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顿大学反种族主义研究中心(Boston University Center of Antiracist Research) 主任Ibram X. Kendi告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如果我们（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认真致力于创造公平与正义，就必须推行那些能够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中创造更多公平的项目。”他说，“经验表明，教育方面的平权运动计划能够切实增加（文化的）多样性，并为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underrepresented groups)提供更多的机会。”
Boston University Center of Antiracist Research 网站：https://www.bu.edu/antiracism-center/
CBS新闻在此采访了多人，与ta们聊了聊对平权运动的想法和经历。
应届毕业生科尔曼·休斯(Coleman Hughes)：“平权运动是对(解决)实际问题的干扰”
Coleman Hughes
“作为一个非裔，你无从得知平权运动是否真的会影响到你。” 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科尔曼·休斯(Coleman Hughes)说， “我怀疑，如果我是白人或亚裔，我可能就进不了哥伦比亚大学了，但实际上这无从查证。对于某些非裔来说，这会让他们觉得是自己的非裔的身份为他们带来了便利，而非他们的能力达标。这种心态会他们感觉自己似乎在‘冒名顶替’。”
休斯在新泽西州北部一个种族多元化的富裕社区长大，并毕业于一所私立高中。在中学时，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SAT预科班。他回想起老师对他说的话：“根据你的成绩和你非裔的身份，你能够进入任何一所大学。”
休斯认为这种说法有问题，“这种‘想去哪就去哪’的政策只适用于非裔群体中的精英阶层。我们通常想到的一些词语，例如缺乏教育、贫困阶层、贫困人口比例高等，在这些精英阶层身上根本没有任何体现。他们并没有真正体会过贫困非裔成长历程中的磨难。”
非营利组织 Opportunity Insights于2017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某些大学中，来自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阶层的学生数量比那些来自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六十阶层的学生总数还要多。他们还发现，那些来自最富有的家庭学生，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就读于顶尖大学。
“平权运动分散了人们对那些实际问题的注意力。” 休斯说， “我们可以重新将重点放在对孩子们的平权教育上，这一点是被证明有效的。而我们的平权运动完全没有做该做的事(去帮助弱势群体)，反而去帮助了很多了像我这样(非裔精英阶层)的人。坦率地说，我们并不需要帮助。”
虽然采取了平权运动，但2017年《纽约时报》对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数据的分析却发现，与近40年前相比，2017年顶级大学中非裔和西学生被边缘化程度反而增加了。
图中写道，在同一个街区长大并在同一所学校上学的非裔和白人男孩在成年后的命运仍有很大不同，研究来源：Opportunity Insights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于2019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有73％的美国人认为高校在作出录取决定时不应考虑种族因素或种族。白人，非裔，西裔和亚裔中的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观点。
“现在普遍的认知是：支持平权运动就是支持非裔，反对平权运动就是偏向白人。”休斯说, “ 我们需要找到能为一个公平多种族的社会做基础的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的根基在于：不应把一个人仅仅看成是某一族裔的代表，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
潘爱妍(OiYan Poon)教授：“大学录取的关键在于，去了解一个人是何出身。”
OiYan Poon
伊利诺伊大学教育政策研究副教授潘爱妍(OiYan Poon)回忆说：“我记得不止一次听到有老师对我说，'很可惜你不是非裔，因为那样的话你也许会进入一所更顶尖的大学。'”
在她的成长之路上，来自老师们的类似话语使她对平权运动一度持反对态度。潘的父母从香港移民到马萨诸塞州，她在斯普林菲尔德郊外的白人工薪阶层社区长大。“我意识到我的家人遭受了非常严重的歧视，骚扰和系统性不平等。我因而对这项政策感到非常纠结和迷惑。
潘爱妍的学术研究关注种族政治、大学入学、高等教育机构和平权政策。她说，“我认为大学录取过程中有很多令人迷惑之处。”
最高法院于1978年分别在UC Regents诉Bakke案以及2003年在Gratz诉Bollinger案中做出的裁决改变了平权运动计划的实施方式。
Gratz诉Bollinger案判决后的采访
平权运动的主要目标已从补救过去的歧视行为转变为培育多样性本身。
高校不能对妇女和少数族裔采用录取限制，也不能针对种族、性别、种族或国籍使用所谓的自动评分系统。种族因素可以纳入录取考虑，但只能作为众多因素之一，而大学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将招生录取称为“整体评估”或“会考虑种族因素‘。而人们普遍对大学录取时的“标准”感到困惑。
因为研究需要，潘爱妍采访了50名大学招生官。她发现他们追求的是学生的整体能力。“首先，(他们想要的是)强大的学习能力，这些学习能力能使学生在大学课程中顺利通过并获得亮眼的成绩。”
“我采访的招生官们认为，重要的是看(学生们)如何利用他们掌握的资源，以及他们是如何在高中克服障碍并取得成就的经历。”
图中写道的，GPA成绩、标准化考试成绩、课外活动、推荐信和文书都是大学申请需要展示的方面。图源：princetonreview.com
潘爱妍回忆说：“我曾经想知道平权运动是否是一种偏向性行为，是否只是一种试图将某人的生活简化为一列（判定是否满足各类要求的）复选框的方式。而通过我的研究，我发现并非如此。特别是在大学录取中，真正的关键在于看申请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个人背景是什么，以及这些背景能为怎样帮助招生官了理解学生的才华和价值。”
法学教授劳拉·戈麦斯(Laura E. Gomez)：“除非我们能使所有人处于同一起点，否则这将是一场不公平的竞赛。”
Laura E. Gomez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劳拉·戈麦斯(Laura E. Gomez) 于1970年代后期在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 New Mexico)的一个以墨西哥裔为主的工薪阶级社区上学。“我高中仅有的少数白人孩子全都在高级班，还有几个墨西哥裔的孩子能挤进去。但是其他所有墨西哥裔的孩子基本上都将去经营商店或者从事汽车维修。” 她解释到， “我就读的那所高中，毕业后能上大学的学生很少。”
左侧现实的是高中退学率，可以明显看到图中非裔(紫色)的退学率高于拉丁裔(黄色)，两者都高于白人(绿色)，图源：Vox.com
戈麦斯在1980年代初去了哈佛。“我知道平权运动对我被哈佛录取有点帮助。我认为这很公平，因为这使我站上了起跑线。”
戈麦斯解释说：“我们的系统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现象。除非我们能使人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否则这将不是一场公平的竞赛。”
根据社会和经济政策研究智库Urban Institute在2020年的报告，非裔和西班牙裔学生在顶尖大学中被边缘化程度的百分比分别为6个百分点和9个百分点。
戈麦斯在哈佛时大放异彩，但她补充说：“这对我来说并不容易。那些去了市郊好的公立学校和那些上私立学校的孩子接受的教育都比我接受的更加优质，但是我认为他们不如我努力。
教育方面的非营利性组织EdBuild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尽管服务的学生数量相同，那些白人占多数的学区的教育经费收入却比其他学区多出了230亿美元。
戈麦斯后来进入斯坦福大学攻读研究生，并获得社会学和法学博士学位。
1994年，戈麦斯开始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法学院任教，成为有史以来该法学院聘请的第一位拉丁裔教授。在2000年，戈麦斯成为了有史以来在二十所顶尖法学院获得终身教职的第二位西裔女性。
戈麦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我从未(因平权运动带来的机遇而)感到羞耻。我为能取得这些成就感到自豪。”她说。
原文链接：
https://www.cbsnews.com/news/affirmative-action-and-the-diversity-dilem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