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查了一下，未查到此文初發在哪年月。看文中問：“三十多年了，我們告別了雙重人格的時代嗎？”，可大致判斷這文發自約十來年前，因文革已過去四十多年了。

十來年前，習小學生尚未登基，此文可出言無忌。否則，就習那面不改色說假話的典型雙重人格，還不給葛劍雄按個“妄議中央”“尋釁滋事”的罪名，將其打入大牢？

三十多年過去了，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大概不一定能記清楚自己是怎樣度過這十年的了。但有一點肯定不會忘記，無論他曾經是紅衛兵、造反派、工宣隊（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的簡稱），還是走資派（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簡稱）、保守派、逍遙派，無論是煊赫一時的風雲人物，還是被批倒斗臭的“牛鬼蛇神”，誰也沒有不說過假話，或者不做過違心的事。

一個八億人口的大國，幾乎人人都要說自己願意或不願意說的假話，做自己想做或不想做的違心事，在人類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稱得是“史無前例”或空前絕後。但這卻是中國20世紀60至70年代的現實，正視這一現象，記取由此引發的教訓，是這一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

時代性的人性扭曲

應該承認，很多今天看來是地地道道的假話，當年絕大多數人是當作真話來說的；很多今天看來是愚不可及的蠢事、害人害己的錯事，當年大家卻是當作好事來做的；在文革前期尤其是如此。對自己所不理解的、聞所未聞或者肯定是錯誤的事情，一般都認為只是暫時的、局部的現象，是沒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辦的結果，甚至認為只是自己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的偏見。

如果說以往的運動多少還有一定的範圍，還有一定的思想色彩的話，文化大革命的範圍可以說是沒有任何限制，所以整個中國已經很難有世外桃源了。各個階級、階層、利益集團、社會團體都受到過不同程度的傷害或打擊，實際上幾乎沒有人能夠完全自由地存在於運動之外。可是億萬人卻如醉如痴，以瘋狂的熱情投身於這場“大革命”。

我有一位在中學當教師的朋友，在運動一開始就被學校黨支部定為“左派”，參加“核心組”，參與揪出了一批“牛鬼蛇神”。但幾天后他被一批反對黨支部的學生作為“黑幫”揪出。於是他白天和自己揪出的牛鬼蛇神們一起勞動改造，接受批鬥和打罵，晚上卻和核心組成員一起商議明天如何批鬥牛鬼蛇神（實際上少不了他自己），將運動如何引向深入。儘管其他人未必像他這樣典型，但集“革命的動力”與“革命的對象”於一身卻是普遍現象。從這一意義上說，人人都在扮演着雙重角色，具有雙重人格。

雙重人格並不是“文革”的產物，在中國已有悠久的歷史；雙重人格也不是中國的特產，西方東方哪一個國家都不能說沒有；但普及到如此程度卻非中國的文革時期莫屬。

儒家的修身養性，本來是為了激發和培植正常的人性，限制和克服非人性、動物性。這一過程雖然不無困難和痛苦，但多數人能夠接受。目標雖然高尚，要求雖然嚴格，也沒有離開人的基本需求。但以後要求越提越高，完全脫離了人性，就成了虛偽的教條。如果人們有選擇的自由，當然可以不理睬這些教條，保持自己的天性。

不幸的是，當儒家理論，特別是主張“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成為欽定的行動規範之後，人性就不再有合法存在的餘地，人們不得不接受實際上根本做不到的標準作為行動的準則，以虛偽、作假來應付外界的壓力。

例如，孝本是人類的天性，尊老敬親自然是一種美德。但儒家提倡的孝道逐漸演變出種種不近人情的殘酷規定，甚至強迫人們像“二十四孝”那樣作出毫無意義的犧牲。在無法公開反對這種孝道的情況下，形形色色的假孝行為、假孝言論應運而生，所以在孝的方面也出現了雙重人格，一方面是對親人的真實感情，另一方面則對禮教的應付。真正孝父母的行為往往會違背“孝道”，而對父母虛待的人卻能把孝的禮教表演得有聲有色。

在錯誤路線的引導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越來越被引向片面和極端，成為脫離實際、違背人性的空洞口號和深奧莫測的教條。以這種“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基礎的路線、方針、政策當然既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也不能為民眾所理解。但只要打出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旗號，出自黨的領袖之口，它們就會取得絕對正確的地位，造成“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的現象。可是常識和良心又使人們不能不產生疑問，在執行中也免不了會有所猶豫，結果只能說假話，做違心事。

同樣，根據這種假馬克思主義樹立或培養起來的“樣板”，無論是被神化了的領袖，還是被無限拔高了的英雄，對一般人來說都已是高不可攀的偶像。他們的行為不但無法學習，甚至是不可思議的。可是“忠不忠，看行動”，學不學是要不要革命的具體表現，於是只能無休止地“斗私（心）批修（正主義）”，直到“狠斗私字一閃念”，不斷地說着批判自己的假話，重複着一個接着一個的學習、批判、鬥爭的運動。

泛政治化的是非標準

其次是將政治標準和階級分析的絕對化和無限擴大。政治擴展到一切領域，成為判別是非善惡的唯一標準，世間萬物只剩下革命與反革命兩種類型。個人的判斷能力和思想感情不僅必須完全服從政治，還得隨着政治的變化而轉變。議論蘇聯紅軍在東北掠奪物資就是“反蘇”，夠得上定為右派分子，因為那時政治上要“一邊倒”，蘇聯是“老大哥”。到了反修鬥爭時，誰要說蘇聯或蘇聯專家的好話就成了“美化蘇修”，也是不小的罪名。當林彪出任“副統帥”時，誰要說他尊容欠佳，懷疑他體弱有病，就是“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現行反革命；一旦林彪出了事，連平型關戰役的評價也成了問題。

階級性完全取代了人性，同樣一件事，對不同的階級就一定要作不同的價值判斷。無產階級講衛生是愛國，資產階級愛清潔就是腐朽的生活方式。貧農的兒子學習努力是為革命而學，地主的女兒成績優秀肯定是出於復辟目的，是地主階級利用文化來奪回它們失去的天堂。

既然對一切事物都要用階級分析，階級敵人自然就不會有人性，也必定會搞破壞活動，所以兇惡的地主是“黃世仁”，和善的地主就是“笑面虎”，並且更有欺騙性。“階級敵人”勞動不認真自然是對抗，幹得賣力也必定是在製造假象，伺機反撲；要是自殺了就更是負隅頑抗，死不改悔，自絕於人民。

按照這樣的邏輯，一個人只要成了“階級敵人”，就不可能有任何優點和長處，就得與他徹底劃清界線，即使是夫妻、父子、師生、上下級、朋友。這樣的政治標準和階級分析，不用說小民百姓，就是高層官員也是無法掌握的，只要稍有人性就會劃不清界線，非得具備雙重人格不可。

被封殺的信息傳媒

再者是對信息的嚴格控制和對外部世界的片面宣傳，使人們完全不了解真相，不可能識破假話，反而虔誠地信奉假話，相信謊話。長期以來，幹部和知識分子了解世界途徑只有一份經過精心裁剪的《參考消息》和各級領導幹部所作的形勢報告。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們看到的、聽到的都是世界人民如何擁護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是如何熱愛毛主席，努力學習毛澤東思想，是如何與本國的“帝修反”作鬥爭，自然會更增添幾分狂熱。

在“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我聽過一個形勢報告傳達，那位市裡的領導幹部在報告中舉了一個例子，一個蘇聯歌舞團到某食品廠參觀，一走進生產午餐肉罐頭的車間，人人都做深呼吸，因為他們已經很久沒有吃到肉了。工廠送給他們肉罐頭，團長以“歌唱演員不宜多吃脂肪”為由，予以謝絕，這時有團員報告說：“我是吹號的，沒有關係。”我們聽後立即感到極大的滿足和自豪：我們雖然有困難，每個月還能配給幾兩肉，而蘇修國內卻連肉味道也聞不到，社會主義與修正主義究竟誰勝誰負不是很清楚嗎？

上海一位經常接待外賓的一位老太太，在回答瑞典客人的問題時可謂活學活用。瑞典人問她新中國成立前的生活如何，她毫不猶豫地回答：“還不是和你們現在一樣嗎！”客人聞言大吃一驚，想不到中國勞動人民新中國成立前的生活水平如此之高。陪同的領導自然十分尷尬，對這位基層幹部大為惱火。對客人的困惑和領導的不滿，老太太卻理直氣壯：“你們不是說客人來自資本主義國家，是屬於還沒有得到解放的‘三分之二’嗎？” 她根本不會想到自己說了假話或謊話。

“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

自從“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理論出現後，個人的獨立判斷能力和說真話的可能性不復存在了。儘管這一理論用現象和本質的哲學觀點可以得到圓滿的解釋，但在實際運用時卻成了隱瞞真相，文過飾非，混淆是非，隨心所欲的手段。因為除了最高領導和中央機關外，即使是省長、部長，能夠聽到見到的都只能是“一個指頭”，不可能是“九個指頭”，知道得再多也只是現象，而不是本質，更不用說一般幹部和普通百姓了。

在歷次運動的鍛煉下，大家都已學會了這簡單不過的算術：對八億人口來說，八千萬人也不過是一個手指。要說“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有人餓死，“文化大革命”中武鬥死了人，歷次運動抓了人、鬥了人、槍斃了人，難道會超過八千萬嗎？豈不是“一個手指”而已？永遠不會是本質問題。

更何況中國有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典型和樣板，隨時可以用來證明“九個指頭”的存在。儘管這類典型和樣板的調查材料按慣例是不會有數量分析的，卻可以用來代表本質。萬一有人提出數量太少也只是暴露他們自己沒有站在革命的立場，因為新生事物一開始總是少數，本質的東西不一定有數量上的多數，真理有時在少數人的手裡。

你說糧食畝產不可能有一萬斤，報上明明登着某地產量已破十萬斤，不但有照片為證，還是科學家的論證。你說“文化大革命”影響了生產，衛星上天、氫彈爆炸、長江大橋通車難道是假的嗎？你說學生不讀書，質量太低，請看幾個優秀學生的水平，證明現在學生的質量早已超過了文革以前的十七年時期。

意大利攝影家安東尼奧尼的紀錄片《中國》儘管都是實錄，但還是暴露了他的反動立場：為什麼放着中國製造的萬噸巨輪不拍，卻要拍黃浦江中的小木船呢？為什麼對我們已經準備好的典型人物不感興趣，卻非要自己選擇拍攝對象呢？

不過，想要轉變立場也不是那麼容易的，因為你要知道“九個手指”的真相，要理解“本質”究竟是什麼，唯一的來源就是官方的數字，而這些數字或者根本沒有，或者與事實有驚人的差距。我曾經在上海北火車站附近親眼看到過安徽饑民在不顧一切地將搶來的大餅油條塞進嘴裡，但被告知他們都是不接受改造的地主。我從親戚和教師那裡得知安徽餓死了不少人，卻斷定這只是“一個手指”。直到1980年代初參加撰寫《中國人口》叢書，才從國家統計局獲悉，“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一千八百萬。

正因為如此，人們經常懷疑自己的階級立場和思想方法，為什麼不像勞動人民那樣自覺地謳歌鶯歌燕舞的大好形勢，卻會與階級敵人一樣對新生事物格格不人，指責革命事業這也不行那也不是？由此得到的教訓只能是：自己的所見所聞都是“一個指頭”和“現象”，都不能當真，而自己無法看到的才是“九個指頭”，是“本質”。例如林彪的病態只是現象，是“一個指頭”，他身體健康並且永遠健康才是本質，是“九個指頭”，因為當時宣稱：據醫生徹底檢查，他全身的器官沒有任何毛病，預計能活過一百歲。

這樣的“本質”和“九個指頭”，除了有資格宣布這個“特大喜訊”的人以外，一般人就是無產階級覺悟再高也是永遠看不到的，自然只有深信不疑的份了。如果再有絲毫懷疑，必定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沒有改造好以至立場不穩的表現。

不要以為筆者的精神不正常，這正是當年自我檢查的模式，也是批判別人的手段。

無法無天的社會運轉體系

到了欺騙和詭辯都無濟於事時，要使人們自覺地說假話，保持雙重人格，就只能依靠暴力的鎮壓，使用“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隨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被打擊的對象迅速增加。政策的急劇變換，新舊矛盾的暴露，人們的信念已經大大動搖。特別是在林彪事件以後，雖然有作為中央文件傳達的“給江青同志的信”為證，毛澤東的“高瞻遠矚”“洞察一切”還是受到了懷疑。

到了“文革”後期，大概很少有人完全說真話了。“兩個人說真話，三個人說假話，四個人說笑話”的民謠，生動地說明了不同場合下說話的性質。所不同的是，以往是不自覺地說，是不知道自己說的是假話，此時則是明知假話而說之，自覺地說好假話。原因也很簡單，“無產階級專政”的威力已經無所不在，可以隨心所欲地運用了。

早在1950年代，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已經開了公布私人信件的惡例。到了文革期間，個人隱私已蕩然無存，書信、日記自然是白紙黑字，鐵證如山；就是“臭老婆”“狗崽子”在嚴刑逼供和“劃清界線”的誘惑下作的“揭發”也是百分之百的定案證據。說真話的空間既然近乎消失，不說假話又怎麼能生存？

保持沉默的權利也已被取消，假話說得不到位就有“假革命”之嫌，不說假話自然與反革命無異。反右運動中出現一聲不響的右派、沒有貼過一張大字報的右派，就不是什麼新鮮事。平時規規矩矩做事，遇事謹小慎微，能不說話就不說話的人在文革中完全可能被當成隱蔽得巧妙、埋藏得很深的階級敵人來“深挖細査”。何況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無產階級專政已經深入到街道、家庭、窮鄉僻壤、閒散人員、教堂寺廟、少數民族地區、港澳地區、駐外機構等等，要尋找能夠保持沉默的場所談何容易？

甚至死的權利也被剝奪了。誰都知道，自殺就是“自絕於人民”“叛黨”，就是“死不改悔”“頑抗到底”，不僅再也沒有翻案或昭雪的機會，還會禍延家屬子孫。我問過一些在“文革”中備受迫害的老知識分子，是否動過自殺的念頭，不少人的回答是想自殺而不敢。一位全家都受到隔離或批鬥的教師說，當時他們相互傳遞的信息就是千萬別自殺。這就是青年鋼琴家顧聖嬰與母親、弟弟（父親早已入獄）一起開煤氣自殺的慘劇的根源——他們只能選擇全家一起死，才不至於連累其他人。

如果說對刑事犯的懲處多少還有點尺度的話，那麼對言論和思想犯的打擊就完全可以隨心所欲，根據革命形勢的需要。今天只是批鬥了事的人，明天可能會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一次次的案例討論和一批批“現行反革命”的處決自然嚇得人們用他們的“罪行”來檢點自己的言行。

雙重人格的普遍化在“文化大革命”中達到高潮，同時也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瀾，使文革流毒加深，時間延長。但雙重人格的悲劇意義並不限於文革，對中國人的毒害也不限於政治生活。“文化大革命”過去後，人們常用“心有餘悸”或“心有預悸”來形容一些人的行為。但長期的雙重人格還造成了另一種現象：即使沒有任何威脅存在，他的心也會悸，並且不知道這是心悸。

我想起一個完全真實的例子：先師譚其驤先生在80年代中期收到他一位學生的幾封來信幾乎是同一格式，這位年近七十的研究員用開頭一段話歌頌在黨中央領導下的大好形勢，用第二段話歌頌社（九三學社，譚先生和他都是九三學社成員）中央的正確領導，第三段話是讚揚在老師領導下科研項目取得的成績，再表明自己積極參加的態度，信寫了一半以上才轉入正題，最後還免不了幾句套話。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位正在抱病工作的非常嚴謹而踏實的學者，譚先生是他四十年來的老師，當時他們之間並不存在什麼政治上的壓力。

三十多年了，我們告別了雙重人格的時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