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士頓大學反種族主義研究中心(Boston University Center of Antiracist Research) 主任Ibram X. Kendi告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如果我們（美國）作為一個國家，認真致力於創造公平與正義，就必須推行那些能夠在學校和工作場所中創造更多公平的項目。”他說，“經驗表明，教育方面的平權運動計劃能夠切實增加（文化的）多樣性，並為那些被邊緣化的群體(underrepresented groups)提供更多的機會。”
Boston University Center of Antiracist Research 網站：https://www.bu.edu/antiracism-center/
CBS新聞在此採訪了多人，與ta們聊了聊對平權運動的想法和經歷。
應屆畢業生科爾曼·休斯(Coleman Hughes)：“平權運動是對(解決)實際問題的干擾”
Coleman Hughes
“作為一個非裔，你無從得知平權運動是否真的會影響到你。” 剛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科爾曼·休斯(Coleman Hughes)說， “我懷疑，如果我是白人或亞裔，我可能就進不了哥倫比亞大學了，但實際上這無從查證。對於某些非裔來說，這會讓他們覺得是自己的非裔的身份為他們帶來了便利，而非他們的能力達標。這種心態會他們感覺自己似乎在‘冒名頂替’。”
休斯在新澤西州北部一個種族多元化的富裕社區長大，並畢業於一所私立高中。在中學時，他的父母把他送到了SAT預科班。他回想起老師對他說的話：“根據你的成績和你非裔的身份，你能夠進入任何一所大學。”
休斯認為這種說法有問題，“這種‘想去哪就去哪’的政策只適用於非裔群體中的精英階層。我們通常想到的一些詞語，例如缺乏教育、貧困階層、貧困人口比例高等，在這些精英階層身上根本沒有任何體現。他們並沒有真正體會過貧困非裔成長曆程中的磨難。”
非營利組織 Opportunity Insights於2017年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某些大學中，來自收入最高的百分之一階層的學生數量比那些來自收入最低的百分之六十階層的學生總數還要多。他們還發現，那些來自最富有的家庭學生，每四人中就有一人就讀於頂尖大學。
“平權運動分散了人們對那些實際問題的注意力。” 休斯說， “我們可以重新將重點放在對孩子們的平權教育上，這一點是被證明有效的。而我們的平權運動完全沒有做該做的事(去幫助弱勢群體)，反而去幫助了很多了像我這樣(非裔精英階層)的人。坦率地說，我們並不需要幫助。”
雖然採取了平權運動，但2017年《紐約時報》對國家教育統計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數據的分析卻發現，與近40年前相比，2017年頂級大學中非裔和西學生被邊緣化程度反而增加了。
圖中寫道，在同一個街區長大並在同一所學校上學的非裔和白人男孩在成年後的命運仍有很大不同，研究來源：Opportunity Insights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於2019年進行的一項調查發現，有73％的美國人認為高校在作出錄取決定時不應考慮種族因素或種族。白人，非裔，西裔和亞裔中的大多數人都同意這一觀點。
“現在普遍的認知是：支持平權運動就是支持非裔，反對平權運動就是偏向白人。”休斯說, “ 我們需要找到能為一個公平多種族的社會做基礎的一系列原則，這些原則的根基在於：不應把一個人僅僅看成是某一族裔的代表，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
潘愛妍(OiYan Poon)教授：“大學錄取的關鍵在於，去了解一個人是何出身。”
OiYan Poon
伊利諾伊大學教育政策研究副教授潘愛妍(OiYan Poon)回憶說：“我記得不止一次聽到有老師對我說，'很可惜你不是非裔，因為那樣的話你也許會進入一所更頂尖的大學。'”
在她的成長之路上，來自老師們的類似話語使她對平權運動一度持反對態度。潘的父母從香港移民到馬薩諸塞州，她在斯普林菲爾德郊外的白人工薪階層社區長大。“我意識到我的家人遭受了非常嚴重的歧視，騷擾和系統性不平等。我因而對這項政策感到非常糾結和迷惑。
潘愛妍的學術研究關注種族政治、大學入學、高等教育機構和平權政策。她說，“我認為大學錄取過程中有很多令人迷惑之處。”
最高法院於1978年分別在UC Regents訴Bakke案以及2003年在Gratz訴Bollinger案中做出的裁決改變了平權運動計劃的實施方式。
Gratz訴Bollinger案判決後的採訪
平權運動的主要目標已從補救過去的歧視行為轉變為培育多樣性本身。
高校不能對婦女和少數族裔採用錄取限制，也不能針對種族、性別、種族或國籍使用所謂的自動評分系統。種族因素可以納入錄取考慮，但只能作為眾多因素之一，而大學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將招生錄取稱為“整體評估”或“會考慮種族因素‘。而人們普遍對大學錄取時的“標準”感到困惑。
因為研究需要，潘愛妍採訪了50名大學招生官。她發現他們追求的是學生的整體能力。“首先，(他們想要的是)強大的學習能力，這些學習能力能使學生在大學課程中順利通過並獲得亮眼的成績。”
“我採訪的招生官們認為，重要的是看(學生們)如何利用他們掌握的資源，以及他們是如何在高中克服障礙並取得成就的經歷。”
圖中寫道的，GPA成績、標準化考試成績、課外活動、推薦信和文書都是大學申請需要展示的方面。圖源：princetonreview.com
潘愛妍回憶說：“我曾經想知道平權運動是否是一種偏向性行為，是否只是一種試圖將某人的生活簡化為一列（判定是否滿足各類要求的）複選框的方式。而通過我的研究，我發現並非如此。特別是在大學錄取中，真正的關鍵在於看申請者究竟是什麼樣的人？他們的個人背景是什麼，以及這些背景能為怎樣幫助招生官了理解學生的才華和價值。”
法學教授勞拉·戈麥斯(Laura E. Gomez)：“除非我們能使所有人處於同一起點，否則這將是一場不公平的競賽。”
Laura E. Gomez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法學教授勞拉·戈麥斯(Laura E. Gomez) 於1970年代後期在新墨西哥州阿爾伯克基(Albuquerque, New Mexico)的一個以墨西哥裔為主的工薪階級社區上學。“我高中僅有的少數白人孩子全都在高級班，還有幾個墨西哥裔的孩子能擠進去。但是其他所有墨西哥裔的孩子基本上都將去經營商店或者從事汽車維修。” 她解釋到， “我就讀的那所高中，畢業後能上大學的學生很少。”
左側現實的是高中退學率，可以明顯看到圖中非裔(紫色)的退學率高於拉丁裔(黃色)，兩者都高於白人(綠色)，圖源：Vox.com
戈麥斯在1980年代初去了哈佛。“我知道平權運動對我被哈佛錄取有點幫助。我認為這很公平，因為這使我站上了起跑線。”
戈麥斯解釋說：“我們的系統中確實存在着一些不平等現象。除非我們能使人們站在同一起跑線上，否則這將不是一場公平的競賽。”
根據社會和經濟政策研究智庫Urban Institute在2020年的報告，非裔和西班牙裔學生在頂尖大學中被邊緣化程度的百分比分別為6個百分點和9個百分點。
戈麥斯在哈佛時大放異彩，但她補充說：“這對我來說並不容易。那些去了市郊好的公立學校和那些上私立學校的孩子接受的教育都比我接受的更加優質，但是我認為他們不如我努力。
教育方面的非營利性組織EdBuild在2019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儘管服務的學生數量相同，那些白人占多數的學區的教育經費收入卻比其他學區多出了230億美元。
戈麥斯後來進入斯坦福大學攻讀研究生，並獲得社會學和法學博士學位。
1994年，戈麥斯開始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法學院任教，成為有史以來該法學院聘請的第一位拉丁裔教授。在2000年，戈麥斯成為了有史以來在二十所頂尖法學院獲得終身教職的第二位西裔女性。
戈麥斯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我從未(因平權運動帶來的機遇而)感到羞恥。我為能取得這些成就感到自豪。”她說。
原文鏈接：
https://www.cbsnews.com/news/affirmative-action-and-the-diversity-dilem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