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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印象网 2/23/2021 【https://mp.weixin.qq.com/s/mmglBkbu8fM0htzEOiXcYg】 【编者按：这是作者《美国大选、民主政治与中美关系十二谈——全面反思华人社会的认识误区》12篇系列评论的第9篇，2021年2月22日发表于FT中文网。】
作者：余智，中国大陆学者与时事评论家。 来源：FT中文网
此次美国大选中，很多华人自由派挺川（川普，特朗普）人士之所以积极甚至狂热支持特朗普连任，重要原因是他们特别支持特朗普的对华强硬政策。他们认为：正如美国部分战略界精英与特朗普政府的数次官方文件以及高级官员所言，美国自1970年代尼克松访华以来的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失败，中国并没有沿着美国期待的方向发展，实现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 他们进一步认为：中国巧妙利用了美国对华接触战略，通过对美开放增强了自身实力，近年来更是对内趋向左转，对外扩张影响力，反过来威胁与挑战美国领导地位与西方体制优势，这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绥靖”的结果；而特朗普及时扭转了这一战略，重新对中国进行遏制与围堵，只有这样才能遏制中国的对内转向与对外扩张势头。
笔者认为：特朗普执政之前美国两党都曾执行的对华接触战略，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不能视为失败；中国前些年的内政外交转变主要是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不能归因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所谓“绥靖”。
（一）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美国两党的共同战略
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始于1970年代初期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访华，其大背景则是中国与前苏联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交恶。当时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根本目标是拉拢中国、对抗前苏联，进一步分化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可视为“拉拢与分化”战略。这与中国当时对抗前苏联的目标完全吻合，但中国当时还是要坚持传统苏联式社会主义制度。这一阶段两国之间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美方有意识形态考量（削弱社会主义阵营），但中方没有。
1979年民主党总统卡特执政时期，正式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此时，中国在邓小平主导下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对内改革的核心内容是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尽管经济市场化的最终目标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正式确立，而政治民主化的目标则几经变化、现在尚未最终确立。对外开放的重心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开放。
在这一阶段，中国领导层有向西方国家借鉴（当然不是照搬）经济市场体制与政治分权体制的意愿，而美国则有借机引导中国实现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意图。因此，此时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可视为“融合与同化”战略。中美双方都有意识形态考量，且有相互重合的成分（当然不是完全重合）。美国的这一战略尽管经历过1989年中国政治风波等事件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一直持续了近40年，直到最近几年特朗普实现对华战略的大转变。
应该说明的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始于共和党的尼克松与民主党的卡特，中间还经历了共和党的里根、老布什与小布什，民主党的克林顿与奥巴马。因此，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美国两党的共同战略。部分自由派挺川派人士批评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是对华“绥靖”，并将这一战略怪罪到民主党头上。姑且不谈这种批评本身是否合理，将这一战略单方面算到民主党的头上，就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
而且，在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后期，也就是民主党的奥巴马当政时期，美国对于这一战略已经进行了微调。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经济与军事实力的日益强大，而在经济与政治体制方面并没有过渡到美方希望的状态，因而对中国有了警惕之心。基于此，奥巴马政府提出了“重返亚太”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本质是联合亚太地区的其它国家，平衡中国的战略影响，对中国进行约束。经贸方面的TPP即“环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可以说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奉行单边主义的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立即退出了这一计划。
（二）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成效
美国近半个世纪的对华接触战略，是否已经失败了呢？无论从经济、政治、还是从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来讲，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
从经济领域看，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不仅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繁荣，也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开放化。1980-1990年代，中国在对美国与西方扩大开放的过程中，逐步从“计划经济”过渡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进一步过渡到“市场经济”。2001年美国协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为了履行相关协议，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一步加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越来越强。
在西方看来，中国现在的市场化程度与它们的期待还有较大差距，近年来可能在某些方面还有逆转趋势。美欧日三方迄今都未正式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在过去两年也曾连续八次发表针对中国经济“非市场化导向”问题的联合声明（特别是集中在产业补贴与国有企业问题上）。但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现存问题也可通过中外进一步协商谈判、逐渐加以解决。不能说接触政策已经失败了。
从政治领域看，美国对华接触战略促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程度与政府治理水平的提高。1980年代，在与美国的良好互动过程中，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曾有重要进展，摆脱个人崇拜与个人集权，从领导职务终身制过渡到任期制，推动党政分开与政企分开，并开始探索进一步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
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的确明显放缓，方向也有了调整，在1990年代后重点转向了行政体制改革，但仍然有一些进展，例如：试行村级管理人员的民主直选，推行党内高层与政府官员的内部民主推选，拓展民众与媒体对官员的监督与问责，等等。当然，这些在西方世界看来，也许都是微不足道的改革，但其方向是正确的。
从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看，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大大推动了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促进了中国社会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大量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无论是在自然科学还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是留美还是归国，都推动了国内民众的思想观念多元化；大量中国官员、企业家、学者赴美参观访问或交流培训，也促进了国内政界、商界、学界的思想观念多元化；两国民众的双向旅游，两国新闻记者的相互报道，美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公共领域的广泛参与，也都带动了中国民间思想观念的多元化。
现在的中国，社会思潮非常多元。任何一个公共事件，都可能引发舆论界的不同声音。中国社会从上到下，也存在着大量的对美国抱有友好态度的人士。即使在最近几年中美交恶的过程中，官方与民间都有很多支持中美友好交流、主张中国继续向美国学习的人士积极发声，有力反制了部分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些都是美国接触政策的正面结果。
当然也应该看到，以上所说的中国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社会思潮多元化，不仅有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功劳，更是中国自身主动改革开放的结果。这两方面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很难、也没必要仔细区分两者作用的主次与大小。但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根本没有失败，而是取得了显著成果。不能由于中国目前在各方面没有完全达到美方的所有期待，就否定甚至全盘否定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特朗普政府相关报告文件、内阁高官以及中国部分挺川人士对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全面否定，是非常偏颇的。
（三）中国内政外交变化不能归因于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所谓“绥靖”
毋庸讳言，中国前些年的内政外交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一些重要变化。
一方面，在内政上向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有所回归。在经济方面，强调国企“做大做强”而非“抓大放小”，加强某些传统集体经济形式如供销社的地位，强调国有经济对民营经济的引领作用，节制民营资本坐大的影响，更多地依靠政府产业政策指导产业发展，等等。
在政治方面，重新强调权力的集中统一（“四个意识”），并进行了相应的法律与制度调整，强化执政党对社会各方面（“东西南北中”）的全方位领导。在意识形态方面，强化传统革命意识形态教育（“不忘初心”）以及对现行体制与道路的认同教育（“四个自信”），并将其重点贯彻到教育与思想领域，强调防范西方思想的渗透与冲击。
另一方面，在外交上，从“韬光养晦”的“隐忍外交”转向“有所作为”（甚至“大有作为”）的“大国外交”。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五国、G20等宏大项目或国际组织，扩展对外投资与经贸合作，对外投射国家硬实力的影响力；并积极对外宣传“中国模式、中国智慧、中国道路、中国方案”，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对外投射国家软实力的影响力。
上述重要变化，的确是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少有的重大改变，超出西方的预估，也很显然违背它们的期待。因此，美国战略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特朗普政府的一些高官，认为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失败了，甚至认为正是这一战略对中国的“绥靖”，增强了中国实力，刺激了中国的“雄心”与“野心”，以致于现在要反噬美国与西方的领导地位与意识形态。
中国前些年的内政外交转变，不能说没有美国对华接触政策促进中国实力提升的影响。然而，应该看到，中国实力的提升并不必然导致中国内政外交的转变。中国前些年内政外交的转变，更多的是中国内部因素作用而非外部因素影响的结果。这些内部因素的作用，既有必然性的一面，也有偶然性的一面，但都不能归因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所谓“绥靖”。
首先谈必然性的一面。从内政变化看：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过程是“双刃剑”，既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公权力掌握者的执政合法性基础与声望，也会直接冲击他们的社会掌控力；因此，公权力内部出现一定的反弹，并通过一定的组织与政策形式表现出来，这是任何改革过程中都会出现的，是可以预期的。但这种反弹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没有直接关联，也不是这一战略所支持或“绥靖”的。
从外交变化看：中国对外影响力的提高，几乎是所有国家实力增强后的必然结果，无论主动还是被动；这一点，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设计者们一开始就应该设想到的，也不能称为“绥靖”，否则美国就不用执行任何可能导致中国强大的接触政策了。但实际上，正如美国历届政府包括特朗普政府所声明的，美国是支持中国的强大的，只要其符合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的方向，美方只是反对不符合这一方向的中国崛起。
其次谈偶然性的一面。中国内政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外交上投射国际影响力的内容与方向：是更多地宣传或推广与欧美社会相一致的价值观与体制，还是自身的特色成分。而中国内政与外交的方向，都带有中国现行执政核心领导层的鲜明色彩，包括他们的出身背景、成长环境、所受教育、个人理念与执政风格。
众所周知，中国每一届执政核心领导层的产生，都是中国现行特色政治体制运行的结果，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更重要的是，这一过程与外部因素特别是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没有直接关联，甚至是美国难以准确预测的，更不能说是其战略的“绥靖”结果。
总之，中国前些年的内政外交转变主要是内部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有其必然性与偶然性色彩，但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没有直接关联，更不能归因于这一战略的所谓“绥靖”。
那么，特朗普上台后彻底改变美国的对华接触战略，开始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与围堵，其效果又如何呢？笔者将另文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事实上客观分析美国过去的对华接触战略是否、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其战略目标，而无意对这一战略目标自身进行价值评判；同样地，本文对于中国前些年内政外交转变的分析，也只是为了说明它与美国对华接触战略没有直接关联，而无意对这一转变自身进行价值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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