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第三次帶着巴萊斯特里（Balestrierius）乘飛機，從聖地亞哥飛往芝加哥。 巴萊斯特里是一隻大提琴。就像最具盛名的斯特拉迪瓦里（Stradivarius）琴一樣，意大利提琴都是以它的製作者的名字命名。巴萊斯特里的製作者托馬斯·巴萊斯特里（Thomas Balestrieri）是意大利曼圖亞（Mantua）的制琴師，於1750 至1780年代活躍在意大利制琴界，他是意大利克雷莫納（Cremona）制琴學派最後的一位大師，他一生製作了小提琴，中提琴二百多隻，大提琴近五十隻，散落在世界各地。 我是怎樣和提琴珍品拉上了關係？這要從女兒的學琴生淵說起。
女兒可以拉全尺寸大提琴時，我們給她定製了一隻國產琴，作者是上海某琴行的王先生。王先生是上海音樂學院提琴製作專業畢業生，據說還是上音前副院長譚抒真的弟子，譚抒真是中國當代德高望重的音樂教育家，小提琴家，樂器專家，中國提琴製作事業的開創者。王先生那時候開琴行搞得風生水起，我們認識的上音的老師也推薦到他那裡買琴。2500美元定了琴，三個月後取貨，那是2001年。焦急的等待中盼到了琴，打開試拉，大失所望。那是一件平庸不過的，外形是大提琴的木工活，聲音如未熟就掉地的青澀的蘋果，沒有人會感覺它有水果味。 女兒的琴技在進步，演出比賽不斷，着實使我們焦急。拉琴的人，如果沒有一隻好琴，在比賽中會吃大虧，這道理很簡單。鋼琴比賽，參賽人都使用同一部鋼琴，最後比出來的是技藝。提琴比賽，每人用自己的琴，琴發出聲音的質量不光和技藝有關，裁判不會費心去把二者區分開。有些人為了比賽，去租一隻好琴，當然不失為一個辦法。但是租來的琴很難在短時間內掌握住，對比賽的發揮十分不利。長期租，費用太大，好琴租一天可花費200 到500 美元。我們決定買一隻好點的琴。
什麼琴是好琴？初中時，好友借給我一隻廣州產的的百靈牌練習琴，是它使我對提琴有了認識，甚至對音樂發生了興趣，終生受益。在我西南的故里，常見的好琴是上海的金鐘琴和和珍珠琴，外國琴不多。有一次，省歌舞團演出，有一個小提琴獨奏。主持人介紹，那隻獨奏琴有一段特別的經歷，那是西北王馬步芳私人樂隊中的一隻琴，戰爭中被軍隊繳獲，省文化局花了一萬人民幣買來，在那個年代，這是一件非常昂貴的樂器。當時對那琴的音色並沒有特殊的感覺，只知道那是一隻德國琴。從此認為德國琴是最好的。 “意大利琴才是最好的。”女兒的大提琴老師對我說。 女兒的這位老師是聖地亞哥交響樂團的大提琴演奏員，住在拉荷亞（La Jolla）。 “這是一隻意大利琴，”她打開琴盒，向我們展示她的琴，“價值二十五萬美元。你們知道，我的這棟房子，七十年代購買時，也只花了二十五萬美元。”拉荷亞是聖地亞哥的高檔住宅區。 這位老師只是樂團的普通成員，而獨奏演員對樂器的要求更高。樂團其他成員的情況也大致如此。比如另一位畢業不久的演奏員，貸款買了一隻琴意大利，價值十七萬美元。當然我也知道，馬友友的那隻1733年的意大利琴蒙塔尼亞納（Montagnana），價值近三百萬美元。昂貴的職業，昂貴的愛好。 後來，當我對提琴品牌有比較客觀的認識後，知道了，“好琴”對大多數人來說是一個相對的標準，決定於你的能力和用途。音色和易於拉奏是兩個最為重要的指標，而能夠達到這兩個指標的琴，可以來自任何國家和製造商。意大利十八，十九世紀的手工琴之所以有很高的聲望，是因為它們能長期不斷地完美滿足這兩個指標，以及其他指標。當然，市場是很清楚那些指標的代價，要求越高，代價也越高。 我無意花很高的代價為女兒去買一隻琴，一是經濟能力的限制，二是不確定女兒的興趣會發展到哪種程度，兩萬美元左右大概是我的價格範圍。 “又要拉好琴，又不想多花錢，那就要辛苦你自己了。”一位懂琴的好友這樣揶揄我。 所以，在看到eBay（網趣）上有一隻1779年的意大利琴，售價7000美元，我當時的心情可想而知。那隻琴的賣家在北加州的蒙特利（Monterey）。 我乘飛機到了風情萬種的海灣城市蒙特利，又租車找到了地址。那是一座頗為豪華的海邊住宅，接待我的是一位中年華裔婦女，不會說中文。她立即讓我上她的車，帶我去另一個地方。車上她告訴我，琴是她父親的。她的父親剛去世不久，之前獨居在一處公寓房，現在就去那裡看琴。她還告訴我，父親是原香港管弦樂團的大提琴手，七十年代退休後來美國，和她們居住在一地。單人公寓雖已清理過，仍然散發出單身老男人那種特有的氣味。房子的空間幾乎被黑膠木唱片和書報堆滿，一隻大提琴平躺在書堆上，沒有弓，沒有碼，沒有弦，像一個脫光了衣服的病人。 “這就是。父親來美國後從沒有拉過琴。琴盒，琴弓都送了人，只有這琴，他想留着作個紀念。”
這是一隻飽經風霜的琴，木質陳舊，漆色仍光潤清亮，面板有幾處裂紋，琴頸重新接過。琴內商標老舊，但仍可讀，意大利文印着製作者名字，Thomas Balesterieri，製作日期，1779。除了制琴商標，琴內還有一張修琴標籤。1899年，這隻琴在愛丁堡（Edinburgh，England）的James Hardie & Sons琴行進行過維修，大概是修復琴頸。考驗我的時候到了。在這樣一個無法試音的環境下，一隻衰舊的琴，它的價值到底在哪裡？我再一次環顧那小屋，昏暗中浮着霉味，牆上的鏡框中，老人的英國聖瑪麗音樂學校（St Mary’s Music School）的畢業證書還沒有被取下來，我感覺到，沉浸其中的那老音樂家的氣息，不會是假的。我不相信他用了幾十年的琴，會比不上那隻上海青蘋果，加上對意大利琴的莫名崇拜，我決定買這隻琴。我們以5000美元成交。
巴萊斯特里琴的商標
這樣我便第一次帶着巴萊斯特里乘了飛機。 一到家就立即裝好琴碼琴弦，開始試琴。不負所望，出來的是一隻老琴的深沉內斂的聲音，遠遠不是上海王先生的琴所能比。不足之處是聲音響度略嫌不夠，用於室內樂演出毫無問題，在大劇場中演出可能聲音不夠響。不管怎樣，我是相當滿意，用了這隻琴，女兒的演出和比賽大概會上一個台階。 我開始研究這隻琴的歷史。網上資料顯示，托馬斯·巴萊斯特里製作的近五十隻大提琴，已有二十幾隻被世界各琴行登記，擁有證書。擁有證書的巴萊斯特里大提琴，最高價值為約五十萬美元，最低的也近二十萬美元。我於是有了為這隻琴弄一份證書的念頭。 洛杉磯羅伯特考爾琴行（Robert Cauer Violin）大概是南加州最具有權威的琴行之一，主人羅伯特.考爾有很深的專業資歷和技藝，曾擔任美國制琴家聯合會主席。明白我的要求後，考爾先生抱出一大扎參考資料，從地上堆起有一米多高，一本一本地翻看查閱。最後告訴我他的結論。 “我不能給你出這個證書，因為這樣兩個原因， 1. 這隻琴琴頭的卷花和巴萊斯特里製作的卷花的形式不一樣。 2. 琴邊的嵌線和巴萊斯特里製作的嵌線的材料不一樣。”說着向我展示有關的圖片和文件，裡面都詳細記載巴萊斯特里制琴技術的特點和風格。我申辨，這隻琴1899年修過琴頸，琴頭可能因此換過。考爾先生說，這種可能性存在。但如果琴頭換過，就很難把它定義為巴萊斯特里琴，況且嵌線問題沒有辦法否定。我佩服考爾先生的敬業精神和專業知識，那天他和我折騰了三個多小時，只收了50美元。最後他告訴我，如果想進一步證實這琴的真偽，可以到意大利克雷莫納的提琴學院，那裡有更全面更專業的技術。我知道，知名琴行為名琴出具證書是相當謹慎的，特別像考爾先生這樣的人，不能在業界留任何瑕疵。 雖然沒有得到證書，我還是願意稱這隻琴為巴萊斯特里。琴頭且不說他，難道托馬斯·巴萊斯特里就不會使用其他材料的嵌線？當然，我也不打算到克雷莫納去把這事徹底弄清。
巴萊斯特里琴在教堂演奏聖桑第一大提琴協奏曲
女兒用這隻琴贏了不少比賽，使她在教堂，圖書館等小型場合作過多次演出，效果都相當不錯。後來得到一個機會和聖地亞哥交響樂團在科普利音樂廳（Coply Symphony Hall， San Diego）表演，終於可以檢驗巴萊斯特里在大劇場與大樂隊合作的表現了。 那天拉的是聖桑（Saint-Saens）的第一大提琴協奏曲。演出中我坐在劇場靠後的座位上，因為有反射，那裡的音響應該是很好的。結果是，只要樂隊有較強的演奏出現，大提琴的聲音就被壓住而很難聽到，使一首協奏曲聽得很不完整。正如我一開始就有的直覺，巴萊斯特里是一隻室內樂的琴。我決定要再弄一隻有更強音響，可以在大劇場和大樂隊演奏的琴。 我第二次帶着巴萊斯特里乘飛機，是到佛羅里達的奧南多去看一隻琴。 那是奧南多的一位中學教師，因急需錢要出售他的一隻法國琴。據他介紹，這隻琴在大劇場演出過，效果不錯，所附的圖片也很順眼。中學教師帶着他的琴和女友到了旅館的會議廳，手裡還提着一瓶紅酒，說要為成交而慶賀。他是一位資深的演奏者，坐下來就用他的琴拉了巴赫的D大調組曲。我為之傾倒的時候，請求他用我帶去的巴萊斯特里把同樣的曲子再拉一遍。二者效果基本相同，那不是我要的琴。儘管這樣，我們三人還是喝了紅酒，愉快告別。買琴時，帶一隻琴去作比較，是女兒的老師教給我的好方法。 現在第三次帶着巴萊斯特里乘飛機，是因為芝加哥一位音樂學院學生有一隻1890年的意大利琴要出售，巴萊斯特里仍是我的隨行參謀。 這位學生原來主修大提琴，在意大利花了11000歐元買了這隻琴，一年後決定改修指揮，所以要把琴賣掉。這隻琴有相當正式的琴行出售發票，琴內意大利文的商標，寫着製作者是歐亨尼奧·德加尼 （Eugenio Degani），製作時間1890。歐亨尼奧·德加尼是現代威尼斯提琴學院的創始人，於1901年去世，他的琴在世上流傳比較多，價錢在幾萬到幾十萬美元之間。我現在已經不太很在意琴的正統身世，我要洪亮園潤的音色，能在大音樂廳演出。這隻琴的音量比巴萊斯特里要響一倍，音色要差一些，但我看得出其原因，琴碼質量不夠好，沒有用最好的弦，指板過低導致琴碼太矮而影響弦的震動。我感覺，這些問題都可以通過我自己的努力解決。當場就以賣主的要價8000美元，買下了這隻琴，加上一個質量不錯的玻璃鋼琴盒。此時是晚上12點，距我的回程飛機還有5個多小時，於是我帶着兩隻琴，在芝加哥機場大廳的長椅上，和無家可歸的人們一道，睡了一晚。
德加尼琴的商標
回到家，急於向家人展示我的成果。忽然看見巴萊斯特里的琴盒頭上有被撞過的痕跡，打開琴盒一看，驚嚇和怒氣從脊背衝上頭頂，我的腦袋一下子炸了，巴萊斯特里的琴頭整個從琴頸上斷落，像被鈍刀砍頭的人，只有幾根筋連着頭顱和身體，那是琴弦。我想痛哭，想叫喊出來。交付託運時，我把“易碎物品，小心輕放”的標籤貼滿了琴盒，想不到還有這樣爛的航空服務。又是有經驗的大提琴老師告訴我，在對待你的琴上，想省錢是危險的。她旅行時，大提琴從不放貨倉託運，要單獨為它買一張機票。所幸，剛買的德加尼無恙。我想，我現在必須要成為提琴專家了，否則我怎樣應付這兩隻琴的保養和修復？
我在芝加哥的一所音樂學校註冊了一門提琴製作與維修的網絡課程。課程使用美國當代提琴製作家亨利·斯特勞貝爾（Henry Strobel）的一套教材，包括提琴的木工製作，上漆，調試，維護的所有技術細節。作為理論學習的實踐，我首先把巴萊斯特里的琴頭修復了。成功的喜悅使我不知天高地厚地重新打造德加尼。我把指板拆下來，用紅木墊高，把面板的漆全部去掉，重新漆過，丟掉原來的琴碼和琴弦，換上世上公認的最好的法國Despiau琴碼，丹麥的Larsen和奧地利的Spirocore琴弦。後來知道，大概是因為運氣，使我沒有把事情搞砸。就拿這樣大面積漆琴來說，是十分危險的舉動，很可能使琴的音色全失。我用的是有名的1704漆配方，這種漆配方據說創自1704年，是意大利斯特拉迪瓦里(Giacomo Stradivari) 家族的後代從家庭聖經中流出到社會上。 檢驗我的提琴技術學習結果的，是三個月後女兒參加的一次較重要的比賽。我和妻陪着女兒一道去，她用德加尼演奏德沃夏克（Antonin Dvorak）的第一大提琴協奏曲。比賽結束，裁判握着女兒的手說，“拉得很不錯，琴聲音很好，演出服也漂亮！”我們三人都得到應屬於自己的稱讚，妻是專負責準備演出服裝。
以後，女兒用德加尼在洛杉磯的托蘭斯文化藝術中心（Torrance Cultural Arts Center）和聖地亞哥大學康拉德·普雷貝斯音樂中心（Conrad Prebys Music Center，UCSD）作過三場公演，效果都不錯。在聖地亞哥大學的兩場演出後，有人對我說，他聽不出這琴聲和馬友友的有多少差別。這種話的水分有多重，我自己明鏡般地清楚，但作為一種鼓勵和善意的認可還是使人很欣慰。在聖地亞哥大學表演的是肖斯塔科維奇（Dmitri Shostakovich）的第一大提琴協奏曲。這是一首被音樂界公認難度很大的曲子，強烈的抗爭情緒和純淨的悲切悽愴的對比，被德加尼在音樂廳中釋放得不算壞，受到指揮和觀眾的好評。
德加尼琴在聖地亞哥演奏肖斯塔科維奇的第一大提琴協奏曲
女兒念大學後，有一次和在北加州的她通電話，她輕描淡寫地說，周末有個演出。 “什麼演出？” “和學校交響樂團拉樂可可。” “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們？我們要開車過來聽！” 女兒在學校的音樂比賽中贏了，要和學校樂團演出柴可夫斯基（Pyotr Ilyich Tchaikovsky）的大提琴協奏曲《樂可可主題變奏曲》。當我和妻坐在斯坦福音樂廳等待音樂會開場時，距知道這個音樂會的消息不過20個小時。雖然協奏的樂隊表現差強人意，女兒的發揮卻相當不錯。她手中的琴表現出了最好的狀態，比在聖地亞哥時更佳。德加尼時而鳴唱柴可夫斯基那無與倫比的優美旋律，時而又模擬激昂熱烈的情緒，柔情和力量都能出得來，樂隊壓不住的琴聲在大廳每個角落迴蕩。 音樂會後，我讚揚女兒，說： “這大概是你表演水平的最高峰，也是你的琴的最好表現了！” “難道我和我的琴以後就是下坡路？”她打趣地問我，接着說，“這個曲子我實在是太熟了，其實並不難。年紀大了，感覺更成熟一些。你說到琴的音色，大概是因為這音樂廳的效果特別好。” 我知道，她和她的琴在音樂會中有出色表現的真正的原因，是因為她大學一，二年級選修了音樂系的室內樂理論與實踐的課程，花了不少的時間和德加尼在一起。按我的經驗，這是不可持續的。以後大量繁重的課程，學習及人生計劃，會占去相當多的時間，那時候，興趣和愛好自然就會往後面擺了。我沒有說出口。 在大學最後一年的春天，女兒給我們送來一段錄像，那是她的一場奇特的個人音樂會，地點在斯坦福的新音樂廳。偌大個現代化音樂廳，女兒隻身在巨大的舞台上，用德加尼表演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的G大調組曲，觀眾只有四，五個人。音樂廳音響一流，不用擴音設備，效果很好。表演雖無差池，看得出音樂處理不盡滿意，琴的聲音也大不如前。後來才知道這場表演的緣由。女兒一位同學的父親患了腦癌，他決定在有限的日子裡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參觀和體驗斯坦福大學是他想做的事之一。這位同學希望女兒能在剛建成的新音樂廳為父親作一次表演，女兒當然是贊成的。雖然近兩年沒有多少時間練琴，準備的時間也非常倉促，她還是儘量恢復了以前的曲目。他們向學校租借了音樂廳的使用時間，於是有了這場演出。我知道後十分感動，這不正是音樂的功能所在嗎？大提琴那令人深思的音色，巴赫音樂里對人生的憫懷，靈魂的娓娓對談，在這種場合最適合不過了。很少人知道，馬友友的父親臨終時，友友在床前為他演奏的，正是巴赫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c小調薩拉巴德（Sarabande），在2013年波士頓馬拉松賽遇難者追思會上，他也在廣場上為大眾演奏了這首樂曲。
德加尼琴在斯坦福的新音樂廳為病人演奏巴赫組曲
時間飛快流逝。女兒醫學院畢業，當了實習醫生，她把德加尼又交到了我的手裡，說：“我要去過三年的奴隸生活，再狠也抽不出時間來拉琴。” 德加尼躺在我面前，風姿依舊。琴身一塵不染，面板上1704配方的漆色鋥亮，琴背那強勁的虎紋仍然炫目，女兒把它保養得很到位。試了幾弓，卻感到聲音乾澀，雜音叢生，反應遲鈍，在斯坦福音樂廳唱《樂可可主題變奏曲》那園潤成熟的嗓音哪裡去了？我雖有準備，知道它這些日子缺了關愛，心緒和體能都荒疏了，但沒有想到如此不堪。女兒提醒我，那次斯坦福音樂廳的演出是在她大學二年級那年，六年多了，她基本上沒有怎麼練過琴。是啊，六年多，落地的松子已長成大樹，北極的冰川也融了多少，德加尼躺在琴盒裡，不消沉也難。 我使出渾身解數想恢復德加尼往日的風彩。我把音柱重新調整，琴碼重新細磨，換了新弦，改變音柱位置和琴碼位置的各種不同組合，試了好幾天，不見效果。我不相信這隻琴會就此消沉下去，因為我見過，每個人也都見過它輝煌的時候。我也知道德加尼不是品性易變得角色，需要有耐心和充分的時間。 我後來每天至少拉它一個小時，不管拉得好拉得壞，那是一種交流，一種關愛。幾個月下來，它那圓潤的聲音又開始慢慢出現。像以前一樣，晴天變陰時，你拉它D弦上的中音區，猶如品嘗融化的蜂蜜。
那不是幾塊木板和膠水的拼合，不是像桌子椅子那樣任人擺弄的木器，那是一個有靈的生命。 有一次，當代小提琴大師帕爾曼（Itzhak Perlman）接受採訪時，記者問他，“你的琴值多少錢？”， 他看了記者一眼，又看看自己的琴，笑着一字一句地回答說，“相當貴（Very Expensive）！” 我知道，那不只是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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