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見此文被“違規”略有些驚訝。看來紅朝當局的封殺加劇，顯得更加猥瑣心虛了。

本博作為幾十年的經濟學者，完全同意此文中絕大多數觀點及闡述。只是對文中有些舉例/說法，有點異議。比如，文中提到“四十年前，中國一個處級幹部的月工資是60多元”，這和本人所了解的當年上海市/部/局裡的處級幹部工資不同。可能是因有地域差異，或是大城市/部/局里處級幹部的級別高於一些地方/部門的處級吧。

張維迎：市場經濟是共同富裕的獨木橋，計劃經濟是共同貧窮的陽光道！

 製造界2021-09-02 23:55

來源/辛莊課堂（ID：xinzhuangketang）

作者/張維迎

1/ 捍衛市場經濟是經濟學家的職責

社會為什麼需要經濟學家？這個問題可能有各種答案。我的答案是：社會需要經濟學家，主要原因是市場經濟需要有人去捍衛。如果我們不需要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濟學家。

市場經濟為什麼需要捍衛？首先，特權階層、既得利益者不喜歡自由競爭。人類在市場經濟之前的社會，都是特權社會、階級社會，每個人的身份是出生時就註定的，每個人都過着自己階級的生活，下層階級也不會嫉妒上層階級，因為“命”該如此。市場經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平等的一種制度，是一個雖有階層但沒有階級的社會，它給每個人提供發財致富的機會，拒絕特權。市場經濟不斷洗牌，沒有人能不勞而獲，也沒有人命中注定受窮。它可以使出身貧寒的窮光蛋變成富翁，也可以使繼承萬貫家產的富翁變成窮光蛋。所以，有特權的人，或者喜歡特權的人，或者想通過特權獲得利益的人，就不願接受市場經濟的挑戰。

即使在市場競爭中取得暫時優勢的企業，也有動機編造出各種理由要求政府干預市場，試圖藉助政府的力量變成既得利益者，用特權保護自己，排斥競爭對手。如早年的英國鐵路公司和郵政馬車公司向議會請願立法限制蒸汽車，理由是蒸汽車不安全；最近一些國家的出租車公司試圖通過立法阻止網約車，理由仍然是網約車不安全；一些新能源汽車公司遊說政府給予補貼，甚至呼籲立法禁止燃油車，理由是燃油車污染環境；如此等等，不勝枚舉。從歷史上可以看到，反對市場經濟的最大力量，就是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者。

市場經濟需要捍衛的第二個原因，是人們的“無知”。我用“無知”這個詞，沒有感情傾向，而是要強調人類認知的局限性。市場經濟如同生命體一樣，是自發形成的複雜秩序，不是人為設計出來的，沒有設計師。由於人類本身的不完美，現實的市場經濟總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也不存在純粹的市場經濟。但人類有理想主義情結，烏托邦總是令人着迷。當人們把現實的市場經濟與理想化的烏托邦社會相比較時，看到的總是它的問題，而不是它的優點。哈耶克批評的基於簡單系統（如物理現象）的“科學主義”思維，把科學知識當作唯一的知識，過高地估計了理性的力量，也誤導了人們對市場的理解。這就形成了普遍的反市場心態，知識分子尤甚。包括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哲學家羅素在內的一大批西方知識分子都是反市場的。缺乏經濟學知識也不是反市場的唯一原因。主流經濟學並沒有給我們提供一個好的市場理論。即便像諾貝爾經濟學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這樣的經濟學家，也不能真正理解市場，因而成為反市場的急先鋒。特別是由於政府或者某種強權的不恰當干預，破壞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作，使市場經濟表現為病態市場經濟的時候，人們往往以為這是市場經濟本身的毛病。

第三個原因，是因為人們的無知很容易被機會主義者利用。由於很多人不能理性看待社會出現的問題，就給那些譁眾取寵的人提供了機會。這些人批評市場經濟，不一定是他們骨子裡認為市場經濟對大眾不好，而是他們知道，嫉妒之心，人皆有之，指責市場導致收入分配不公，污名化富人，可以得到公眾的喝彩和擁護。這樣的人可能是所謂的“學者”，也可能是謀求權力的政治家。西方一些左派政客為了拉選票，迎合民粹主義，向人們許諾免費午餐，把企業家當作社會問題的替罪羊，提出各種各樣反市場經濟的口號和政策。渴望免費午餐，這是人性使然，但經濟學告訴我們，世界上根本沒有免費午餐！

2/ 從歷史看市場經濟的奇蹟

要講市場經濟對人類的貢獻，就要回顧歷史。根據美國伯克利大學經濟學家德隆的研究，在人類歷史上，從舊石器時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萬年間，人類花了99.4％的時間，即到15000年前，世界人均GDP達到了90國際元（這是按照1990年國際購買力核定的一個財富度量單位）。然後，又花了0.59％的時間，到公元1750年，世界人均GDP翻了一番，達到180國際元。從1750年開始，到2000年，即在0.01％的時間內，世界的人均GDP增加了37倍，達到6600國際元。換句話說，人類97％的財富，是在過去250年——也就是0.01％的時間裡創造的。

如果把德隆的數據畫在坐標圖上，可以看到，從250萬年前至今，在99.99％的時間裡，世界人均GDP基本是一條水平線，但在過去的250年中，突然有了一個幾乎是垂直上升的增長。無論是所謂的西歐衍生國，如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還是西歐國家本身，包括英國、法國、德國等12個國家，抑或是後起的日本，經濟增長都發生在過去一二百年的時間裡。而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發生在過去40年。

僅僅數字還不能說明所有問題。我們的祖輩，也就是在一百多年前的普通中國人，甚至40年前的中國農民，能夠消費的東西，和秦漢隋唐時期沒多少區別，甚至還不如宋代。在歐洲也一樣，一個普通英國人在1800年時能消費的東西，古羅馬人都能享受到，甚至羅馬人比他們享受得更多。而我們今天能消費的東西，是100年前的人無法想象的。

生活的改善大大延長了人的壽命。1820年的時候，世界的人均預期壽命是26歲，與古羅馬時代差不多，到2002年變成了67歲。現在，中國人均壽命預期達到了77歲。或許，市場經濟的最大弊端是導致了人口老齡化和長壽時代的出現。

有些年輕人不了解歷史，可能不知道，中國的糧票是1994年廢止的。在票證廢除之前，去糧店買糧食要有糧票，買油要有油票，買布要有布票。四十年前，中國一個處級幹部的月工資是60多元，那時候一斤雞蛋是6毛多，也就是說，一個處級幹部一個月的工資只能買100來斤雞蛋。現在，北京一個保姆的月工資大概是5500元左右，可以買1000斤雞蛋，每天吃10個，兩年都吃不完。我在農村的時候，農民干一天活掙的工分值兩毛錢，價值相當於半斤白面。現在我的老家，一個沒有任何技能、只上過小學或初中的人去打工，一天的工錢是150元，可以買將近100斤白面。

為什麼人類的奇蹟在過去的250年裡出現，而中國的經濟增長只是在過去的40年裡出現？是不是人變得更聰明了，比過去的人智慧更高了？當然不是。人類的智商、智慧，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沒有太大的進步。今天的中國人再聰明，我相信沒有幾個能超過孔子、孟子、老子。在西方也一樣，人類的智力在過去幾千年裡沒有太大的變化。

難道是資源變多了？也不是。我們生活的地球，還是原來那個地球，資源不僅沒有變多，相反，與土地相聯繫的自然資源還在慢慢減少。那是什麼發生了變化？我能提供的唯一答案，就是人類實行了一種新的經濟制度，即市場經濟。英國在200多年前開始搞市場經濟，所以在200多年前經濟開始起飛。中國在40年前開始走向市場經濟，所以中國在過去的40年裡，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飛躍。

人們通常認為，人類生活水平的提高來自技術進步。問題是，是什麼推動了技術進步？為什麼有的體制下技術會進步，有的體制下技術就不會進步？歷史發展的事實證明，只有市場經濟才能推動技術進步，並使新的技術很快商業化，惠及普通大眾。古代社會也有一些技術發明，但這些發明很少為消費者創造價值，為社會創造財富，因為它們不是在市場競爭的壓力下產生的，很難商業化。聰明人靠靈感想象出來的東西，不一定能真正滿足消費者的需要。

3/ 市場經濟是陌生人之間的合作

但要使陌生人之間達成合作，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必須解決，那就是信任。如果買者不信任賣者，前者不敢買後者的東西，後者生產的東西賣不出去，專業化對他就沒有好處。結果，每個人只好自己給自己生產，那就回到了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所以，市場經濟中，不光有一隻“看不見的手”，還有一隻“隱形的眼睛”。陌生人之間能夠合作，是因為有一隻隱形的眼睛在監視我們，每個人必須好好表現，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過去對市場經濟的批評，往往是由於人們只知道前一個因素，而沒有看到後一個因素的作用，所以認為市場上一定充滿欺詐。而實際上，我們看到，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方，人們越注重自己的信用。企業要在市場上取得成功，必須建立良好的聲譽。如果企業的聲譽不好，沒有人信賴它，就會被淘汰。

4/ 利潤就是讓老闆承擔責任

市場中的信任是如何建立起來的？我重點談三個概念：企業、利潤和企業家。這三個概念是理解市場經濟的關鍵。

中國有14億人，如果每個人都生產自己的商品，到市場上去賣，誰能信得過誰？換一種說法，如果把市場上所有商品的商標都去掉，你敢買什麼東西？可能敢買土豆、大米、水果這些最簡單的商品。像汽車、電腦、礦泉水、投影儀這些質量和功能不容易辨別的東西，你敢買嗎？不敢！市場上99％的商品你都不敢買。那怎麼辦？有一個辦法，14億人分成了不同的組，比如說分成30個組，河南人、河北人、山東人、陝西人、北京人等等。有了這個分組之後，我們不認識每個人，但我們知道這是山東人，那是廣東人，就可以做出某種責任歸屬，如果被騙了，至少知道究竟是山東人騙了我，還是廣東人騙了我。

企業就類似社會的分組，每個企業有自己的一個名字（商號），誰騙了我們，我們可以追訴他，或者他這次騙了我，我下次就不買他的東西，他就要完蛋。這樣，當生產活動以企業的面目出現時，每個企業都必須對自己的行為負責，這樣我們才能建立信任。如果沒有企業，每個人只從事個體生產，做不到這一點。

企業何以使得我們可以相互信任？答案與所有權配置和利潤有關。比如一個企業由一萬個人組成，理論上，所有人都可以成為所有者。這個企業每年的收入是1個億，一萬個人平分，每人拿1萬塊錢。這樣似乎很公平，但想一想，如果出了問題，誰來負責？如果要求人人都負責任，結果可能是誰都不負責任，企業就沒有了可用於分配的收入。

現實中，企業用另外一種方式來分配責任，即一部分人承擔過失責任，另一部分人承擔嚴格責任。承擔過失責任的人拿合同收入（工資），即，如果他沒有遲到早退，沒有曠工，沒有違反作業規定，幹了一個月，到月底一定要領到一個月的工資。這就是員工。另一部分人，即老闆，拿的是利潤，要承擔嚴格責任——或者叫剩餘責任。用一個通俗的說法，什麼叫雇員？別人沒有發現你的錯誤，你就沒有責任，這就叫雇員。什麼叫老闆？沒有發現別人的錯誤，那麼所有的錯誤都是你的，這就是老闆。老闆沒有權利在消費者面前由於自己沒有犯錯誤就要求獲得銷售收入，也不能因為自己虧損就把雇員告上法庭；而工人可以在老闆面前因為自己沒有犯錯誤而要求收入，如果老闆拒絕支付他的工資，他可以將老闆告上法庭。這就是老闆和雇員的區別。

利潤是企業收入扣除工資等成本後的剩餘，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負的。拿利潤的人，必須承擔風險，所以它是一種激勵機制。任何一個員工犯了錯誤，承擔責任的首先是老闆。最簡單的例子：如果你是餐館老闆，廚師洗菜不乾淨，客人吃了拉肚子住院，你必須負責。因此，老闆必須認真監督和規範員工的行為，這樣顧客才可以放心地購買企業的產品。

進一步講，不僅僅是企業的員工，包括企業供應商犯了錯誤，企業老闆也得承擔責任。比如說你買了一個品牌計算機，計算機的某一個零件，如屏幕、芯片、風扇出了問題，或者電池爆炸了，承擔責任的首先是計算機廠商，而不是零部件的供應商。換句話說，一個品牌企業，實際上是用自己的品牌在消費者面前立了一個軍令狀，打保票說，你買我的東西，出了問題我負責。這樣，才有大家可以信賴的市場，才有了陌生人之間的合作，才有社會財富的不斷增加。

所以我說，利潤是一種責任制度，是一種考核方式。市場通過企業這一組織形態劃分核算單位，通過利潤追溯責任，從而讓每一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市場上才有信任。

5/ 市場經濟中的富人，是消費者用貨幣投票選出來的

那麼，為什麼有些人成為拿利潤的企業家，而另有些人成為拿工資的雇員？這是由人與人之間企業家能力的差異決定的。市場經濟中，任何人都有選擇做企業家或當雇員的自由，沒有任何歧視性規定張三可以做企業家，李四隻能當雇員。但競爭的結果是，只有企業家能力足夠高的人才會成為企業家。企業家能力，本質上就是為他人承擔責任的能力。平均而言，利潤的大小取決於企業家能力的高低。但由於市場充滿了不確定性，再高能力的企業家，也可能虧損！一個成功的企業家背後，通常有多個失敗的企業家。我們不能只看見那些賺了大錢的企業家，而看不見那些賠光了的企業家。任何人如果眼紅企業家賺錢，那他完全可以自己選擇做企業家！他必須記住的一點是，如果沒有兩刷子，一定會賠得精光！

什麼是市場？市場就是好壞由別人說了算、不由你自己說了算的制度。什麼東西有價值，什麼東西沒有價值，要在市場上評估，買的人說了算。所以，吹牛是不管用的。任何人如果不為別人創造價值，就不可能獲得收入。當兩個企業競爭，我們說某一個企業更有優勢的時候，意味着這個企業能為消費者創造更多的消費者剩餘（即價值與價格之差）。企業之間的競爭，就是為消費者創造剩餘價值的競爭。

有一種流行的說法是，企業家賺的是消費者的錢，似乎消費者被企業家剝削了。這種說法是錯誤的。在競爭的市場上，如果沒有特權，利潤只能來自企業家為消費者創造的價值，消費者不會願意為價值10元的東西支付10.01元的價格。事實上，企業家賺的錢只是他創造的財富的一小部分，甚至是微不足道的一小部分，大部分變成了消費者剩餘。比爾·蓋茨的財富再多，與微軟公司為人類創造的價值相比，可以說是九牛一毛！在市場經濟中，一個企業家賺的錢與他（她）服務的客戶數量成比例。一個只為少數人提供產品和服務的企業家是不可能賺大錢的，只有服務於大眾市場的企業家，才可能賺大錢。因此，市場經濟中的富人（企業家）是消費者用貨幣投票選出來的。我們每個人都是消費者。如果我們嫉妒某個企業家賺錢太多，那只能怪我們自己買了他（她）的產品。如果大部分消費者不再使用騰訊公司提供的產品，不再使用微信、QQ、網遊，馬化騰馬上就會變成窮光蛋。而我們之所有不願放棄使用騰訊公司的產品，不是因為我們愚蠢，而是因為它們給我們帶來更大的好處，我們認為物有所值。一方面心甘情願地買他的產品，另一方面又對他賺錢憤憤不平，這是自相矛盾的！ 

6/ 市場經濟最大的受益者是普通人

我這樣說當然不意味着工人是企業家養活的。市場經濟中，每個人都是自己養活自己。但從發生學的角度講，工人的工作機會確實是企業家創造出來的。這一點，中國的經驗就很能說明問題。計劃經濟體制年代，中國的城市人口不到總人口的20%，城市出生的人在城市仍然找不到就業機會，政府不得不把兩千萬“知識青年”下放到農村。改革開放後，數以億計的農村人被吸引到城市工作，有些企業還不時遇到招工難的問題。跨地區數據表明，企業家越多的地區，就業人數越多，工人的平均工資也越高。因此，提高工薪階層收入的最好辦法是讓企業家活動更自由，市場競爭更激烈，而不是相反！消滅了企業家，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會回到赤貧狀態。

7/ 市場讓收入分配更公平

對於社會中的貧困和收入分配不平衡現象，很多人都擔憂，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人把這種現象的原因歸結為市場化改革，甚至有人認為，市場經濟的結果一定是貧富差距擴大。這是一種誤解。

在市場經濟之前的社會，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絕大部分人都掙扎在生存線以下，因饑荒餓死人是經常發生的事。市場經濟是解決貧困問題的唯一有效途徑。經濟活動越自由，貧困人口越少。世界銀行的一項研究表明，2005年，同樣是發展中國家，那些最市場導向國家的極端貧困率只有2.7%，而那些沒有自由市場的國家的極端貧困率是41.5%。中國是一個非常有說服力的例證。按照世界銀行的新標準，中國全部人口中貧困人口的比例1981年是52.8%，2001年降到7.8%。改革開放三十年後，中國社會的絕對貧困問題應該說基本解決了。

市場經濟之所以能更有效地解決貧困問題，是因為它為普通人提供了發家致富的機會，而在非市場經濟中，這樣的機會只有少數特權階層才有。中國上世紀80年代的城市個體戶，都來自社會低層群體。有特權的人可以去當兵，去政府、國有企業工作，而沒有特權、沒有關係的人怎麼辦？只好自己創業！他們撿破爛，擺地攤，賣點瓜籽、茶水、衣服，結果反倒富裕起來。這在計劃經濟下是不可能的。順便說一下，中國的垃圾處理和環境保護，撿破爛的人居功至偉！

不可否認，政府和慈善組織在解決貧困問題上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但我們必須明白，扶貧的錢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機構給的，本質上是企業家創造出來。政府和慈善機構能做的只是把財富從一部分人手裡轉到另一部分人手裡，不可能無中生有。正是企業家創造了財富，政府和慈善機構才有了可用於扶貧的錢。所以毫不奇怪，國際援助資金總是從市場經濟國家流向非市場經濟國家，而不是相反；同樣，中國國內的扶貧資金也是從市場化程度高的地區流向市場化程度低的地區。如果企業家沒有積極性創造財富了，政府也就沒有錢轉移支付了，慈善事業也就成了無源之水。這點我們必須牢記於心。

人們在討論收入分配差距時，經常忽略貧富之間的垂直流動，似乎收入差距的擴大就是富的越來越富，窮的越來越窮。事實上，市場經濟最顯著的特徵之一是貧富人群是流變不定的。如熊彼特所說，市場經濟下，富人俱樂部就像一個豪華酒店，總是住滿了人，但客人的名字總在不斷變化。同樣，所謂的“低收入階層”，像一個地下旅館，總是人滿為患，但不時有人搬走，又有新人入住，而且新的入住者可能曾經是豪華酒店的貴客。按照胡潤中國富豪榜，2010年最富有的100人，10年後只有30人仍然在百人名單中，其中2010年的前20名，10年後只有3人仍然在前20名榜單上，6人甚至在百人榜上也不見蹤影 。斯坦佛大學Pencavel教授的研究發現，中國1990年處於最低收入的1/5的人群，到1995年50.4%的人已經跳出最低收入階層，其中2.1%的人進入最高收入人群，而1990年最高收入的1/5人群，在1995年只有43.9%仍然屬於最高收入的人群，有近5%落入最低收入人群。這說明，改革開放使中國社會的垂直流動性大大提高了。現在進入富豪榜的中國企業家，幾十年前，甚至十幾年前，都是一文不名的窮光蛋。也可以預計，只要中國繼續堅持市場化改革，用不了幾年，他們中許多人不會再榜上有名。“富不過三代”是市場經濟的鐵律！因為企業家精神是很不容易傳承的。

即使不考慮垂直流動性，僅以基尼係數來衡量收入差距，我做過一個統計分析，以2001年為例，在中國30個省、市、自治區當中，平均而言，市場經濟發展最好的地區、國有經濟部門最少的地區、財政收入占GDP比重最低的地區，是收入差距最小的地區。

這說明什麼？如果政府參與經濟活動少，人們從事商業活動的自由就大，競爭就激烈，商業活動的利潤就低；如果一個地區只有少數有特權、有關係的人能做生意，或只有最膽大的人敢做生意，做了之後盈利就很高。舉例來說，浙江一帶的人做生意的比較多，富人也多，但利潤都很薄。但像東北這樣的地方，大部分人都不做生意，但少數做生意的人一定賺大錢，為什麼？因為他們的市場環境不好。所以我們看到，市場越開放、政府干預越少的地方，收入差距越小。

另外，平等不僅僅體現在貨幣收入上，還包括其他的方面，如自由、權利、選擇。

8/ 警惕“嫉妒”披上“正義”的馬甲

美國學者伯恩斯坦在《財富的誕生》一書中，從經濟、軍事、歷史制度來看現代西方的興起，提出，現代社會經濟起飛有四個條件：第一是財產權制度，第二是科學理性，第三是資本市場，第四是運輸成本的降低。這很值得我們思考。

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人均GDP每10年翻一番，每個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中國能做到這一點，與產權制度的改革有很大關係，儘管中國的產權制度仍然有待完善。比如農村的土地，最初農民承包土地期限就一年，農民有了生產的積極性，但沒有人願意投資，政府就將承包期延長到5年；5年比1年好，但還是沒人修水利設施，於是延長到10年；還不行，沒有人願意種樹，最後延長到30年。現在來看還不行，土地不能轉讓的話，大量的農民沒法變成市民。

深圳今昔對照

中國的資本市場從無到有，也在不斷地發展。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在境內外上市，短期內不一定能改變很多東西，但是長期來講，是往正確的方向走。道路交通的建設使得運輸成本大幅度降低，對中國經濟的增長也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當然，社會中還有很多問題，但要靠進一步的改革去解決。

我們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也與觀念的改變有關。上世紀80年代伴隨着個體戶、獎金制度的出現，中國流行過“紅眼病”，一些人甚至連“按勞分配”都不能接受。如果連“按勞分配”都不接受，經濟是不可能發展的，只能大家都過窮日子。經過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工作者的努力，“按勞分配”逐步被普遍接受了。這樣，人們有了幹活的積極性。再後來，資本和其他生產要素參與收入分配的思想也被接受了，企業家利潤也得到了承認。這樣，中國人的企業家精神被煥發出來，中國就成為一個創業之國，每個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

非常遺憾的是，在觀念方面，我們似乎在走回頭路。“紅眼病”是一種嫉妒心，根植於人性中。嫉妒心就是只要看到別人比自己強——如收入比自己高，長得比自己漂亮，頭腦比自己聰明，身體比自己健壯，孩子上了好學校，等等，就心生怨恨，認為社會不公正，不是自己無能。嫉妒心強的人甚至不在乎自己得了多少，而是寧願自己窮，也不願看到別人比自己富，所以最讓他們幸災樂禍的是看到富人破產，名人出醜。嫉妒心的認識論基礎是零和博弈思維，即認為財富是一個固定的量，一個人所得必定是另一個人所失，有人變富了，一定是有人變窮了。所以滿腦子零和博弈思維的人，非常熱衷於階級鬥爭。

如果人類不能有效地抑制“紅眼病”和嫉妒心，社會不可能進步。所以，“紅眼病”和嫉妒心都是貶義詞，聖經把嫉妒作為七宗罪之一，基於嫉妒心的行為不具有社會正當性，在公開場合，人們總是儘量掩蓋或否定自己的嫉妒心。麻煩在於，在一些西方左派人士的努力下，“嫉妒”現在披上了“公平分配”和“社會正義”的馬甲，取得了道德上的正當性，很容易蠱惑大眾，使得一些根植於嫉妒心的政策主張可以在“公平”“正義”的名義下大行其道。這些政策主張將人們的注意力從財富的創造轉向財富的分配，一定會傷害那些本來有希望靠自己的努力富起來的人，而這些人正是政策主張者號稱要幫助的人。

這就回到本文一開始講的問題：社會為什麼需要經濟學家？因為市場經濟太脆弱，太容易受到損害，需要有人去捍衛它。計劃經濟是少數知識分子設計、然後靠強權從上到下強加給社會的，所以一定有人捍衛它，替它辯護。市場經濟不同，它不是知識分子設計出來的，而是從下到上自發產生的。這也意味着，市場經濟就像一個沒娘的孩子，誰都可以打它罵它，污名化它，而無須承擔責任。生活在計劃經濟制度的人批判計劃經濟要冒政治、甚至法律風險，但無論你生活在何種制度下，批判市場經濟沒有任何風險。事實上，無數人曾因為批評計劃經濟而鋃鐺入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價，而不曾有任何人因為批評市場經濟惹上任何麻煩。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經濟也是仁慈的，我們真的應該珍惜它。

市場經濟確實有一個毛病：當你有機會享受它的好處時，你注意到的可能都是它的缺點；當你沒有機會享受它的好處時，它也沒有辦法顯示它的優點。當你自己把它弄壞的時候，你還責怪它，怎麼這麼糟糕。

趙本山的小品《賣拐》大家都熟悉。范偉的腿本來沒毛病，但趙本山反覆說有毛病，說到最後，范偉自己也覺得自己的腿真的有毛病，就迫不及待地買了趙本山的拐。其實真正有毛病的不是范偉的腿，而是范偉的腦子。現在好多人都在“賣拐”，這個“拐”是什麼？就是大量反市場經濟的言論。許多所謂市場經濟的毛病，都是“賣拐”的人編造出來的。

我說這些，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大家更好地理解什麼是市場經濟，堅定我們對市場經濟的信念。中國的未來最值得擔心的是什麼？不是能源、環境問題——這些當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市場競爭推動的技術進步一定能為我們找到答案。我們沒有必要像200多年前的馬爾薩斯或50多年前的羅馬俱樂部那麼悲觀。中國未來的發展，取決於我們的信念，我們相信什麼，不相信什麼。如果我們堅定了對市場經濟的信心，不斷推進市場化改革，中國就會走向共同富裕。如果我們失去了對市場的信念，引入越來越多的政府干預，中國只能走向共同貧窮。不要忘記，當年搞計劃經濟的本意是為窮人謀福利，結果卻造就了越來越多的窮人，使窮人的命運比過去更悲慘。

市場經濟是共同富裕的獨木橋，計劃經濟是共同貧窮的陽光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