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斯坦福统计学博士，原谷歌风投（GV）技术合伙人 张拓木

编者按：弗洛伊德之死已过去一个多月，但其引发的示威狂潮席卷全美；目前有示威人士将老罗斯福雕像移走，将华盛顿雕像砍头，被国内观察者评价为“破四旧”。那么是否可以如此类比呢？美国社会的真正问题是什么？美国正处在分裂的边缘吗？本文作者借由“警醒文化”对美国“政治正确”、种族问题的命运进行了剖析与预言。

▎哥伦布雕像被“砍头”

核心提要：

1. “警醒文化”与消除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不公问题有关；对其赞扬和批评同时存在；“警醒”（Woke）一词的政治含义起源于2008年，并与“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交织，迅速扩散到整个社会

2. 警醒人士决大部分属于左派/自由派/民主党支持者，属于左派的子集，年轻人中有更多信徒；警醒文化认为美国社会对有色人种具有系统性歧视，支持警察改革的核心诉求和点名文化

3. 警醒文化对主流媒体和人们的历史评价具有相应影响；警醒人士的安全主义（safetyism）和老一代的公民自由主义（civil libertarianism）具有本质冲突；警醒文化产生的原因是多元的，包括新生世代对种族批判主义的欣赏、技术的发展等

4. 反对声音也认为大企业和政客参与黑命攸关运动是一种廉价的表演，使人忽视真正的政治经济问题，攫取政治资源

5. 不过，警醒文化不太会产生巨大正面影响，因其缺乏深度普世理念且拒绝多样化，没有实力承担起改变世界的重任

“警醒（woke）文化”，指在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等社会不公问题上保持警醒、并积极参与旨在根除这些不公的社会活动的一种文化。它在短短数年间席卷欧美社会，但在中文世界尚未广为人知。尤其是自五月底美国爆发大规模反种族歧视与警察暴力的抗议示威以来，警醒文化更是被推向社会冲突的中心。一方面，警醒文化极大的提高了社会对种族歧视与性别歧视的意识；另一方面，它也遭诟病“破坏言论自由”、“逆向种族歧视”。本文试图对警醒文化及它对欧美社会的影响做一个介绍。

Woke一词，是wake（醒来）的过去式；“stay woke”是黑人俚语，意指保持清醒状态、保持警觉。中文里对woke有不同的翻译，比如“觉醒文化”、“唤醒文化”。但笔者认为译为“警醒文化”更恰当。除形容词外，woke也可做名词指那些信奉警醒文化的人。

▎灵魂乐歌手艾瑞卡·巴杜2008年专辑《新亚美利加 — 第一部（第四次世界大战）》

Woke一词与种族不公等政治意义联系起来，起始于美国灵魂乐歌手艾瑞卡·巴杜2008年专辑《新亚美利加 — 第一部（第四次世界大战）》中的一首歌《Master Teacher》。在这首歌里，“我保持警醒”（“I stay woke”）在主歌与副歌里不断重复。

Woke一词进入美国社会主流是与“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运动紧密交织在一起的。2012年2月，佛罗里达州17岁黑人少年特雷沃恩·马丁被杀。2013年7月，杀人者乔治·兹莫曼（白人与西裔混血）被陪审团裁定为正当防卫而无罪开释，十多个城市出现小规模抗议，主题标签#BlackLivesMatter在推特上开始出现。2014年7月，纽约市黑人小贩埃里克·加纳被警察执法时锁喉导致窒息死亡；紧接着在8月，密苏里州弗格森市又发生18岁黑人少年迈克·布朗被警察枪杀案，导致大规模抗议。黑命攸关运动兴起，成为美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的一股巨大力量。与此同时，警醒文化也迅速从黑人群体扩散到整个社会。woke一词在2017年被牛津词典收录。

在美国，警醒人士决大部分属于左派/自由派/民主党支持者。在Z世代（Generation Z，1997年至2012年出生），以及千禧一代（Millennials，1981年至1996年出生）中较年轻的那一部分中有更高的比例信奉警醒文化；警醒一代（The Woke Generation）一词即是起源于这种代际现象。黑命攸关运动的支持者与左派高度重叠，大致可以认为左派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黑命攸关运动；而警醒一代是左派的一个子集，但是在舆论与社会活动里的声音比他们真实人数比例要大得多。

警醒本身并没有清晰的定义。一个人是否“警醒”，往往取决于当事人对自己的判断或标榜。从警醒一词出现逐渐流行，它既是一套价值观，更是一个时髦的标签。随着警醒文化进入主流，反对警醒文化的保守派人士开始大量嘲讽取笑警醒一词并把它作为一个负面标签，这使得部分认同警醒文化的人对这个词产生抵触情绪，不愿被扣上警醒的帽子。

不过，警醒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趋同性。对很多具体现实问题，警醒人士往往会快速达成一致。要想理解警醒文化，通过实例是比理论定义更好的方法。以下是一些具体的例子。

白人的玻璃心（White Fragility）

▎畅销书《白人的玻璃心：为什么和白人谈种族主义这么难》

《白人的玻璃心》（《White Fragility》）一书出版于2018年6月，可以说是警醒文化对种族心理最权威的解读。目前它在亚马逊书籍销售排行榜与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非虚构类都排名第一，并且自出版以来就没有离开过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大致可以说，认同此书论点的基本上就是认同警醒文化，反之亦然。

《白人的玻璃心》一书作者罗宾·迪安吉洛，多元文化教育学博士、教授，经常为各种机构举办反种族偏见培训。“White Fragility”一词也是为她所创，在2017年入选牛津年度词语短名单。迪安吉洛此书的主题是：

撤减警费/废除警局运动（Defund the Police / Abolish the Police）

▎纽约时报观点栏目文章：是的，我们就是要废除警局；因为改革没戏

黑命攸关运动起始于警察暴力，因此警察改革是一项核心诉求。自2013年黑命攸关运动开始以来，美国执法机构的确做了一些改进。比如，据美国司法部司法统计局的数据，警察执法时佩戴随身摄像头的警局比例，从2013年的25%增加到2018年的58%。但是，由于美国的种族问题与警察暴力问题根深蒂固，这些改革被认为太少、太慢或无效。今年五月开始的抗议弗洛伊德被杀的示威中，“撤减警费”（“Defund the Police”）成为一个主要诉求，激进标语比如“ACAB”（All Cops Are Bastards，“所有的警察都是杂种”）随处可见。

美国大众更多的是支持警察改革，对完全撤减警费的支持度并不高，早期有不少提出此标语的运动家解释“撤减警费”并非是指字面意义上的撤减警费，而是指减少警察局的职权范围，把非暴力事件交由别的机构处理，把相关的经费投入到其它更有效的机构中。然而，随着运动日趋深入，越来越多的人的立场变得更坚决，不再愿意采用之前的弱化版诉求，6月12日纽约时报观点栏目发表废警活动家玛丽安姆·卡巴（Mariame Kaba）的文章，将诉求绝对化，文章标题《是的，我们就是要废除警局（Abolish the Police）》，主要观点是：

取消文化与点名文化（Cancel Culture / Callout Culture）

警醒文化的另一个很大的争议点就是所谓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一些发表过种族歧视言论，或者被视为发表过冒犯性言论的人，被警醒人士在社交媒体上指责为种族主义者并广为传播，其结果往往是当事人被迫道歉、辞职、或遭解雇。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下面是最近的几个例子：

目前警醒文化的一个受不少人诟病的流行口号是“沉默即暴力”（Silence is Violence），鼓动并在一定程度上胁迫其他人站队表态。在保守派人士看来，这与威权主义无异。

警醒文化对传统媒体的冲击有一个逐渐加剧的过程。本月初多家媒体的主编或高管因文本问题被迫辞职，尤其是纽约时报高管辞职，被视为美国主流媒体代际更替的分水岭。

6月3日，纽约时报op-ed（观点栏目）版发表参议员汤姆·科顿《派军队来》的文章，文章倡议出动军队镇压抗议活动中的骚乱和抢掠分子，引发纽约时报编辑部内外的巨大抗议。在纽约时报广大员工的压力下，时报老板亚瑟·G·苏兹伯格将时报评论版主编、资深新闻人詹姆斯·贝内特解职。在过去，观点栏目发表对立面的激进文章被视为“平衡报道”和“给读者提供不一样的视角”，但这不再被警醒一代的新闻工作者所认同。

同一周，《费城询问报》6月2日发表一篇专栏文章，标题是《建筑也重要》（Buildings Matter, Too）。文章作者茵嘉·萨弗朗是一位建筑批评家，曾于2014年获得普利策奖。文章标题引发报社内外巨大抗议。次日，询问报网站将文章标题改为《破坏建筑对抗议者想要帮助的群体伤害更大》，发表长篇文章解释整个事件的发生并公开道歉：“费城询问报在星期二发表了一个深具冒犯性的标题。... 这个标题试图取巧于‘黑命攸关’运动，很有冒犯性；它暗示建筑物的损失与黑人生命的损失能相提并论。这是不可接受的。”报纸执行主编维希诺维斯基随即辞职。

纽约时报一位专栏作者巴莉·魏斯在争议高峰发表了一系列推文，阐述她对纽约时报“内战”的看法。她认为，各个媒体机构里都在上演“内战”，内战的双方一边是以年轻人为主的警醒一代，另一边是年龄偏长的自由主义者。老一代立命处事基于一系列大致称为公民自由主义（civil libertarianism）的准则。警醒一代遵从的则是“安全主义”（safetyism），也就是一个人情绪与心理上感觉安全的权利比从前被视为核心自由理念的价值，比如言论自由都更重要。比如，纽约时报员工反对发表科顿文章的重要理由之一是，该文章会损害报社里有色人种员工的人身安全，这个危险比向时报读者介绍对立面观点要重要得多。

警醒人士认为美国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白人把控了历史叙事。在白人版的这种叙事中，有色人种的贡献和有色人种遭受的系统性歧视被忽略掩盖。下面是几方面的例子：

警醒文化何以能够在短短几年之内席卷欧美各国，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传统自由主义的衰退、警醒主义本身的简单明了、特朗普的刺激、大公司与左派政治家对警醒主义的拥抱，可能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很多人认为，由于冷战结束，传统自由主义理念对年轻一代丧失了吸引力。美国学术界自1980年代开端的种族批判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框架，这个框架强调个人经验与主观感受，用基于种族的对抗取代传统意识形态对抗，因此对追求生命意义的年轻人很有吸引力。格雷格·卢基诺夫与乔纳森·海特合著《被溺爱的美国心灵》（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认为，美国的社会、学校、家长对年轻人的身心过度保护，使得年轻人更容易感到被冒犯；维护心理安全需要牺牲言论自由，言论的过滤又进一步导致“心灵的脆弱”，并且也使得群体高度同质化。

同时，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的普及，导致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能够准确地找到并跟随群体风向，即时地满足自身被认可的需求。警醒主义不需要一个人对高度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学习与分析，只需要随波逐流，认定种族主义是一切问题的根源，简单地做键盘侠或者参加示威高呼口号，就能够获得道义上高人一等的良好自我感觉，这是年轻人对警醒文化成瘾的原因。

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对警醒文化的扩张也是重大的刺激。左派很多人认为特朗普的当选是因为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被严重低估，因此需要更加重视种族主义。特朗普不仅不致力于修复美国社会的割裂，反而刻意扩大这种对立，导致左派中很多人趋于极端，左派中的温和派为了应对特朗普这个更严重的敌人，对极端派只能主动或被动地采取纵容的态度。

▎亚马逊首页插入的声明：“黑命攸关，亚马逊与黑人社区团结在一起”

警醒文化被大公司快速接受并推广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一方面，美国公司在员工组成方面欠缺多样性，警醒文化推崇的激进方案能够帮助公司在这方面取得改善；另一方面，大公司需要良好的公众关系，参与相应的社会运动能够加分，如果不参与则会承受被警醒人士点名（call out）的风险。但是，反方认为，大公司受益于不公正的资本主义结构，美国社会问题的本质在于这种经济结构，而不是警醒文化痴迷的种族问题；对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来说，参与黑命攸关运动是一种廉价的表演，并让人们不再去关注更根本的经济体制问题。

美国民主党与社会进步运动一向紧密结合。警醒文化对左派政治家的影响是巨大的。2016年旧金山49人队四分卫科林·卡佩尼克开创奏国歌时单膝下跪抗议警察暴力，到今年6月8日民主党领袖人物南希·佩洛西率多位议员在国会单膝下跪声援黑命攸关运动，可以说是警醒文化对社会进步起到的正面作用。但同时，更激进的比如撤减警费/废除警局的诉求，对民主党政治家则是一种挑战。为了稳住支持者中的温和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不得不发表声明表示不赞同撤减警费，但这导致警醒一代对他本来就不高的热情进一步降低。同样，反方认为，政客们拥抱警醒文化也是一种廉价作秀，因为解决更根本性的比如贫富差距这样的问题，会让政客们失去大公司这样的利益集团的支持。

▎佩洛西声援黑命攸关

警醒一代在人口中的比例不容易评估。在网上，人们往往看到社交媒体被两个阵营占据，警醒一代和与他们针锋相对的保守派。2018年由More In Common组织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显示，美国大约有25%的人属于传统保守派或忠诚的保守派，他们的观点远在社会主流以外，而大约与警醒人士类似的“进步主义活动家”（progressive activists）仅占人口的8%。该调查中80%的人认为“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些都显示，美国的确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

来到黑命攸关示威如火如荼的2020年夏天，我们没有更新的民调数据，但是可以推测，警醒人士的比例应该大大超过两年前的8%。但与此同时，由于本次黑命攸关运动中出现大量更激进的诉求，势必引起更多中间派驱向保守。部分观察家认为，如果没有弗洛伊德惨死引发现在的黑命攸关大示威和警醒一代提出废除警局这样的激进诉求，拜登赢得大选没有悬念，现在则增加了很大的不确定因素。

警醒文化会像19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或1960-7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Counter-culture Movement）那样对世界造成翻天覆地的巨大正面影响吗？笔者认为可能性不大。当下，浅薄的注意力经济主导社交媒体，大利益集团掌控社会文化，警醒主义这种缺乏深度普世理念并且钳制多样化思维碰撞的文化，没有实力承担起改变世界的重任。警醒文化更有可能会像占领华尔街与茶党运动那样，在历史长河中仅仅起到加剧社会分歧的作用，而不会留下太多有价值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