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 逸草：情定武康路（天赐鹊桥/师长首肯）
情定武康路 — 一对海华的珠婚恋（四） 喜结佳缘 要说我俩是天作之合，还确实有些根据。我俩都是家中老幺，排行老五，即沪语里面的“阿五头”。他姐和我哥也是中学同班同学，但没有来往，只是互有些不坏的印象。特别巧的是，他有仨哥一姐，我有仨姐一哥，可谓天然“对称”。 其实我那时心里还是有点担忧，原因是我不确信自己毕业后能否留在上海。当初进校时，班级辅导员说过，办这个班的目的是为上海高校培养师资。录取时的要求就偏高些，今后基本上都会留上海。所以招生时，招进我班的同学里90%都是家在上海之人。 在我大二的时候，父母的所谓“恶攻毛司令部”的问题被重新做结论。他们立即要求组织上联系子女所在学校和单位，消除过去错误结论给子女带来的负面影响。我因此得系领导召见，她将从档案中取出来的、我为入团而受迫写的对父母问题认识的材料，交还给了我。该领导说，她读了我写的内容，文中见人品见笔力，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在大三时，我就被派去刚进校的本系80级班，做那班女生的对口学姐。这被我班同学理解成，我已差不多被内定毕业后留校了。 可是我想过，若班里真有女生去外地的名额，还是会落在我身上。因为我班几个女生的家，都在上海。我在班里是副班长，又是女生中唯一从外地考来之人。于情于理，我都不能自己逃避，推她人出去。 我把这些都和他说了，他表示这不会影响我俩的关系，遇上了什么就一起扛。话是这么说，可我有不拖累他、不伤他母亲心的打算。万一我被分在外地，就和他分手自己扛，或者再考研究生回母校来。所以当系里宣布，我班同学百分之百都分配在上海时，我俩都松了一口气。算是感情经受了一回考验。 因系里新建的几个实验室都缺人，班里有约十人得以留校。被班里评为“校优秀毕业生”之一的我，很自然地成了留校人中的一员，并兼着80级班的班主任。可留校工作后不久，我就明白了自己不太有可能安心做学问。系里校里的领导们，因我的家庭红背景和我受到所带班的学生们欢迎，而推我走官场，可又不容我独立思考和有自由思想。我批评这样的挑选干部制度，会培养出一些不学无术、将来只能靠整人来获得“业绩”的官员。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上下“被谈话”了好几回。好在80年代中期的大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宽松，强调思想解放。我的“大胆评论”没有结成什么恶果，还得到了一些同事/老师们的赞许和个别有开放思想的领导默默支持。 为了不至于专搞那令我生厌的政工，像同校毕业的我哥那样出国留学，就成了最佳途径。分管学生工作的校领导老师，对我联系出国很支持。但要我办成自费公派，并建议我换专业，转商科，为的是学校的工商管理学院成立没几年，很缺人。我当时并没有长留美国的打算，只想着学成后回母校工作。考虑了一下自己的兴趣和所长，似乎确实不在自己本科所学的理工科。那时国内的经济改革刚成气候，上海办的《世界经济导报》吸引着众多读者。人们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里那点东西，自学现代经济学已逐渐形成了势头。我去管理学院旁听了一两门课后，觉得转商科很可能对我挺合适。教现代经济学课程的老师跟我说，经济学实际上可被称为“社会物理学”，很适合有数理背景的人攻读和钻研。 那年将我带了四年的80级学弟学妹们送出校门后，我考进了学校的教师外语培训班学习。该班由三位美国来的女士任教，注重于口语训练和美国文化的讲述，对我们帮助不小。我从培训班出来即考了托福，成绩还算过得去。联系到了后来成为我在美国的母校，由它的研究生院，提供攻读硕士学位的两年助学金。这些当然都得到了他的认同和支持。 他父亲由于“反江青”而获罪之冤早已被洗雪。他姐因在给父亲洗冤中表现出能干有识，被安排进了市委办公厅工作。来给他家落实政策并欣赏提拔他姐的，正是海鹏的父亲。他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毕业后被分在一家工厂，离家约骑车半个多小时路程。作为厂里多年内进来的唯一大学毕业生，他很快就当上了厂长助理。经济改革的浪潮汹涌，他也被卷入其中，分管起该厂第三产业的开发和运营。他若在工厂按部就班地干下去，就是走副厂长 —> 公司 —> 局这样的实干仕途了。但他的意思很明确，若我要在国外读博，他就放下这些，随我走天涯。 在我出国前不久，我俩领取了结婚证书，办了简单婚礼。 说起来有点可乐。去区政府登记的那天，遇到的办事员竟是我们熟悉的人，是当年我们中学下一届的红团副团长，她家就在我家隔壁弄堂里。结婚登记表里有结婚理由（或者是感情基础/恋爱过程）这一栏，他觉得有点好笑，问我怎么填? 我随手写了：同窗四年，相互了解。那办事员看了忍不住脸上泛起笑意。
异国他乡立足 婚后没几个月，我就独自飘了洋。没有时间怨叹孤独寂寞，一落脚就忙着适应和了解异国日常生活环境，专注于读书和做助研/助教（见《逸草：那借给我课堂笔记的美国女孩 —感恩话题》《逸草：80年代留美 — 认识教会和教友》）。 我以头一年全A的成绩、和在数门课上名列前茅的表现，换来了从读硕士转成攻读博士学位，由系里提供资助。于是他依诺依约办了停职手续，来美与我团聚。
来美后落脚的第一栋公寓楼
（昔日同室好友前几月重返旧地所摄）
在异国他乡谋生谋前途，自有一番艰辛。他先是边自学英语准备考托福，边在餐馆打工。没车驾的时候，他在九十多甚至一百多华度的烈日下，骑车四十来分钟去餐馆。还曾被过往汽车带倒而腿部受轻度擦伤。后来他考完了托福，又遇到好机会，有了份与水处理设备打交道的工作。边工作边用公司的钱，在我就读的学校，一学期一两门地修课。我俩二度成了同窗。 我的读博之路并不平坦。毕竟已过了最佳学习年龄。举个例吧，第一门博士学位资格考就受挫。问题一是出在我的大意上。我以为自己课程修得好，有的课我是唯一的得A者，通过个资格考还不是手到擒来？轻敌思想造成了我在复习准备时静不下心来，在学校图书馆里，常把大块时间花在读小说，尤其是台湾小说上。把於梨华的小说、陈若曦的回大陆后之经历小说和高阳的历史小说等读了个遍。问题二还是我的改专业和对美国商品社会/市场经济的了解过浅。从理工科转商科，我依仗着自己的数理基础，在修课上未露出底子薄。可到了博士资格考，涉及到的商学知识面广，就漏馅了。记得考题里有一道是要分析飞行常客们（frequent flyers）的策略选择。我来美时是头一回坐飞机，进了学校后的一年多里，还没有机会再坐过飞机，连什么是飞行常客的概念都没有，根本无从答起。 我第一门资格考失利的消息，让系里教过我课的教授们吃了一惊。令我感动的是，这些老师们几乎人人都来安慰鼓励我，甚至有老师质疑是否考题出得太偏了。特别是那位我跟着作助研的教授Dr. M，也是我的博导委员会的主导老师，一再告诉我，我是系里公认的系史上较少有的好学生之一，一定能在本系学成。这些真让我感到美国人师长颇有人情味。 他也有点自责，怪自己的到来，又急急忙于打工，可能让我分了心。我心里很清楚，怨不得他人，只能怪我自己。我分析找出了自己的问题，着实狠下了些功夫，课外补读补学了好些本科的课本和知识。再考该门资格考时，就有了底气。考后约一周，在系办公室遇到了主要的出题教授。老师祝贺我成功地通过了考试，并告诉我，这回我考出了同场考生中最好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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