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看到中美戰俘歸國的待遇真有天壤之別，前者判刑入獄，後者被視為英雄。不過相比抗美援朝中歸來的戰俘，對越作戰被俘軍官的處境還是要略好一些。畢竟改革開放年代比起毛惡年代，在人性和人道主義上還是有些進步的。 曾經讀過朝鮮戰爭歸來的戰俘張澤石等人的文章/書籍。對越作戰被俘軍官的經歷故事，這還是頭一回讀到。特此分享在萬維博客。
轉自兩參老兵網
何昌健自敘 2014.6.5 
三十五年前的今天，在中越外交磋商及國際紅十字協會的協調下，第三批中越之間的戰俘——得以交換。
我於當天得以回歸，成為為數不多的中方歸國者之一，跨過國境線，在兩位護士的攙扶下，在距零公里處不到200米的一戰地帳篷中簡單洗浴後，換上無帽徽、領章的軍隊便裝，迅即登上大巴送到某軍隊醫院。
在半個月的調療後，便被送到"嚴格審查、慎重處理、妥善安置"的——歸俘學習隊，開始了——長達半年的——“學習審查”。
我所在的部隊是在1979年3月12日深夜承擔清剿掩護任務，在穿插中遭敵伏擊，當突圍占領某獨立山頭後，被圍困至3月14日下午5時左右被俘的。
到學習隊，我第一時間把“被俘經過”及在越關押的84天所有情況向工作隊和盤托出。
享受“特殊”待遇的我，每一次單獨審查——都是150師保衛科陳科長，他身高170厘米以上、塊頭較大，一雙疑似甲亢的眼睛看似有神。
初始審查、較為和藹，但比起在越南的審訊——要嚴格得多。
到後來，其態度的急轉直下，教人難以接受，使我感受到——事態的嚴重性。
在第八次對我審查的時候，總政治部保衛部-黨付部長（陳科長介紹）及陳科長給我攤牌說：“何昌健啊何昌健、你如果當時犧牲了，你家裡多麼的光榮啊！”
此時我知道——我將要承擔——不死之責。
人就是這樣，在艱難的時候不知道什麼是幸福，然而在幸福的時候，他可以把艱難忘掉。
獲得了再生的人，把當初生與死的處境拋在了腦後，在強大的政治影響下，恨不能再上前線與敵拼殺，在當初被包圍、部隊失聯並失去戰鬥力的情況下，全連53人加上沿途搜攏在一起——共104人突圍上山後的處境十分危險，我的某些話——變成了一言九鼎的“聖旨”。
正確的分析與盲目的行為，必將招致不同的結果。
人是動物、而不是植物，生命是不可再生的，希冀歸國的學習隊有利於解釋自己的言行；但現實是殘酷的，學習隊時的後期，我已孤獨無助，便整天在籃球場上打籃球，消磨時光，以——減少冷眼的可視率。
1979年的國慶節後，一列軟臥專列，把我們（200人左右、主要是448團的）剩餘歸俘送回到四川，暫時駐紮於原成都軍區五七幹校即——崇慶縣的某駐地，無所事事。
一個多月過去了，1月26號上午9時左右，我被通知——到二樓有事，剛一進門，便被兩個士兵將我雙手反扣，並用手銬銬住，在通往大會現場的途中（此時餘下的歸俘已集中到會場）送押士兵不停的將我的頭往下按，以示——認罪。
到會場後，見 付培德（副參謀長） 李和平（一連連長） 馮增敏(一連指導員） 劉興武（八連連長） 李鐵橋（八連指導員）
悉數在場，並被統一宣布為——率部投敵的首要份子——而被逮捕。
從此，我短暫的軍旅生涯就此結束，與448團的所有戰友，失去了聯繫。
在我被押往成都軍區華陽看守所的後時代，歸俘學習隊的批判會、聲討會、自我檢討會等，沒有少開。
表明——懲治這幾名“罪犯”——是應該的、正確的。
在解決了幾名“罪大惡極”的“犯罪份子”後，餘下的歸俘，處理起來非常棘手。但也必須一刀切。
服役滿兩年的所有官兵——一律轉業、復員、退伍；不滿兩年的，通過嚴格的保密教育後——繼續服役滿兩年後，退伍。
看守所突然送來這麼多“罪犯”，夠他們忙活一陣子。
兩天前，便騰出院內監舍（2014年5月初才知）。最初以為—— 是一些長了獠牙的惡魔，結果是——不戴帽徽、領章的參戰軍人，讓看守所大鬆了一口氣。
入獄前十天，我是食如木渣、坐如針氈、夜不能寐。未曾想，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我，剛從越南的監獄出來，又進了中國的監獄。看守所的紀律是嚴格的，作息時間如同機器。
早6點起床，10分鐘洗漱（我們6人輪流洗，不准見面，更不准對話，靳波半月後送到，便成了7人），半小時就餐，晚上十點就寢，其餘時間——一動不動地——在木板床邊坐着、稍有動彈，便招來看守一頓嚴厲的呵斥、甚至辱罵，我觸木板部位的老繭——脫了一層又一層，真感——生不如死。
政治的幼稚使我想到了身體的重要性，我便用善語——與看守試着溝通。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與多名看守的對話中，終於與一名宜賓籍尊名餘光華的士兵——達成了很多共識。
在他的值班時間裡，我可以看到更多的報紙，
更難能可貴的是： 在上、下午只允許活動十分鐘的監規下，他允許我——在活動範圍不足兩平米的監舍內任意活動，包括下蹲、上跳、做俯臥撐、甚至靠牆倒立等。
使我的身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復和鞏固。
在那樣的特殊環境下，能享受如此待遇，我真感三生有幸，我知足了，對餘光華感激不語。
遺憾的是當他復員離所時，雖告訴了我他的籍貫及姓名，但因我們的“案子”重大，生死未卜，便——忽略了他的臨別話語。
未曾想到，今年三月，天涯博客上“巴山的層林盡染“的一篇《縣城裡當戰俘的人》的博客文章發表後，與漁歌（餘光華）的《我曾關押中越戰爭中我軍部分歸國戰俘》的網絡文章相關聯，兩篇文章中所涉及的一個人——居然是我，通過網絡聯繫，得到確認後，我便於5月上旬，專程前去宜賓謝恩。
老友相見，觸景生情，使我潸然淚下，他不但沒有用歧視的眼光看待我，而是一口一個何排長、並以朋友的禮儀盛情盛宴招待了我，怎不教人感激不已。 
何昌健（右4）&餘光華（右3）
與此同時，通過漁歌（餘光華），我與同樣失去聯繫30多年的靳波等戰友，加上了QQ好友。
陰冷的監獄生活令人窒息，殘酷地折磨着人的意志，但我堅信，只要能重歸故里，必將有施展才能的天地。
1979年的6月2日，以50軍軍事法院的苟興和任審判長的判決，如下
“為了教育部隊，特依法判處——煽動投降犯何昌健有期徒刑五年”。
判決後，我兩手一攤，喃喃自語道： 我何罪之有？
苟答曰： 小何，我們也是沒有辦法呀！
判決後的十天裡，我沒有上訴， 我知道，在當時的背景下，上訴是徒勞的。
蒼天有淚化作雨。 1979年6月28日上午，在滂沱大雨下，囚車把我們五人（付培德、李和平、馮增敏、劉興武）送到了四川省勞改局直屬醫院即金堂縣清江公社的201醫院，開始了我長達3年半的“勞動改造”生活。
在201農場（種植蔬菜、水果等）的三年半里，除了參加正常的勞動外，我積極參與並組織了很多場歌詠比賽、文藝演出（自演自看）籃球比賽、帶領出早操等。200餘人的隊伍基本是人人參與，個個出力，極大的活躍了監獄生活，正因為如此，我不僅兩次回家探母，還提前一年回到了故鄉。
雖有1983年末的國內形勢，被迫多滯留四十多天於勞改隊，但比起多呆一年，又寬慰了許多。
我是1976年3月入伍的軍人， 1978年6月提為150師448團一連3排排長。
其間，當過——改40火箭彈兵，步兵。
在部隊入團、入黨，
擔任過副班長、班長。
率班到一牆之隔的成都軍區步校作班進攻、防禦示範演練、防化示範演練，擔任過新兵班長，多次進團教導隊、軍體隊集訓。 參加過團籃球隊的集訓。
在150師舉行的軍事體育比賽中，獲200米障礙跑第三名，
參加團里100米障礙賽跑比賽獲第一名，
獲步槍射擊特等射手稱號，
獲刺殺標兵榮譽，
投彈能手稱號，
參加了由高麗華參謀長組織的校槍團隊，曾榮立個人三等功二次（包括打仗的集體三等功）、嘉獎二次。 1977年底，在師軍體隊集訓中，因運動性尿血而入院，後因不適應再進行大運動量訓練而返回連隊。
短短兩年零三個月——便提為排長， 按當時團的某些領導說，和平時代——成都軍區無先例。
1979年元月擴軍備戰後，我便成了——全團年輕的老排長。
1979年3月2日，我所在的部隊從四川什邡駐地開進集結至廣西的寧明縣某村已是3月5日深夜。
3月6日上午正在召開支委擴大會，傳達前線戰報及小結開進途中經驗教訓時，一聲令下便火速登車向越南領土進發。 6日夜裡，是在開進的車上度過的，
7日上午，徒步搜索前進，夜間在越南某山溝露營。
8日上午，繼續搜索進發。
戰爭是殘酷地，場面是慘烈的， 當我所在的部隊戴着防毒面具穿過高平公路時，一具具已經腐爛的軍人屍體躺在腳下，其中不乏豬、牛、羊等牲畜，馱着無後座力炮的騾馬——也難逃厄運。
3月8日下午3時許，我排奉命——搶奪一高地並堅守，攻克下來，除了2人受傷外，無其他傷亡。
為了鞏固陣地，我便迅速作出設防安排，挖掩體構築之事等。
10日上午10時許，我排正在召開防禦工作會，突然間本高地如同下雨般的子彈——傾瀉而至，通過積極防禦反擊，陣地得到了鞏固，直到下午4時左右，經清點，輕重傷五人，撤離陣地。
另犧牲二人，其中一人因大臂被疑似高機彈擊中已斷，流血不止，失血過多死於我懷中，他叫陳武雄，廣東籍，時任副班長。
12日上午7時，接到撤離該高地的命令後迅即下撤，我的排處於斷後位置，回撤一公里左右，接到——返回原高地的命令，我排第一時間搶占了營連曾經所在的高地，直到——夜裡12點。
接到繼續向密林深處清剿回撤、掩護主力部隊撤離的命令。 我所在的連隊——便盲目的向越南縱深穿插。
在伸手不見五指、任務不清、敵情不明的情況下，我所在的部隊遭遇了越軍的伏擊，當我們突圍占領制高點後，天已大亮。
四周的山居然全部都比我們所占的山頭高，我們就此被包圍了！
3月14日下午5時許，在指導員、連長的引領下，104人就此被俘。 被俘的日子難以言狀。
八十多天，除了五一節吃了如豆腐乳大小的一塊豬肉外，其餘全部是拳頭大的一團飯（其中有大米、玉米粒、木薯等），一碗清水、每天兩頓。
關在一間五平米（二人）終日不見陽光的監舍，所以造成大多數人營養性浮腫。 （在回國後的審查時，我們的那位陳科長還風趣的說：何昌健，你在越南還長胖了）
在越期間，少不了的也是——審訊，最多的是——對總設計師鄧的攻擊，我巧妙地利用給當時軍隊每人每天增加一分錢的生活標準給予讚揚，當提到我們是侵略者時，我利用斯大林反擊柏林的戰例——予以註解。
由於前期我用的是化名，50軍政治部在給我縣民政局的電報中稱： “由于越南山高、路險、林密、霧大，何昌健在作戰中不幸失蹤，請向其親屬予以慰問”。 後又派員到我的家，慰問了我的母親。
1979年6月5日，我被交換到了祖國的懷抱，爾後就如前面所述，成了50軍的被告。
1984年元月中旬，我終於回到了母親身邊，此時母親已年近七旬，且患有高血壓等疾病。在無職業、無經濟來源的情況下，只能與哥嫂一起蝸居。
那年春節後，我便在我的哥所在的縣糧食局飼料公司——做搬運工。 一個月下來，還能掙三十幾元錢，勉強糊口。
1984年5月，改革開放的號角吹遍全國，各企業已在開始擴大經營自主權。
宣漢縣東鄉鎮（即以前的城關鎮）一重點企業高薪（46.27元）招收我為——該企業的業務員。 由於我本着為人要真、待人要誠的理念，做起事來比較順利。
到年底，企業盈利豐厚，上級領導看我工作出色，發文——我為該企業分管經營的 副廠長。
其間一小插曲令人啼笑皆非：
由於工作屬性，接觸新朋舊友難免，加上我是本城人，熟人朋友較多。 此時，縣公安局政保股長（也許是職業病）三番五次通知我——到公安局去，
我的住家離公安局僅一百多米遠，身正不怕影子歪。 一天晚上，我便前去探問，結果他是跟我交“朋友”，另給我打招呼；接觸朋友要注意一點，
被我一陣嚴厲訓斥。
後來，我倆還果真成了熟人、“朋友”。
企業的改革在深化，在經過了擴大經營自主權後，又向廠長（經理）負責制、廠長（經理）目標承包責任制、企業股份制轉變。
擔任副廠長一年後的我，已成為——該企業的領頭人。
經歷着企業的陣痛煎熬，在經濟體制雙軌制（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的競爭下，集體經濟體制企業的生命力是有限的。
我竭盡全力為七八十號人的飯碗奔波，在我愛妻剖腹產子的當口，我還在召開職工大會，對未能前往醫院簽字做手術到至今我仍深感愧疚。
一個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加上社會能量的局限性，在管理出效益的理念下，嚴格的管理難免與職工發生矛盾，受到個別無知者的不堪入耳的辱罵後，經過一番權衡，我——放棄了繼續努力的權利。
1995年初，商調到縣城裡當時的一家國有企業——至今。
參軍與回城的選擇——是痛苦的，1976年春節後不久，兩份通知——同時送到了我的手上，因身邊無子（女）的家庭可以回城的政策——正在落實。
其實，我當初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是可以避免的，就因為沒有經過“上山下鄉”且滿兩年的“知識青年”——不予安排工作。
我的母親是飽含着淚水讓我下鄉的，
當時的城裡，生活條件較差，無自來水，電燈照明晚10點斷電，吃水要到河裡去挑，家裡用水，只能靠母親去托人（因所謂病殘的人留城）幫忙挑兩擔水裝滿水缸，就可保證一個禮拜的家庭用水。
當兩份通知到來並要做出選擇時，又是母親以博大的胸懷考慮我的前途而做出痛苦的選擇。
她含着熱淚說：“幺兒（四川特別是川東北一帶對兒女或者晚輩的暱稱）你不去當兵，回城又不安排工作，今後生活怎麼辦呢”？
就這樣，我在母親的希望下——走上了軍旅之途。
在部隊，我沒有辜負她老人家的希望， 一年後捷報頻傳，兩年後入黨提干。
街坊鄰居無不投以羨慕的眼光，稱讚她——培養了一個好兒子，為她爭了氣。
不幸的是，紅得發紫終於遇到厄運，三場勝仗不一定塑造一個英雄，一場敗仗足以毀掉一個人。
我就被這一場戰爭葬送了。
其實，我們能算什麼“知識青年”？
小學四年級讀了半學期，就迎來了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一陣“停課鬧革命”的喧囂聲中，11歲的我也過了一把紅衛兵大串聯的癮。
只不過一天功夫走到達縣，便被因年紀太小而送回了家。
轉眼到了1969年下半年，“複課鬧革命”占了上風，我們就該讀初中了，那時的教學是可以想象的，教學質量差，“讀書無用論”還沒有完全肅清，混到畢業拿到證書就萬事大吉，等着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吧！
這些階段，母親隨時隨地教育着我：
在任何地方都要聽單位、領導、學校的話，不要惹是生非，真
可謂一代孟母也。
只可惜我叛逆了她的教誨，做了一個據理力爭的好鬥者，敢作敢為的鐵漢子。
我的家庭——是貧寒的，我的母親非常善良，她沒有文化，但勤勞儉樸，門前一小攤維繫着全家的生活。
我所以有今天，也是母親不懈付出的偉大所在。
在生活極度困難的1955年8月，生父因積勞成疾病故，臨終前，他告訴母親，不能養就把我拋棄掉，我當初僅三個月大，在我的住家不遠處就有一座棄嬰塔。
懂事後才知，那就是當年不能養活的嬰兒被家庭拋棄的處所—— 七十年代初被新建的化肥廠所摧毀。
生活所迫，我的母親在1958年又嫁一吳姓老人，也就是——我的繼父。 我們雖談不上有感情，但他也為這個家撐起了半邊天，因為——他是搞炊事工作的。
1979年元月，正在緊急備戰的我得知————其病故，沒能為其送終（備戰不准假）， 全憑我的家兄操辦後事，送老歸山，我深感愧對其老人，也感謝我的家兄。
家兄1964年上山下鄉，1971年參工於本縣某鄉鎮糧站工作。
我的童年是質樸、無知而心酸的。
1965年的4月，學校組織野炊（現在稱春遊）自備柴禾，鍋盆碗筷、糧米食鹽。 那時只有這個條件，以鍛煉自食其力，是真正意義上的野炊。
第二天，學校黑板報刊登一文章，《三年級學生何昌健奮不顧身拾鐵鍋》的文章。 原來，一縣委領導子弟同班同學的鐵鍋在河邊洗時被激流沖走了，
我跳進河裡奮力抓了起來，全身濕透。
要知道，當時的一個鐵鍋的價值足夠一個人半個月的生活，我們哪裡賠得起呀，年幼的我哪裡有黑板報上所說的那麼偉大。
歲月的流逝，經歷的坎坷，真可謂不堪回首。 但我以為，生長在我們的時代是難得的，我為生活在我所經歷的時代感到幸運：
我不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但最不幸的人當中——我算其一。 號稱百萬大軍的越戰將士，唯獨我沒有得到我應得到的價值不高的“參戰紀念品”。
經歷了我所經歷的坎坷時代，使我的生活更加豐富，知道了人生道路並不平坦：
十年“文化大革命”，知識不足的中小學生，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參軍入伍、外域作戰、當工人、任企業管理者、又逢”只生一個好“的基本國策，企業的改制——使我提前離開了工作崗位。
已屆花甲的我，好在考取了建築二級建造師資質，考取了建築工程監理工程師的執業證書，在建築行業還可發揮點餘熱。
漁歌1234 2014-5-7
他是原50軍150師448團1連3排的排長，在1979年在越戰爭中，因上級錯誤指揮和濃霧等原因與1連的部分官兵一起，誤入敵軍重圍，在幾天打不贏、沖不出、無救兵、失通信並饑渴三四天的情況下，被迫同意做了戰俘。
全連100多個兄弟的生命因此得到了挽救，家中200多個父母也因此有了兒子，未來的100多個女人也因此有了丈夫，而他與做出決定的——李和平連長、馮增敏指導員卻擔當了責任，回國後，被判刑8年，關進軍事監獄......
不曾想到我發表的一篇《我曾關押中越戰爭中我軍部份歸國戰俘》的網絡文章,居然與失聯35年的何排長相聚了。
時間是——公元二o一四年五月五日下午五時許(前天)，
地點在四川宜賓縣縣城——柏溪。
在以後的一天時間裡，我與妻子和三個戰友(成都軍區政治部退伍軍人)陪何排參觀了向家壩水電站、游了雲南水富縣城以及宜賓萬里長江零公里處等地。
何排長名叫何昌健，四川達州宣漢縣人，他是原50軍150師448團1連3排的排長，在1979年在越戰爭中因上級錯誤指揮和濃霧等原因與1連的部分官兵一起誤入敵軍重圍，在幾天打不贏、沖不出、無救兵、失通信並饑渴三四天的情況下被迫同意做了戰俘。 全連100多個兄弟的生命因此得到了挽救，
家中200多個父母也因此有了兒子，
未來的100多個女人也因此有了丈夫，
而他與做出決定的李和平連長、馮增敏指導員卻擔當了責任，
回國後被關進軍事監獄，我倆因此相識。
在前天的接風席上
何排長几次不住淚泣，
久久握住我的手說——
我在他人生最困難的時候幫助了他,他這是來感恩的。
他說，感謝我在那個時代和那樣的環境中
能冒着壓力幫助他們:
一進監獄值班就喊"活動",讓他們能有儘可能多的時間在兩三個平方米的監室內自由活動；
感謝給報紙看，
感謝對他們的同情和理解，
感謝在獄中與他們談心交友......
何排長是個多情多義的漢子，人際廣、鐵哥們多，現功成名就，生活幸福。
育有一子，已大學畢業並開始工作，家中有美妻比何排長小9歲,是曾經的校花，嫂子在某機關工作很能幹。
何排長的缺點是——每天肆無忌憚地抽煙喝酒，是我認識的人中最利害的一個,這非常不好，是對生命、對家人、對朋友的不負責。
何排長,您怎知肝更化、胃癌就殺不死您呢?
如果您還認我這個兄弟就聽我勸告:
每天少抽三分之二的煙少喝一半的酒，
因為我不想，35年後才找到的哥哥
又很快離我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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