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的是忠诚，我想要的也是忠诚。”
6月8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10点（北京时间当日晚上10点），特朗普下属“通俄门”事件迎来高潮，前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将在参议院出席公开听证会，对总统特朗普是否曾私下试图干预联邦调查局调查作证。6月7日，科米公布了他的书面证词，详细描述了特朗普在三次面谈中如何尝试索求他的“忠诚”，要求联邦调查局放弃对他竞选团队中的重要人物弗林（Michael Flynn）的调查，并请求他公开承认联邦调查局没有调查总统本人。在科米一次次直接或间接拒接他的请求之后，特朗普在上个月以“干预大选”的名义强行辞退了科米。
美国联邦调查局虽然隶属行政端，但一向以其独立性自称并自律。一个成功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应能够有足够的政治智慧，而不被总统纳入他的权利影响范围。按照惯例，联邦调查局局长每一个任期都是10年，科米2013年才就职，理当还有六年任期。但是总统对于行政系统官员有直接的自由任免权，对联邦调查局局长也不例外。这导致了总统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的权利不平衡；虽然联邦调查局有理由保持独立性，但这种独立性极其脆弱，往往取决于总统的私德和对美国政治传统的尊重。如果总统硬是要罢免联邦调查局局长，无论有无理由，理由是否站得住脚，法律上都是行得通的。
虽然在大选前对希拉里的调查让许多民众怀疑科米的政治独立性，在华盛顿政治圈内，科米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标准却受两党领袖认可。维护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需要抵御多方权利的侵蚀，科米的证词体现了这位政坛元老的政治智慧与手段：在科米意识到特朗普在试图影响联邦调查局独立性时，立刻趁记忆清晰将对话细节记在备忘录中，留下文字证据；在对谈中，科米也敏锐的感受到特朗普佯装与他谈起职位任命，其实是希望科米开口求他留任，试图潜意识里建立一种君臣关系，便刻意让他和特朗普的对话“陷入尴尬的沉默”。
特朗普对于科米的看法，完全取决于科米的调查对他是否有利。在16年7月，科米决定对希拉里邮件门不予起诉时，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现了难以置信，并表示这是“腐败透顶的政治系统（rigged system)”[1] 的表现。而在大选前，科米表示邮件门出现新证据、需要重新开启调查时，特朗普对他的勇气表示了称赞。许多人认为科米在大选前几日重开邮件门调查是希拉里竞选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讽刺的是，最后特朗普辞退科米的公开理由，却是科米在大选前重开调查、干预大选。特朗普当选之后，科米出席过两次参议院听证会。17年3月，他在听证会上公布了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配合赢得大选一事，与特朗普宣称的“俄罗斯的事情都是假新闻“直接矛盾；5月，在关于重开调查一事的听证会上，科米说他当时也非常矛盾，但出于透明度考虑选择不向大众隐瞒重要信息。在特朗普试图指控奥巴马监听时，科米马上澄清说他的那些证据并不存在。
在5月的听证会后，特朗普最终决定辞退科米，并在一场与俄罗斯官员的会面上称辞退“神经病”科米给他减轻了很多压力[2] 。然而，随着科米报告的公开，这位传统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和反传统的总统之间角力的更多细节得以公之于众。
与“纸牌屋”不同，科米的证词体现了美国高层政坛真实的政治斗争与运行方式，值得愿意了解美国政治的网友仔细阅读揣摩。科米的文笔洗练、优美，其英文原版具备文学价值。因此，反海外谣言中心邀请了康奈尔大学的杨思羽，对原文进行翻译，并对文中出现的相关政治背景进行讲解。此后，还将视情况梳理此事周边谣言。
以下是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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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尔（Burr）主席、华纳（Warner）副主席、情报委员会的各位，感谢你们邀请我出席作证。今天我应邀向大家描述我与作为总统当选人和总统特朗普的接触过程。我的证词并未包括与总统对话的每一个细节，但我已尽最大努力将所有委员会需要的信息包含在内。
一、1月6日面谈
我第一次与特朗普会面，是1月6日（周五）在纽约特朗普大厦的一间会议室；当时他还是总统当选人。当时我与其他情报系统（Intelligence Community，IC）负责人一同为他和他的新国家安全团队汇报我们对俄罗斯干预大选一事的调查结果 。汇报结束后，我单独留下向总统当选人汇报调查过程中收集到的一些比较隐私的信息。
（斜体字为译注，下同：这次调查指发生在一月初的”通俄门“早期调查，调查结论为俄罗斯总统普京指导了一场目的为干预美国大选、防止希拉里当选的网络安全袭击，获取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大量信息，交由维基解密披露。）
出于多重考量，尽管这些材料涉及下流内容且未经证实，情报体系领导层认为有必要提醒新任总统这些材料的存在 。原因包括如下：其一，我们手里有这些材料，也知道媒体行将公开披露这些材料；情报系统不应该向总统隐瞒这两件事。其二，假设外界打算危害总统当选人，我们可以用防卫式简报来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它的影响。
（这些材料涉及下流内容，指的是特朗普”黄金浴“传闻，即俄罗斯情报机构拥有特朗普在俄罗斯招妓的视频，并可能借此要挟美国总统。）
由于我将要留任联邦调查局局长，且因为这些材料都算在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职责之内，国家情报总监就要求我对这些信息进行单独汇报。同时，从最小化对总统自尊心的影响的角度考虑，我们也一致认为应该一对一汇报。虽然道理上说得通，但我和联邦调查局领导班子都担心，这个汇报会让新总统无法确定联邦调查局是否正在对其个人行为进行反间谍调查。
联邦调查局反间谍调查与其更广为所知的犯罪调查非常不同。在反间谍调查中，联邦调查局的目标是了解敌对外国势力手里有哪些技术手段，哪些人员手段，并基于这些了解，破坏敌对行动。反间谍手段有时只是提醒某个被视作招募目标的人，他们可能会被外国势力影响；有时是强化被攻击的计算机系统；有时是策反被招募的人员，使其成为双重间谍；有时可以公开披露间谍行为，制裁或者开除使馆情报人员。必要时，也会使用刑事诉讼来破坏情报活动。
敌对外国势力是哪些国家我们并不陌生（毋需更多调查）；所以反间谍调查倾向于关注被联邦调查局怀疑为外国情报人员的个人。这些人有时知情，有时是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为敌对势力效力。当联邦调查局有理由相信某个美国人已被外国势力视作招募目标，或正秘密扮演外国情报人员的角色， 就会对该人展开调查，并运用合法权力试图了解更多关于其与外国势力关系，由此来破坏该情报活动。
因此，我在1月6日的会议之前，曾与联邦调查局领导班子讨论，是否应该准备好向总统当选人特朗普保证我们并没有对他个人进行调查。这是实话：我们确确实实没有对特朗普个人展开反间谍调查。我们决定如果届时发现有这个必要，就做这个保证。在特朗普大厦的那次一对一会议中，基于特朗普对汇报的反应，我向他做出了联邦调查局并未调查他个人的保证，虽然他并未直接发问。
我意识到，与这位当选总统的首次对话必须要留存记录。为了确保准确，我在结束会议之后一出特朗普大楼、坐上联邦调查局的车，就打开笔记本开始写备忘录。从那之后，在与川普先生一对一交谈后我都会存档备忘。之前我并没有这个习惯。我曾两次与奥巴马总统单独面谈，没有通过电话；有一次是在2015年我们讨论了执法部门的政策议题；第二次是2016年底，我们简短道别。但这两次我都没有把对话记成备忘录。
（科米留存记录的事情在华盛顿已有名气。前任司法部发言人马修.米勒上个月对记者说，”科米觉得事情不对，就会把信息记录下来，作为自保“。）
过去四个月来，我能回忆起的与川普总统的一对一谈话共九次，其中三次是面谈，六次是通过电话。
（奥巴马是非常在意自身形象的政治家，在任命科米为联邦调查局局长之后，就有意避免两人在私下场合单独会面。因为担心外界认为他试图用总统权力影响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从科米的证言看，奥巴马在这4年内，除了卸任总统道别外，与科米只有1次单独面谈。但特朗普完全不在意这些忌讳，在4个月内就与科米单独会谈了9次。）
二、1月27日晚餐
总统和我曾于1月27日（周五）晚6时30分在白宫的“绿厅”共进晚餐。他那天在午餐时间给我电话，邀请我当晚赴晚餐，并说他本来打算邀请我全家，但最后决定只邀请我一人，下次再邀请全家人一起来。电话里没有说清还有谁会来，但我觉得应该会有其他人在场。
结果晚餐只有我们俩人。我们坐在“绿厅”中间的小椭圆桌。在场还有两名海军服务生，但只是进来送上餐点和饮品。
总统开场便问我是否想留任FBI局长，问得我很疑惑。早先他已两次向我表示希望我留任，而我也向他保证我想留任。他说，有不少人想要我这份工作；考虑到我在过去一年遭到的诋毁，如果我想离职，他可以理解。
我的直觉告诉我，在这样一个一对一的环境下，他这样佯装我们刚刚开始谈论我的职位，说明这趟晚餐至少有部分目的是为了让我主动开口请求留任，营造一种我“邀功受赏”的君臣关系。考虑到联邦调查局传统上都是独立于行政机构，这让我并不舒服。
我回答说，我喜欢我的工作，也打算留任、干完10年的局长任期。由于当时的情景让我并不舒服，我便多加了一句：按照大部分政客的定义，我不是一个“指得上”的人，但他可以相信我是一个说实话的人。我还说，政治上我从不站队，谁也不能像能”指得上“一个政客一样“指得上”我——我的这种立场其实最符合他作为总统的利益。
总统沉吟说：“我需要的是忠诚，我想要的也是忠诚。”对话旋即陷入尴尬的沉默。我一动不动，一言不发，脸上没有丝毫表情。我们默默地注视对方，直到话题转开。但晚餐尾声时，总统又转回这个话题。我一度试着解释为何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独立如此重要。我说，这里面有一个悖论：纵观历史，有些总统曾试图通过模糊司法和行政的边界、将司法纳入其权利影响范围之内来减少政治上的麻烦，却因此降低了这些机构的公信力，让工作更难做。
晚餐结束时总统再次将话题绕回我的工作，称我想留下他非常满意，并表示他从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杰夫.塞辛斯（Jeff Sessions）等其他人口中听到关于我的不少正面评价。然后，他说：“我需要忠诚。” 我回答：“您将获得我的诚实。” 他顿了顿，说：“这就是我想要的，诚实的忠诚。”我也顿了顿说：“我会做到的。” 正如我在晚餐后立即记下的备忘录中所写，，我们彼此对“诚实的忠诚”一词的理解可能有很大差池，但已经没必要进一步深究。“诚实的忠诚”已经非常有效的结束了一场极其尴尬的谈话，而且他（对我们的关系）应该有什么预期我已经讲的很明白。
（这段谈话此前已经被多家严肃媒体泄漏，可见无论泄密者、还是媒体人，均认为这是谈话的精华部分。联邦调查局权力极大，是一个不应为党派服务的中立政府机构。在这一点上，特朗普和科米出现了分歧。对特朗普来说，他需要的是“忠诚”，是政治上的效忠，是君臣般的依附关系，如同他的顾问、内阁一样。但科米认为，联邦调查局只需要“诚实”，忠诚于职业本身。）
晚餐时，总统提到1月6日我向他提及的涉及下流内容的情报。和先前一样，他表达了自己对这些指控的厌恶并强烈否认所有指控。他说他正在考虑要求我调查这些指控来证明它们从未发生。我回答，这种事情要慎重考虑，一方面这可能会落下“联邦调查局在调查总统”的口实，另一方面证明一件事情并不存在总是很难。他说他会考虑，并让我也回去想想。
作为我和总统特朗普对话后的惯例，我在晚餐结束后立即详尽写下备忘录，并与FBI高级领导团队共享。
三、2月14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议
2月14日，我赶赴椭圆办公室向总统进行反恐汇报。他坐在桌子后面，我们一群人坐在桌子另一边的六张椅子上。副总统、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和我坐在椅子上围成半圆，我直接面对总统，坐在中情局副局长和国家反恐中心主任之间。房间里还有不少人，坐在我们后面的沙发和椅子上。
汇报结束后总统感谢了组里所有人，并告诉他们他想单独与我谈话。我留在座位上没有动。当其他与会者纷纷起身离开椭圆形办公室时，司法部长来到我座位旁站着不走。总统对他说谢谢但他只想单独与我说话。最后一名离开的人是库什纳，他也站在我的座位旁寒暄了几句。总统告诉库什纳他想和我说话，并示意他离开。
当落地钟旁的门关上、屋里只剩我们二人时，总统说：“我想聊聊弗林（Mike Flynn）的事情。” 弗林在前一天已经请辞。总统说，弗林与俄罗斯人谈话并不是做了什么错事，但弗林误导副总统一事让他不得不让弗林请辞。他补充，他对于弗林有其它担忧之处，但没有具体说明。
（弗林作为前任国家安全顾问于二月十三日请辞，直接原因是他与俄罗斯官员直接通话讨论了对俄制裁，却在向副总统彭斯报告中漏掉了有关信息。媒体则对此进行了披露。从目前情况看，弗林可能有更加严重的问题。）
（此前，弗林在奥巴马政府中任国防情报局局长，但由于管理与性格问题，奥巴马于2014年将其解雇。随后，弗林就开始俄罗斯之行，并加入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竞选中，他参与传播了涉及希拉里的大量谣言。2016年底，奥巴马在卸任前与特朗普进行了会面，对弗林可能任职国家安全顾问表达了担忧。但特朗普没有理会他的告诫，依然将弗林任命。）
总统之后对于泄漏机密情报发表一连串评论——这是一件我非常担忧的事情，现在我依旧非常担忧这个问题。关于情报泄露聊了几分钟后，普里巴斯（Reince Priebus, 白宫幕僚长）从落地钟旁的门探出头来；我可以看到他身后还有一大群人。总统向他挥手示意关上门，说他很快聊完。门关上了。
总统随后回到弗林的话题，他说：“他是个好人，经历了很多事情。” 他重申弗林与俄罗斯人通话并没有做错，但是误导副总统就不对了。然后他说：“我希望你同意放过这件事，放过弗林。他是个好人。我希望你能放过他。” 我只能回答：“他人不错。“（事实上，我在FBI任期初期与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的弗林共事经历并不差。）但我没有说我会“放过他”。
总统又回到情报泄露的问题，简短说了几句。我随即起身从落地钟旁的门离开，穿过一大群等在门口的人，包括普里巴斯和副总统。
我立即将这次关于弗林的谈话记录下来，存为非机密备忘录，并递交联邦调查局高级领导层讨论。我理解的是，总统要求我们放弃一切关于弗林对其与俄罗斯大使在12月谈话的伪证的调查。我认为总统所指并非关于他的竞选团队与俄罗斯之间可能的联系的更广泛调查。我可能是错的，但我认为他更关注刚刚发生的弗林离任一事，以及弗林对俄通话有关争议。无论如何，从联邦调查局作为独立调查机构的角色来开，这种行为已经足以让人担忧。
（尽管科米并没有正式指控，但特朗普的这个行为可能很严重，会构成“阻碍司法调查”，这也是前总统尼克松遭到弹劾的理由。不过目前两院都在共和党手里，而且党性很强。此事也没有特别硬的证据。所以不太可能导致弹劾。）
联邦调查局领导团队也认为不因拿一个我们原本就没打算遵从的总统命令干扰调查团队。我们认为，鉴于这是一对一的对话，我的陈词是不可能被证实的。我们的结论是鉴于司法部长赛辛斯很快会退出与俄罗斯相关的调查，对他报告此事没有意义（他两周后就退出调查了）。副司法部长的角色之后由一名美国律师递补代理；他在这个位子上也不会久留。
（联邦调查局局长是司法部长的下属，所以科米应该对司法部长赛辛斯汇报。但由于同样涉及“通俄门”，赛辛斯以“利益冲突”为由，于3月2日退出了对特朗普下属”通俄门“的调查。此后科米依程序向司法部副部长汇报。）
在讨论此问题之后，我们决定保持密切关注，在调查过程中决定如何处理此问题。调查快速进行，没有任何调查团队成员或司法部律师知道总统的要求。
不久之后，我当面与司法部长塞辛斯会谈，传达总统对于情报泄露的担忧。我藉此机会恳请司法部长避免让我与总统之间再有任何直接沟通。我告诉司法部长，刚才发生的事——司法部长被要求离开，而本应向司法部长报告的联邦调查局长却跨级被留下谈话，这是不适当且不该发生的事。他并未回应。由于上述原因，我没有提到总统提及关于弗林的潜在调查。
（除了遵守政治传统外，科米本身也并不喜欢和特朗普接触。布鲁金斯协会一位专家本杰明.维特斯，也是科米的密友，对记者说，科米对他说在特朗普入驻白宫的前两个月，他都在想方设法避免与特朗普打照面。在1月一场特朗普与安全系统工作人员的见面会上，身穿一身深蓝色西服的科米专门站到离特朗普最远的深蓝色窗帘边，但还是被喊出来与总统握手；握手时表情和动作都非常尴尬。有媒体开玩笑地指出，科米身高两米零三，藏进窗帘里可能不是躲避新总统最好的办法。）
四、3月30日通话
3月30日上午，总统致电到联邦调查局找我。他形容通俄调查为一团处处妨碍他处理国家事务的”乌云“。他说他和俄罗斯没有任何关系，也没有在俄罗斯嫖妓，他在俄罗斯时也随时提防有人录音。他问我们能做些什么驱散乌云。我回应我们正尽快调查此事；倘若我们什么都没找到，调查工作如果经得起推敲会是一件好事。他同意，但之后再次强调此事对他造成的问题。
总统之后询问为何国会在前一周就俄罗斯一事举行了听证会。在这场听证会上我依照司法部指示，确认了联邦调查局正进行关于俄罗斯与特朗普竞选团队之间可能关系的调查。我解释，国会两党领袖希望获得更多信息；况且参议员格拉斯利在获得调查详情的汇报之前会一直延迟副司法部长的任命。我解释说，我们已经向国会领袖报告我们在调查哪些人，我们也告诉国会领袖我们并没有调查总统特朗普。我提醒他，这些都是我已经告知过他的事情。他反复告诉我：“我们需要把事实放出来。“（我没有告诉总统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不愿公开发表声明指出我们没有针对总统川普的调查有很多原因，最主要的是如果一旦事态有变，我们会需要承担指正的责任。）
（科米的备忘录放出后，支持特朗普的群体都指出，科米承认没有调查总统，认为是一个利好消息，但并不见得。科米讲述了理由，之所以联邦调查局不愿意公开声明没有针对总统调查，是担心假如声明后“事态有变”，发现总统本人确实涉及通俄门，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做事程序，需要再次向公众告知指正。影响总统的声誉和联邦调查局的信誉。）
总统继续说，如果他的有些助手们的确做错什么事情，及时发现是好的；但他本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他希望我能找到方法，让外界知道我们并没有调查他。
他突然把话题转向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麦凯布，并说他此前没有提起过“麦凯布的事”，因为我曾说麦凯布此人值得尊敬。他说，尽管麦凯布与克林顿夫妇关系亲近，并曾给他竞选资金（我想他指的是麦凯布的太太）。尽管我不理解总统为何提出此事，我还是加了一句：”麦凯布是个值得尊敬的人。“
他结束通话前，强调”乌云“正在严重妨碍他为国家谈判的能力，并表示希望我能找出方法放出他未受调查的消息。我告诉他我会看我们能做什麽，且我们会尽快将调查工作做好。
这次通话后，我立即致电代理司法部副部长波恩特（司法部长塞辛斯当时已回避与俄罗斯相关的案件调查），向他报告总统致电的内容，并告诉他我会等候他的指示。在总统两周后再度致电给我之前，我没有收到他的回覆。
五、4月11日通话
4月11日上午，总统致电给我，并问我放出他并未受到调查的消息这件事情一事有无进展。我回答，我将他的要求传达给代理司法部长，但没有收到回覆。他回答说“乌云”阻碍了他的工作能力。他说他也许会请他的人联系代理司法部长。我说他的要求本应如此处理。我说白宫律师应该按照规范渠道联络司法部提出要求。
他说他会这么做，并补充说：“因为我对你忠诚，非常忠诚；我们之间有那事，你知道的。”我没有接话也没有询问他“那事”是什么意思。我只说，处理此事的方式事让白宫律师致电代理副司法部长。他说他会这麽做，通话结束了。
这次是我最后一次与特朗普总统交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