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看到中美战俘归国的待遇真有天壤之别，前者判刑入獄，后者被視为英雄。不过相比抗美援朝中归来的战俘，对越作战被俘军官的处境还是要略好一些。毕竟改革开放年代比起毛恶年代，在人性和人道主义上还是有些进步的。 曾经读过朝鲜战争归来的战俘张泽石等人的文章/书籍。对越作战被俘军官的经历故事，这还是头一回读到。特此分享在万维博客。
转自两参老兵网
何昌健自叙 2014.6.5 
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在中越外交磋商及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协调下，第三批中越之间的战俘——得以交换。
我于当天得以回归，成为为数不多的中方归国者之一，跨过国境线，在两位护士的搀扶下，在距零公里处不到200米的一战地帐篷中简单洗浴后，换上无帽徽、领章的军队便装，迅即登上大巴送到某军队医院。
在半个月的调疗后，便被送到"严格审查、慎重处理、妥善安置"的——归俘学习队，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学习审查”。
我所在的部队是在1979年3月12日深夜承担清剿掩护任务，在穿插中遭敌伏击，当突围占领某独立山头后，被围困至3月14日下午5时左右被俘的。
到学习队，我第一时间把“被俘经过”及在越关押的84天所有情况向工作队和盘托出。
享受“特殊”待遇的我，每一次单独审查——都是150师保卫科陈科长，他身高170厘米以上、块头较大，一双疑似甲亢的眼睛看似有神。
初始审查、较为和蔼，但比起在越南的审讯——要严格得多。
到后来，其态度的急转直下，教人难以接受，使我感受到——事态的严重性。
在第八次对我审查的时候，总政治部保卫部-党付部长（陈科长介绍）及陈科长给我摊牌说：“何昌健啊何昌健、你如果当时牺牲了，你家里多么的光荣啊！”
此时我知道——我将要承担——不死之责。
人就是这样，在艰难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幸福，然而在幸福的时候，他可以把艰难忘掉。
获得了再生的人，把当初生与死的处境抛在了脑后，在强大的政治影响下，恨不能再上前线与敌拼杀，在当初被包围、部队失联并失去战斗力的情况下，全连53人加上沿途搜拢在一起——共104人突围上山后的处境十分危险，我的某些话——变成了一言九鼎的“圣旨”。
正确的分析与盲目的行为，必将招致不同的结果。
人是动物、而不是植物，生命是不可再生的，希冀归国的学习队有利于解释自己的言行；但现实是残酷的，学习队时的后期，我已孤独无助，便整天在篮球场上打篮球，消磨时光，以——减少冷眼的可视率。
1979年的国庆节后，一列软卧专列，把我们（200人左右、主要是448团的）剩余归俘送回到四川，暂时驻扎于原成都军区五七干校即——崇庆县的某驻地，无所事事。
一个多月过去了，1月26号上午9时左右，我被通知——到二楼有事，刚一进门，便被两个士兵将我双手反扣，并用手铐铐住，在通往大会现场的途中（此时余下的归俘已集中到会场）送押士兵不停的将我的头往下按，以示——认罪。
到会场后，见 付培德（副参谋长） 李和平（一连连长） 冯增敏(一连指导员） 刘兴武（八连连长） 李铁桥（八连指导员）
悉数在场，并被统一宣布为——率部投敌的首要份子——而被逮捕。
从此，我短暂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与448团的所有战友，失去了联系。
在我被押往成都军区华阳看守所的后时代，归俘学习队的批判会、声讨会、自我检讨会等，没有少开。
表明——惩治这几名“罪犯”——是应该的、正确的。
在解决了几名“罪大恶极”的“犯罪份子”后，余下的归俘，处理起来非常棘手。但也必须一刀切。
服役满两年的所有官兵——一律转业、复员、退伍；不满两年的，通过严格的保密教育后——继续服役满两年后，退伍。
看守所突然送来这么多“罪犯”，够他们忙活一阵子。
两天前，便腾出院内监舍（2014年5月初才知）。最初以为—— 是一些长了獠牙的恶魔，结果是——不戴帽徽、领章的参战军人，让看守所大松了一口气。
入狱前十天，我是食如木渣、坐如针毡、夜不能寐。未曾想，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刚从越南的监狱出来，又进了中国的监狱。看守所的纪律是严格的，作息时间如同机器。
早6点起床，10分钟洗漱（我们6人轮流洗，不准见面，更不准对话，靳波半月后送到，便成了7人），半小时就餐，晚上十点就寝，其余时间——一动不动地——在木板床边坐着、稍有动弹，便招来看守一顿严厉的呵斥、甚至辱骂，我触木板部位的老茧——脱了一层又一层，真感——生不如死。
政治的幼稚使我想到了身体的重要性，我便用善语——与看守试着沟通。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与多名看守的对话中，终于与一名宜宾籍尊名余光华的士兵——达成了很多共识。
在他的值班时间里，我可以看到更多的报纸，
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上、下午只允许活动十分钟的监规下，他允许我——在活动范围不足两平米的监舍内任意活动，包括下蹲、上跳、做俯卧撑、甚至靠墙倒立等。
使我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巩固。
在那样的特殊环境下，能享受如此待遇，我真感三生有幸，我知足了，对余光华感激不语。
遗憾的是当他复员离所时，虽告诉了我他的籍贯及姓名，但因我们的“案子”重大，生死未卜，便——忽略了他的临别话语。
未曾想到，今年三月，天涯博客上“巴山的层林尽染“的一篇《县城里当战俘的人》的博客文章发表后，与渔歌（余光华）的《我曾关押中越战争中我军部分归国战俘》的网络文章相关联，两篇文章中所涉及的一个人——居然是我，通过网络联系，得到确认后，我便于5月上旬，专程前去宜宾谢恩。
老友相见，触景生情，使我潸然泪下，他不但没有用歧视的眼光看待我，而是一口一个何排长、并以朋友的礼仪盛情盛宴招待了我，怎不教人感激不已。 
何昌健（右4）&余光华（右3）
与此同时，通过渔歌（余光华），我与同样失去联系30多年的靳波等战友，加上了QQ好友。
阴冷的监狱生活令人窒息，残酷地折磨着人的意志，但我坚信，只要能重归故里，必将有施展才能的天地。
1979年的6月2日，以50军军事法院的苟兴和任审判长的判决，如下
“为了教育部队，特依法判处——煽动投降犯何昌健有期徒刑五年”。
判决后，我两手一摊，喃喃自语道： 我何罪之有？
苟答曰： 小何，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呀！
判决后的十天里，我没有上诉， 我知道，在当时的背景下，上诉是徒劳的。
苍天有泪化作雨。 1979年6月28日上午，在滂沱大雨下，囚车把我们五人（付培德、李和平、冯增敏、刘兴武）送到了四川省劳改局直属医院即金堂县清江公社的201医院，开始了我长达3年半的“劳动改造”生活。
在201农场（种植蔬菜、水果等）的三年半里，除了参加正常的劳动外，我积极参与并组织了很多场歌咏比赛、文艺演出（自演自看）篮球比赛、带领出早操等。200余人的队伍基本是人人参与，个个出力，极大的活跃了监狱生活，正因为如此，我不仅两次回家探母，还提前一年回到了故乡。
虽有1983年末的国内形势，被迫多滞留四十多天于劳改队，但比起多呆一年，又宽慰了许多。
我是1976年3月入伍的军人， 1978年6月提为150师448团一连3排排长。
其间，当过——改40火箭弹兵，步兵。
在部队入团、入党，
担任过副班长、班长。
率班到一墙之隔的成都军区步校作班进攻、防御示范演练、防化示范演练，担任过新兵班长，多次进团教导队、军体队集训。 参加过团篮球队的集训。
在150师举行的军事体育比赛中，获200米障碍跑第三名，
参加团里100米障碍赛跑比赛获第一名，
获步枪射击特等射手称号，
获刺杀标兵荣誉，
投弹能手称号，
参加了由高丽华参谋长组织的校枪团队，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二次（包括打仗的集体三等功）、嘉奖二次。 1977年底，在师军体队集训中，因运动性尿血而入院，后因不适应再进行大运动量训练而返回连队。
短短两年零三个月——便提为排长， 按当时团的某些领导说，和平时代——成都军区无先例。
1979年元月扩军备战后，我便成了——全团年轻的老排长。
1979年3月2日，我所在的部队从四川什邡驻地开进集结至广西的宁明县某村已是3月5日深夜。
3月6日上午正在召开支委扩大会，传达前线战报及小结开进途中经验教训时，一声令下便火速登车向越南领土进发。 6日夜里，是在开进的车上度过的，
7日上午，徒步搜索前进，夜间在越南某山沟露营。
8日上午，继续搜索进发。
战争是残酷地，场面是惨烈的， 当我所在的部队戴着防毒面具穿过高平公路时，一具具已经腐烂的军人尸体躺在脚下，其中不乏猪、牛、羊等牲畜，驮着无后座力炮的骡马——也难逃厄运。
3月8日下午3时许，我排奉命——抢夺一高地并坚守，攻克下来，除了2人受伤外，无其他伤亡。
为了巩固阵地，我便迅速作出设防安排，挖掩体构筑之事等。
10日上午10时许，我排正在召开防御工作会，突然间本高地如同下雨般的子弹——倾泻而至，通过积极防御反击，阵地得到了巩固，直到下午4时左右，经清点，轻重伤五人，撤离阵地。
另牺牲二人，其中一人因大臂被疑似高机弹击中已断，流血不止，失血过多死于我怀中，他叫陈武雄，广东籍，时任副班长。
12日上午7时，接到撤离该高地的命令后迅即下撤，我的排处于断后位置，回撤一公里左右，接到——返回原高地的命令，我排第一时间抢占了营连曾经所在的高地，直到——夜里12点。
接到继续向密林深处清剿回撤、掩护主力部队撤离的命令。 我所在的连队——便盲目的向越南纵深穿插。
在伸手不见五指、任务不清、敌情不明的情况下，我所在的部队遭遇了越军的伏击，当我们突围占领制高点后，天已大亮。
四周的山居然全部都比我们所占的山头高，我们就此被包围了！
3月14日下午5时许，在指导员、连长的引领下，104人就此被俘。 被俘的日子难以言状。
八十多天，除了五一节吃了如豆腐乳大小的一块猪肉外，其余全部是拳头大的一团饭（其中有大米、玉米粒、木薯等），一碗清水、每天两顿。
关在一间五平米（二人）终日不见阳光的监舍，所以造成大多数人营养性浮肿。 （在回国后的审查时，我们的那位陈科长还风趣的说：何昌健，你在越南还长胖了）
在越期间，少不了的也是——审讯，最多的是——对总设计师邓的攻击，我巧妙地利用给当时军队每人每天增加一分钱的生活标准给予赞扬，当提到我们是侵略者时，我利用斯大林反击柏林的战例——予以注解。
由于前期我用的是化名，50军政治部在给我县民政局的电报中称： “由于越南山高、路险、林密、雾大，何昌健在作战中不幸失踪，请向其亲属予以慰问”。 后又派员到我的家，慰问了我的母亲。
1979年6月5日，我被交换到了祖国的怀抱，尔后就如前面所述，成了50军的被告。
1984年元月中旬，我终于回到了母亲身边，此时母亲已年近七旬，且患有高血压等疾病。在无职业、无经济来源的情况下，只能与哥嫂一起蜗居。
那年春节后，我便在我的哥所在的县粮食局饲料公司——做搬运工。 一个月下来，还能挣三十几元钱，勉强糊口。
1984年5月，改革开放的号角吹遍全国，各企业已在开始扩大经营自主权。
宣汉县东乡镇（即以前的城关镇）一重点企业高薪（46.27元）招收我为——该企业的业务员。 由于我本着为人要真、待人要诚的理念，做起事来比较顺利。
到年底，企业盈利丰厚，上级领导看我工作出色，发文——我为该企业分管经营的 副厂长。
其间一小插曲令人啼笑皆非：
由于工作属性，接触新朋旧友难免，加上我是本城人，熟人朋友较多。 此时，县公安局政保股长（也许是职业病）三番五次通知我——到公安局去，
我的住家离公安局仅一百多米远，身正不怕影子歪。 一天晚上，我便前去探问，结果他是跟我交“朋友”，另给我打招呼；接触朋友要注意一点，
被我一阵严厉训斥。
后来，我俩还果真成了熟人、“朋友”。
企业的改革在深化，在经过了扩大经营自主权后，又向厂长（经理）负责制、厂长（经理）目标承包责任制、企业股份制转变。
担任副厂长一年后的我，已成为——该企业的领头人。
经历着企业的阵痛煎熬，在经济体制双轨制（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竞争下，集体经济体制企业的生命力是有限的。
我竭尽全力为七八十号人的饭碗奔波，在我爱妻剖腹产子的当口，我还在召开职工大会，对未能前往医院签字做手术到至今我仍深感愧疚。
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加上社会能量的局限性，在管理出效益的理念下，严格的管理难免与职工发生矛盾，受到个别无知者的不堪入耳的辱骂后，经过一番权衡，我——放弃了继续努力的权利。
1995年初，商调到县城里当时的一家国有企业——至今。
参军与回城的选择——是痛苦的，1976年春节后不久，两份通知——同时送到了我的手上，因身边无子（女）的家庭可以回城的政策——正在落实。
其实，我当初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可以避免的，就因为没有经过“上山下乡”且满两年的“知识青年”——不予安排工作。
我的母亲是饱含着泪水让我下乡的，
当时的城里，生活条件较差，无自来水，电灯照明晚10点断电，吃水要到河里去挑，家里用水，只能靠母亲去托人（因所谓病残的人留城）帮忙挑两担水装满水缸，就可保证一个礼拜的家庭用水。
当两份通知到来并要做出选择时，又是母亲以博大的胸怀考虑我的前途而做出痛苦的选择。
她含着热泪说：“幺儿（四川特别是川东北一带对儿女或者晚辈的昵称）你不去当兵，回城又不安排工作，今后生活怎么办呢”？
就这样，我在母亲的希望下——走上了军旅之途。
在部队，我没有辜负她老人家的希望， 一年后捷报频传，两年后入党提干。
街坊邻居无不投以羡慕的眼光，称赞她——培养了一个好儿子，为她争了气。
不幸的是，红得发紫终于遇到厄运，三场胜仗不一定塑造一个英雄，一场败仗足以毁掉一个人。
我就被这一场战争葬送了。
其实，我们能算什么“知识青年”？
小学四年级读了半学期，就迎来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一阵“停课闹革命”的喧嚣声中，11岁的我也过了一把红卫兵大串联的瘾。
只不过一天功夫走到达县，便被因年纪太小而送回了家。
转眼到了1969年下半年，“复课闹革命”占了上风，我们就该读初中了，那时的教学是可以想象的，教学质量差，“读书无用论”还没有完全肃清，混到毕业拿到证书就万事大吉，等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吧！
这些阶段，母亲随时随地教育着我：
在任何地方都要听单位、领导、学校的话，不要惹是生非，真
可谓一代孟母也。
只可惜我叛逆了她的教诲，做了一个据理力争的好斗者，敢作敢为的铁汉子。
我的家庭——是贫寒的，我的母亲非常善良，她没有文化，但勤劳俭朴，门前一小摊维系着全家的生活。
我所以有今天，也是母亲不懈付出的伟大所在。
在生活极度困难的1955年8月，生父因积劳成疾病故，临终前，他告诉母亲，不能养就把我抛弃掉，我当初仅三个月大，在我的住家不远处就有一座弃婴塔。
懂事后才知，那就是当年不能养活的婴儿被家庭抛弃的处所—— 七十年代初被新建的化肥厂所摧毁。
生活所迫，我的母亲在1958年又嫁一吴姓老人，也就是——我的继父。 我们虽谈不上有感情，但他也为这个家撑起了半边天，因为——他是搞炊事工作的。
1979年元月，正在紧急备战的我得知————其病故，没能为其送终（备战不准假）， 全凭我的家兄操办后事，送老归山，我深感愧对其老人，也感谢我的家兄。
家兄1964年上山下乡，1971年参工于本县某乡镇粮站工作。
我的童年是质朴、无知而心酸的。
1965年的4月，学校组织野炊（现在称春游）自备柴禾，锅盆碗筷、粮米食盐。 那时只有这个条件，以锻炼自食其力，是真正意义上的野炊。
第二天，学校黑板报刊登一文章，《三年级学生何昌健奋不顾身拾铁锅》的文章。 原来，一县委领导子弟同班同学的铁锅在河边洗时被激流冲走了，
我跳进河里奋力抓了起来，全身湿透。
要知道，当时的一个铁锅的价值足够一个人半个月的生活，我们哪里赔得起呀，年幼的我哪里有黑板报上所说的那么伟大。
岁月的流逝，经历的坎坷，真可谓不堪回首。 但我以为，生长在我们的时代是难得的，我为生活在我所经历的时代感到幸运：
我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但最不幸的人当中——我算其一。 号称百万大军的越战将士，唯独我没有得到我应得到的价值不高的“参战纪念品”。
经历了我所经历的坎坷时代，使我的生活更加丰富，知道了人生道路并不平坦：
十年“文化大革命”，知识不足的中小学生，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参军入伍、外域作战、当工人、任企业管理者、又逢”只生一个好“的基本国策，企业的改制——使我提前离开了工作岗位。
已届花甲的我，好在考取了建筑二级建造师资质，考取了建筑工程监理工程师的执业证书，在建筑行业还可发挥点余热。
渔歌1234 2014-5-7
他是原50军150师448团1连3排的排长，在1979年在越战争中，因上级错误指挥和浓雾等原因与1连的部分官兵一起，误入敌军重围，在几天打不赢、冲不出、无救兵、失通信并饥渴三四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做了战俘。
全连100多个兄弟的生命因此得到了挽救，家中200多个父母也因此有了儿子，未来的100多个女人也因此有了丈夫，而他与做出决定的——李和平连长、冯增敏指导员却担当了责任，回国后，被判刑8年，关进军事监狱......
不曾想到我发表的一篇《我曾关押中越战争中我军部份归国战俘》的网络文章,居然与失联35年的何排长相聚了。
时间是——公元二o一四年五月五日下午五时许(前天)，
地点在四川宜宾县县城——柏溪。
在以后的一天时间里，我与妻子和三个战友(成都军区政治部退伍军人)陪何排参观了向家坝水电站、游了云南水富县城以及宜宾万里长江零公里处等地。
何排长名叫何昌健，四川达州宣汉县人，他是原50军150师448团1连3排的排长，在1979年在越战争中因上级错误指挥和浓雾等原因与1连的部分官兵一起误入敌军重围，在几天打不赢、冲不出、无救兵、失通信并饥渴三四天的情况下被迫同意做了战俘。 全连100多个兄弟的生命因此得到了挽救，
家中200多个父母也因此有了儿子，
未来的100多个女人也因此有了丈夫，
而他与做出决定的李和平连长、冯增敏指导员却担当了责任，
回国后被关进军事监狱，我俩因此相识。
在前天的接风席上
何排长几次不住泪泣，
久久握住我的手说——
我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他,他这是来感恩的。
他说，感谢我在那个时代和那样的环境中
能冒着压力帮助他们:
一进监狱值班就喊"活动",让他们能有尽可能多的时间在两三个平方米的监室内自由活动；
感谢给报纸看，
感谢对他们的同情和理解，
感谢在狱中与他们谈心交友......
何排长是个多情多义的汉子，人际广、铁哥们多，现功成名就，生活幸福。
育有一子，已大学毕业并开始工作，家中有美妻比何排长小9岁,是曾经的校花，嫂子在某机关工作很能干。
何排长的缺点是——每天肆无忌惮地抽烟喝酒，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利害的一个,这非常不好，是对生命、对家人、对朋友的不负责。
何排长,您怎知肝更化、胃癌就杀不死您呢?
如果您还认我这个兄弟就听我劝告:
每天少抽三分之二的烟少喝一半的酒，
因为我不想，35年后才找到的哥哥
又很快离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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