到我的脸，不到两秒钟又移开了。我知道她不认识我，一年前已经是这样了。脑梗，帕金森，脑萎缩的病患能使她头脑不清楚。 怡青给我讲这一次入院的经过。母亲近月前患过一次感冒，用一些药后似已愈。这一次并无明显的直接诱因，突然间数日不进食，身体极度虚弱，血相低，无尿，各种生命垂危的迹象已呈现。 母亲1995年从美国回去时，72岁，身体基本没有什么毛病。翻看她那时的照片，见她的外貌年轻得惊人，为我们几个子女无法相比。后来患了脑梗和胃癌。胃癌的手术效果很好，十多年无复发迹象。脑梗对她的伤害可能更大一些。她的大脑控制系统从此不太正常。以后又患了帕金森病，年纪再大些出现了脑萎缩。2012年回去时还能与她交流，给她洗脚，做脚上穴位按摩她都十分配合。只是觉得她迟钝了些，对外部事物关心少了，听力越见不好。三年前的股骨颈骨折是她身体状态的转折点，从此她不能下床走动，终日以卧床为主，下肢严重退化，为其他病患的入侵创造了条件。不过母亲的心，肺，消化系统是乎都还不错，每日饮食正常。排泄有一些问题，怡青给她想方设法注意着，也还没有出现大情况。嗜睡是她的一个重要特点。据怡青说，她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睡眠。两年前发现她有时有血便。医生指检发现直肠上有包块。大家讨论后认为以她现有的身体状况和年纪，不宜再作手术，当以保守养辽为要。情况发展到今，是各种病因的综合结果。长期卧床使心肺功能大减，肠部肿块可能造成血液问题，大脑方面的伤害和疾病使她全身调节的功能不佳，但我还想不出什么会是压倒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母亲此时已住院三天，输了几袋血液并一直在输营养液（脂肪乳氨基酸葡萄糖注射液， 也称“卡文”），血相有所改善，血色素从住院时的4克升到了7克。我见到她时，她的嘴唇微红，眼睑也有血色。但她的眼睛睁开，东张西望，很快又无力地闭上，显示出她在重病中。 怡平来了。她家离住院部很近，她在这里晚间照顾母亲。 三 从第二天起，我开始每天到急诊住院部九楼临窗的的过道加床旁来陪伴母亲。我感觉到这些很可能是我和她在一起的最后的日子。 父亲去世前，我已从上海回到了贵阳，他走那天我没有在他身旁。那时还不兴家属整天陪伴，但我们还是白天不离人。那是七月天，我被母亲换回家之前向医生要了些酒精并给他檫身以降温，临走前看见他弯着身体侧卧在病床上。当我再回到病房，他的病床空了，真是感觉到父亲走了。那时没有家用电话， 没有手机。爷爷去世时，家里只有父亲，婆，怡平和我，爷爷独居在文化局的一间阴暗的偏房中。他肚子不好有两周。我和父亲每天给他送稀饭，并要送他去医院，他坚决不肯。那一天父亲和我商量一定要强迫送他去医院诊断。清晨当父亲打开他的房门，爷爷已经去世了。我记得婆听到后，立即拿出她为爷爷做的一双“老鞋”，这是她听说爷爷生病后为他赶做的。婆去世时我在美国。接到母亲的信她已走了两星期。我拿着母亲的信，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哭。 待我最亲的四个长辈走了三个，我知道母亲最终会离我而去，但不知那过程会是怎样，我会在她身边吗？我会怎样去接受那个事实？ 四 我自小身体不好，多次住院。记忆中的住院是一种美好的，甚至带有诗意的事。同样是贵阳医学院，那时的病房干净整洁，除了必须用品一概无杂物。那时家属陪伴制度尚未问世，当然就没有如今病房的主要乱源。“护士像天使”在那时候决不是谎话。65年因肾脏病住院时，我的管床护士是一位遵义卫校毕业的姑娘。并不仅是因为她秀气，和善，耐心使我时刻盼着她出现在病房，她是我住院时期的依靠。打针，吃药，陪查房，吃饭，事无巨细都是她管。家属朋友探望的时间是下午四点以后，平时闲杂人员不得入病房。母亲是本院职工，可以不时来看一看，但她一般呆不久，因为她无须多操什么心。我无事和病友说笑，心情颇好。记得我称一位患心脏病的年轻人为“烂心子”，他回我称谓“烂腰子”，并力辨“烂心子”比“烂腰子”好，因为“烂腰子”这一生可能会无后。四点钟后，我的病床边一般很忙碌，班上的男女同学总是分批来看我，带来最近班上的趣事和闲书。我就是在那张病床上看完了刚发表在“收获”上的“欧阳海之歌”，还花了好多时间去琢磨诗人李瑛的那些诗眼。 今天我走进这所现代化的三甲医院时，仿佛来到了一座贸易市场。“人头窜动，喧声嘈杂，乱象满眼”这些描述贸易市场的词语在这里照用不爽。不过这里搞的不是农产品贸易，不是日用品贸易，是医疗贸易。 集市贸易的特点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钱到货讫，人去货移，如果买卖方没有交易手段（钱和货）便没有在这市场上的立足之地。当然，医疗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最终是以赚钱为目的，世界各地都一样。但是，医疗这种商业和其他商业不同，它卖的是一种对生命的关怀。在美国，要去医院或找医生看病，院方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实你的付款方式，是保险公司付款还是自付现金。大多数医生只接受有医疗保险的病人，因为无保险的现金付款可能会伴随不少麻烦。而就医疗保险而言，医生的接受程度也有选择，当然是保费越高的越容易接受。例如政府为穷人提供的Medical免费医疗保险，很多医生是拒绝的，其理由不言自明。问题是，一旦你被某医生接受了，你就进入了一种服务程序，这种服务程序明确规定了各方的责任，在医院和医生方面，按照规定的医方职责会一丝不差地提供给你。在这规定的医疗服务中，你不会再去讨论钱的问题，不会再看脸色，不会再为设施发愁，一句话，你被当作“病人”和服务对象而被置相应的环境之中。 而在这里，在贵阳三甲医院的病房里，充斥我感觉中的是三样东西：钱，杂乱，冷漠。这里没有病人所需要的宁静和关切，相反，病人的（如果他/她还拥有的话）听觉，视觉，嗅觉被钱和杂乱无情地压榨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医生和护士做的工作被限定在狭窄得范围内，那就是，查房，开药，打针，用仪器，剩下的所有事情（是的 “所有事情”）是病人方面责任或另外用钱来购买。 我坐在母亲的床边，尽力地从室内高分贝的嘈杂音响中分辨出与我们有关的信息，以便决定是否需要我的行动。 “+9床，拿着这张药单去缴费，取药！” “+10床，把抽的这管血送到楼下化验室去，小心要放在冰袋上！” “+6床，去担架队找护工来推病人去照CT！” 护士的喊声在室内音响中终究占着小概率，而那大部分的音响是来自家属和陪护，各种用具和设备。 “...” “你家的钱交齐了吗？” “上次进来时交了四千，这次又要交五千，我手里有两千，明天幺儿会拿三千来。” “我看你还是要他多带三千，五千准备着，不知哪天又会要交。药和照光费不算在那五千里吧？” “...” “哎，三千五千，说得轻巧！我叫你们不要医了，不要医了，不要医了...” “妈，你不要再说了好不好？” “...” 临近病床一位金沙来的老太太，五个儿孙亲戚床边陪伴，我不得不整天被动地收听他们家的故事。 “...” “送你送到小村外， 有句话儿要交代， 虽然已是百花开， 路边的野花不要採。 ...” 另一位邻居的手机正在播放流行歌曲。那柔情满满的旋律混响着室内的嗡嗡声，在来苏尔和洗地液的混合气味的伴随下，给人的五官送来一种奇异的立体感觉。 “呯”一声巨响，我以为房顶塌了。回头看，旁边病房的一扇门被一阵强风搧过来，猛烈地撞击在门框上。病房的噪音似乎也被这声巨响吓了一跳，骤然安静了一秒钟，当然又立即复原。我跑过去查看。那门没有背扣，在铰链的允许范围内自由地逛荡。平时文雅地轻击门框尚可忍受，强风来时就爆噪。我把门推进门框，想把它栓上。 “不要关门，不要关门, 这屋里空气不好！”室内一位陪护不客气地朝我吼来。 我只得找了张废报纸，叠成一个厚厚的契形，塞在门下缘和地板之间以阻止其运动。当然是让房门开着。 病房的厕所是一个让我恐惧的地方，我不得不用乡间露天茅坑的感觉来比拟这座现代化病房的厕所。还未走近臭味已熏了过来，欲开门，把手上的肮脏使人不敢触摸。强忍着用两个指尖旋开了门锁，里面的情景令我嚇然。满地是尿和洗手水的混合液，无法插足，蹲式便盆里的内容物没有冲掉，冲便龙头滴滴答答在流着水。门上的背销已失踪，不知道谁用一只筷子来代替。这环境比乡间露天茅坑的感觉要差，在那里至少还有青天在上啊。我还在犹豫不定，已经有人在“呯呯”地敲门了。我赶紧退出让贤，到楼下甚至街上去另寻高处。边走我边想，造就这样奇迹之地的原因不外两个，一是管理制度，二是人的素质。现在医院病房的清洁卫生承包给私人，做卫生的又不管厕所清理，设施损坏失效无人过问。至于素质，那正是我们著名的酱缸文化熏陶出来的东西。 五 母亲入院一周左右，情况是乎有好转。能吃些稀饭和麦片一类的东西，脸上唇上血色渐显，这大概得益于输血和营养液，但大便仍是稀而有脓液。我们清楚，母亲的病情仍是不容乐观的。医生也作了CT检查，判断她的心脏，肺部都有问题。在是否手术上，医生和我们家属具有共识：在母亲这样的年纪和身体状况下，手术是不宜的，医院和我们能做的只是使她在最后的日子不受更多无谓的痛苦。然而在其他问题上，我们和医生却各有盘算。 母亲被收入内科急诊病房是作为急诊观察病人。现在医生观察到的是，母亲的病难于治愈，而且不打算作进一步的实质性的治疗（手术，放射治疗），也就是说可能呆在病房长期养息。从医院方面来看，在一段时间内，母亲将占据病房的一个固定床位（哪怕是加床）。一个床位用于固定病人和流动病人，在医院的经济收益上是有差别的，显然后者高于前者（我倒还没有理解清楚其中的原理，但从医生的那些态度上看，这差别肯定存在），而且医院对各科病房病床的流动率也有一定要求。没有特别情况，或是特别关系的病人，医院一般要求尽快出院以保持高的流通率。基于这种思考逻辑，内科急诊病房开始对母亲玩起了推皮球的游戏，要求母亲转院或者换病房。 我们希望母亲留在此病房，有如下考虑。如果离开了内科急诊病房，我们还是需要找一个医院的病房让母亲住进去。有三个选择：1，交通医院病房。那里环境比较好，医疗条件差点，最主要是医院的位置不好，我们去照顾十分不方便。2. 医学院精神科病房，条件和内科急诊病房差不多，母亲以前在那里住过院。如果能转过去是不错的选择。但怡平去问过，现在母亲要住进去很困难。3. 肿瘤医院病房。按母亲的病情，住进去是没有问题，但医院位置也不好，照顾不方便。大家商量后决定，先赖在内科急诊病房，实在不行就转到交通医院。 母亲有省级医疗保险，是为贵阳医学院工作了一辈子的本院职工，而且因为各种性质严重的疾病享有特殊病种的医疗照顾。这样的病人需要“赖”才能在一个急诊病房的加床上住下来，怎能不使人感到伤心？ 巧事还是有的。内科急诊病房的主管主任谢医生是表弟郭明的太太小朴的熟人，请小朴向她求了人情。人情管用。一天上午，谢医生把我和怡青叫到她的办公室，表示受熟人之托，答应让母亲在此病房再住一段，并把母亲由观察病人改为正式病人，这样我们家属可以得到一些方便，不用每次拿药都要去交现钱。啊，我们是那样感激潾涕，母亲的“病房籍”之虑似乎告一段落。 但母亲的那位管床医生却是不依不饶。每天查房都嘟噜“老人家情况稳定后还是想办法到其他病房去保疗，这里床位很紧张”之类。就是这样，我们坚持，谢主任摇晃，管床医生驱离，三种愿望胶着下，母亲一直在内科急诊病房+10床住着。 贵阳医学院人事部门管理退休工作的干部到病房来慰问，给母亲送来大量的鸡蛋和牛奶，表示对母亲多年为医院服务的感谢，和单位对退休人员的关心。但是想要他们以组织的角度来影响病房接收一位重病的老职工，其可能性等于零。 六 每天早上我七点钟之前走进病房（如果把布满加床的走道也称为病房的话），来替换在这里守了一夜的怡平。病房里的灯还没有全开，只有陪过夜的长明灯亮着。病房里虽然仍朦胧昏暗，各个角落已经开始不安地躁动起来，像烧在火上的一锅水已经开始冒泡马上就要沸腾翻滚。 家人和陪护当然是动得最早的。先是把塞在通道上的临时床架收起，把借来的被枕还到走道尽头的储藏室（租用要交钱），这样才能使整个病区活起来，因为这通道是它的血管。接着是打着哈欠檫着睡眼的人们往开水房和洗手间来回奔走。如果昨夜哪些床有抢救或特别治疗，你一般会看出来，因为那些治疗仪器会留在他们的床旁待天亮后搬走。我左躲右闪地来到母亲的床前，怡平此时已打好了开水，准备给母亲换尿布。母亲的尿布一般每天换五次，清晨，中午，下午，晚上，深夜。
“妈咋样？” “昨天晚上还好，就是有点咳。” 简短的对话后，我们开始每天的第一件事，给母亲换尿布。换尿布的程序已经标准化，这标准是怡青定的。把旧尿布脱下，用热水把身体檫干净，用芝麻油涂各个部位，把新尿布小心穿上。这过程中，要帮母亲翻身，抬腿。说似简单，实则不易。母亲不可能有任何配合的意识和举动，且她的体重并不轻，一个人要把母亲的整个身体移动一下位置有点不容易，怡平和我一道完成这个动作就要轻松很多。母亲在病床上躺了三年，3 x 365 x 5 = 5475，这是母亲全卧床后怡青一个人为母亲换尿布的大致数目，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多少子女能做到这点！涂芝麻油有效保护母亲的尾椎部分，使她卧床三年不得褥疮。看见母亲换上新鲜松软的新尿布，我都有了舒适的感觉。 我劝怡平快回去休息，她下午六点左右还要来换我，怡青操持完家里的事晚些时候也到病房来。这样就开始了我在病房的一天。 大部分时间母亲是静静地躺着，有时会睁开眼睛，四处看来看去地看一看，除此之外她任何动作都不可能自己完成。一个钟头左右要帮她翻一次身，这是我们要做的主要事情之一。给母亲翻身不很容易。她不可能完全侧睡，一则因为手臂有输液针头，二则她自身无法保持平衡。怡青想出的办法是用毛巾卷成一个长卷，垫在左边或右边的身体下面，使其轮流地悬空，以避免背部固定地方长期受压。隔一段时间用调羹给母亲喂水，以保持口腔湿润。开始两个星期还可以喂她吃些稀饭或麦片，后来渐渐不能吃了。按医生的说法，喂母亲水和稀饭的作用和正常人相比已经不同了，喂水是湿润口腔，喂稀饭是使肠胃保持一点功能，至于营养供给全靠不停输进的营养液（卡文）。“一袋卡文相当于三碗饭啊！”医生说。母亲住院以来身体还长胖了些，这是营养液在起作用。 喂母亲吃饭时要把床摇起来，使上半身成45度。开始一周多的时间她可以大口大口吃稀饭或麦片，其量可达一小碗，我们感叹她似乎可以回家了。光从她的容貌，看不出她有如此重的病患。她大大的眼睛东张西望是乎还有神，面宠，嘴唇，眼睑都有血色，脸也不瘦，至于不能辨别人，那是她多年已有的脑部问题。郭明来看望时说，“姨姨至少还会再活两年”。不管这种估计的可能性有多少，它会使我收紧的心稍稍放松一点点。 坐在床边，我隔一阵用热毛巾给母亲檫檫头。她头发花白，短短地立在头顶。而我印象中的还是她以前那半短的黑发。年轻时，她洗头的最后一道清头工序总是要我来给她做。我抱着个大土磁水罐，里面装满温水，她则把头埋在水盆之上。我可以让水从水罐的出水嘴中不断流出，准确地淋在她的后颈窝上，她则不断地搓洗头发。一罐温水淋完，头发清得干干净净，她是那样的惬意。“我是油汗，没有水不行。”这是她经常说得一句话。现在望着她的头发，她闭着的眼睛，她衰老的面容，我的记忆开始流淌起来。 我最早关于母亲的记忆大概是她在我们面前唱“小麻雀”，但记不清那时我是多大年纪。 “小麻雀呀，小麻雀呀， 你的母亲，哪里去了？ ... 我的母亲打食去了， 还不回来。 ...” 我当时觉得这首歌很悲戚，想到小麻雀的母亲可能在外面死了，回不了家。母亲后来告诉我，我听这首歌时哭了。我还有印象的是，四五岁时，医学院组织到花溪玩，母亲带上我们。上车时我摔了一交，脸弄花了。母亲在车上向同事要水给我檫脸，一位男士打开水壶倒水，边说“这是茶啊”，母亲说“茶也要！” 记起小时家里的生活，不乏温馨的回忆。我们家有一个烘箱，是冬天烤脚用的。烘箱下面是一个铁盆，可烧木炭，中间有木条隔开。大寒天，一家人围着烘箱坐在高凳上，每个人的脚都放在箱中，上面盖着毯子，其暖融融！这时候没有人会问我们小孩的作业，学习怎样，大家只是愉快地消磨闲暇时光，母亲有时会讲一些故事。
“有一天，曹操送给大臣们一盒酥饼，他在上面只写了三个字‘一盒酥’。大臣们拿着酥饼不知道怎么办。参事杨修告诉大家，你们只管一个人一口把酥饼吃掉！众人大惊，乱吃丞相的酥饼不怕被杀头？杨修说，是丞相让我们吃的。 你们没看见，把‘一盒酥’的‘合’字分开后不就是‘一人一口酥’嘛。” 母亲对“三国”，“水浒”，“封神”十分熟悉，对“西游”和“红楼”不大提及。我记得她教过我们梁山好汉的顺口溜：
“梁山一百单八将， 头把交椅晁盖掌， 为人仗义数宋江， ... 醉打山门花和尚， 会耍双刀孙二娘。 ...” 母亲的文学功底很好，都是自修的。我记得六十年代“林海雪原”发表时，社会轰动，母亲得到书后一口气看完。那真是“一口气”，吃饭时在饭桌上边吃边看，洗脚时脚泡在盆中也在看。母亲对旧体诗有钟爱，也有一定的修养，她退休后她写了不少旧体诗，抄了一些寄给我，其中很有些诗境，用典，对仗都相当不错的佳句。五，六十年代，我们家的主要娱乐是看川剧和听相声，都是母亲在主导，因为这些是她的最爱。我们跟着母亲穿梭于贵阳川剧团而熟知了黄耀庭，周舫玉的名字。相声对我更加有吸引力。一般是她下班时路过中华中路王家巷旁的贵阳市曲艺团，就把票买好，晚上吃完饭一家人全去，“今天是杨林，欧少久的相声！”。我记得她告诉我们，医学院检验科的人很有些文学趣味，有人把大家的名字编成顺口溜来唱。现在我还记得其中有这样几句： “清早起来黎得明 （黎得明）， ... 上班要过中华路 （陆中华）， ... 用完仪器各人洗 （郭荣兮）， ...” 小时候的护国路27号是一个多么温暖的地方，特别是金叔叔（金复加）一家还住在那里的时候。金叔叔一家是东北人，生活大而划之。金叔叔没事就带着我满贵阳市去逛。我记得金婶婶生妮拉时，奶水太多，婆要我去吃。我便扑在金婶婶的怀中帮她吸奶水。休息天母亲和金叔叔经常大声地隔屋对话，大家都显得特别高兴，和睦。 那天我在金叔叔家玩，听见母亲在她房里说：“前几天报上讲，西方联军要打埃及。凌坚的妈妈（凌湘力的奶奶）听到后吓得进进出出，说外国军队要来打她，打埃姐。”“哈哈哈哈...”湖南人叫奶奶或婆婆为“埃姐”。 那样一个活生生的人，现在这样无助地躺在这里。我摸摸母亲的手，我那样地熟悉的那双手一点没变，静静地放在身边。她的手掌宽，指尖细，肉头很均匀，使整个手形成鹅蛋状，她是断掌。婆说，“男断打死人，女断不求人。你家妈是断掌，手巧得很！”母亲小时候，家里穷，一家人要靠做手艺品为生计（大概是做牙刷，梳子之类）。母亲总是做得最快，谁都赶不上，成了家中的顶梁柱。
四十年代，母亲在图云关举世闻名的中国医疗卫生中心和军医培训基地得到中级医务专业的训练，曾经被授少尉军衔。她工作的直接上司是著名的细菌学家林飞卿。林飞卿对这个甜美能干的女孩十分喜欢，她夫妇两人又没有小孩，对待母亲如女儿。后来军医培训基地迁往上海时，林飞卿要母亲同去，因为家里的情况，母亲没有去。母亲给我提过林飞卿，但是没有谈过她们相处的细节，是阿姨告诉我的。
七 我回国到两周的时候，母亲的情况看似稳定。我的回程机票是10月14号，开始考虑是否按时回美国的问题。如果母亲的情况能继续稳定下去，我走后就要考虑持久的照顾方法。我们找了一位全职的看护，每天和我们一道守候在母亲的旁边，使她慢慢熟悉以后可能要做的工作。 但是从10月9号开始，母亲的情况有点下滑。她开始咳嗽，心跳加快，不愿吃东西，喂到嘴里的稀饭往外吐。医生开始给她用氨茶碱来调整循环系统。咳嗽日渐严重，痰堵在喉咙，喉咙也出现炎症。头孢每天都在输，但效果不显著。她吸气时发出很大的声音，像电影里痛苦呻吟的病人。不安的情绪又笼罩着大家，我把回美机票延签了两个星期。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不愿让母亲使用吸痰器，怕那种从鼻腔插管吸痰的方法十分痛苦。日益严重的咳嗽和痰堵，不用吸痰器是不行了。为帮助母亲排痰，每天要做几次震动排痰，雾化排痰，和吸痰。除了震动排痰需要护士操作，其他排痰方法我们都可以自己做。效果虽有，却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长期卧床对肺的损害已显现出来。10月14日，我为母亲作雾化排痰，作完几分钟后，床前生命体征监护仪中心率的曲线出现混乱，心跳超过150次。母亲闭着眼睛，牙关紧咬，十分痛苦。我想病情可能恶化，急忙要怡平打电话给怡青。大约一分钟后，心跳降为120次，然后90次，神情开始轻松一些。这是母亲的心脏痉挛第一次发作，是我们初次看到的危险征兆。为防范意外，怡青亲自到病房和陪护小张一道陪夜。14日晚上，15日白天，15日晚上，16日白天，怡青，怡平和我，都多次经历了母亲的心脏痉挛，程度不同而已。 母亲的精神大不如前些天，血色在脸上消失，肺中的喘声不停，口中流着痰液。我坐在她床前，手里拿着纸巾，眼睛盯着她嘴，见有痰就檫掉，几分钟，几十分钟，几个钟头。母亲的右脚不断地檫着左脚，有时把脚上的输液针拉掉了，不知是不舒服还是下意识的动作，我多想她能告诉我们啊。我于是经常在她摩擦左脚的地方搓搓，搔搔，也不知道她有什么感觉。母亲的右脚大拇指关接因骨质增生突出一大块，年纪轻些时就是这样。因此她不爱穿皮鞋，喜欢鞋帮有弹性的帆布鞋，看着她变形的右脚拇指关节，以往的情景又开始历历在目。 10月17日，星期六，是个阴天。怡青前晚在病房陪夜，清早换她回去后，我照样坐在母亲的床前，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和她的嘴。这几天她基本不吃东西，喂进去的水也往外吐，眼睛紧闭，很少睁开。我感觉雾化排痰可能会引起心脏痉挛，也暂不给她作了。监护仪上显示氧巴指数在90左右，心跳110左右，看来是不太坏的一天。当她偶然睁开眼睛时，我发现她眼睛的角膜在瞳孔周边以外有水肿的凸起，像是一座以瞳孔为盆地的环形山，这是以往没有见过的，我猜想这是发炎引起。11点过，怡平来了，我要她到楼下药房去买点消炎的眼药水和眼药膏，怡平去了。几分钟后，我看见监护仪上的心跳从100左右开始上升，120，130, 150，180. 心率曲线开始混乱，氧巴指数渐渐下降，80, 70, 60。母亲的牙齿咬的嘎嘎作响，眼睛用力地紧闭，面色十分痛苦。这景象和前几天心脏痉挛发作时相似，按照以往的经验，我想心跳大概会在一分多钟后降下来。我用纸巾不断地檫着她嘴角上流出来的液体，眼睛死死地盯她的脸和监护仪。监护仪上心跳数值保持不动，心率曲线则进一步混乱而密集，氧巴指数不断往下走，50,40,30... 母亲浑身紧张，发抖，我看着她也开始紧张，发抖... 突然，她停止了发抖，身体好像轻松下来，我看到监护仪上的心跳数值很快下降为50, 30, 20，10... 我拿着纸巾的手颤抖，头脑发木，耳朵里是一阵一阵的哄哄声。 我转过身来，怡平已站在后面。我要她去通知医生。医生来了，推来一台特殊的心电图仪。她把四个探头接在母亲的双手和双脚上，开动仪器。仪器显示母亲心跳为零，呼吸为零，时间是2015年10月17日，中午12时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