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中間階級的下層》對海外五毛黨的政治背景、經濟地位乃至階級分層進行了簡略的分析，想要管窺海外五毛人士的階級屬性與社會地位，從而幫助我們理解他們逃避自由行為的社會原因。

此前一篇《尋找第二臍帶》則分析了大陸移民與留學生們在與“祖國母親”分離，斷開了第一臍帶之後，漂洋過海，獲得了自由，開始了個人化進程。但是自由與個人化不僅給他們帶來獨立與理性，也給他們帶來了精神深處的孤獨感與無力感，以及與此相關的懷疑與焦慮。自由成了他們心理上不能承受之重，在壓力之下，他們恐慌了，不顧一切地逃避自由；結果，許多人逃回了“祖國母親的子宮”，為自己的脖子纏上了第二臍帶， 成了海外五毛黨。

弗洛姆指出，逃避自由主要的路徑有三條：一是威權主義，二是毀滅主義，三是從眾主義。那麼，為什麼海外五毛黨主要走向的是威權主義呢？

簡單的說，是因為普遍存在於海內外華人中的威權性格。

威權性格，是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提出的一個群體心理概念。弗洛姆認為：威權性格是上世紀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歐洲極權主義意識形態得以大行其道的社會心理基礎。在我看來，它也是海外五毛黨人的典型性格。

威權性格究竟是什麼呢？

弗洛姆說：“威權性格本質上就是受虐與施虐的內驅力並存。施虐驅力旨在獲得對他人的無限權力，多少與毀滅傾向混合。受虐驅力旨在在一個超級強力中消解自我，分享該強力的力量與光榮。施虐與受虐傾向都是由於孤立的個人需要一種共生的關係來克服無法忍受的孤獨。” 

因此，威權性格的本質就是施受虐性格。

施受虐性格是指一個人的性格中同時具有施虐傾向與受虐傾向。施虐傾向體現在權力欲或控制欲，即一個人總想擁有操控他人的力量。受虐傾向體現在服從欲和自輕自賤的泯滅自我傾向，即一個總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是，總想找到強大的某個人、某個團體或社會機構去依靠去服從。

聽上去這兩種傾向似乎互相矛盾。然而，實際上，施虐關係與受虐關係在本質上都是一種共生關係。

共生關系指的是兩個個人的結合使得雙方都喪失了自我，徹底依賴於對方。施虐者對自己施虐對象的需要，和受虐者對自己服從的對象的需要一樣強烈。兩者的不同僅僅在於：受虐是在某外力之下消解自我，迷失自我。施虐是我通過把他人變成自己的一部分而變強大，從而獲得了作為獨立個體不具有的力量。

施虐傾向與受虐傾向都是基於同一種基本心理需要：個體無力忍受孤獨感與自我的軟弱。不論施虐關係或受虐關係，都是共生關係，都是個體通過操控或服從的方式而與另一個體或群體達成合一感，獲得（短暫、虛假的）的安全感的一種解決方案。

現在讓我們來看一下受虐性格的典型：雷鋒。

雷鋒是毛時代中共當局的宣傳樣板。雷鋒把自己視為螺絲釘，本質上是不把自己當人看，甚至不是畜生（如阿Q口中的“蟲豸”），而只是一個工具、物件、東西。這是徹底的泯滅自我。當一個人把自己看成某權威操控的一個工具時，他/她就無需為自己的孤獨與無足輕重而煩惱。沒有自我也就沒有自由，當然也就沒有了自由帶來的煩惱或重壓：孤獨與無力感。甚至，他還可以感到一種自豪，因為他覺得毫無價值的自己成了某個有權力、勢力的組織/團體/意識形態的一部分，從而分享到了某種權力或光榮（參考阿Q在“革命了”之後的心態）。

對於受虐性格來說，不論是政治上的“組織”、“單位”、“政府“、”國家“，還是團體上的“民族主義”、“某某功”、“某某教”，或意識形態上的“共產主義”，“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等等，任何能夠給予個體某種“歸屬感”或“合一感”，並且看上去強大的團體、組織、意識形態都可以讓消極自由重壓下的他找到逃避自由的出路：即逃避自由、放棄自我，成為當年的螺絲釘、今日的自乾五。

問題來了，施虐性格與受虐性格似乎是相反的，為什麼用“施受虐性格”的說法？因為心理研究發現：有受虐傾向的人往往同時有施虐傾向。

阿Q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碰到趙太爺、假洋鬼子，就成了“蟲豸”；碰到了他看不起的小D、尼姑，就要動手打、摸的。對前者，他羨慕嫉妒恨，表現出受虐傾向；對後者，他鄙視蔑視輕視，表現出畸形的優越感。用魯迅自己的說法，“對於羊顯凶獸相，而對於凶獸則顯羊相”。

那麼雷鋒呢？為何只有受虐性格而沒有施虐性格？因為雷鋒不過是一個宣傳工具，完全是政治宣傳與包裝的產物，因此沒有完整的性格可供分析。假如真有雷鋒其人，可以推斷：他和阿Q一樣具有施受虐性格，見到領導就阿諛奉承，見到看來權勢不如自己的必然盛氣凌人，在“狼”（施虐）與“羊”（受虐）之間轉換不停。

弗洛姆認為，威權（施受虐）性格的人不相信平等，除了在口頭上。在他們的世界裡，只有兩種人：人上人與人下人，或者說，有權有勢者與無權無勢者。他們是等級制度的忠心擁護者。因為他們渺小的自我只有在找到鄙視鏈的下家時才得到一點可憐的安慰。那麼，假如沒有下家，他們是社會的底層呢？放心，看看阿Q就知道，總是有下家的。

這樣的人在海內外華人社群中相當常見。許多人遇到白人就自覺矮一截，遇到有錢人或官員就低聲下氣；但是，遇到黑人或印巴人就趾高氣揚，遇到新移民或看來不如自己的同胞就盛氣凌人。更可笑的是有的人覺得自己有錢了、或信了某某教、某某功就高人一等，就有了教育他人或改造不信者的資格了。

綜上，施受虐性格的普遍存在，在大陸當局捏造出來的雷鋒與魯迅塑造出的不朽形象阿Q這兩個虛構中得到了絕好的印證。在這樣的心理基礎上，當從大陸出國的華人面對消極自由的重壓之際，反理性地走上威權主義的逃避路徑是符合邏輯的了。

阿Q到了海外依然還是阿Q，只不過在二十一世紀，有了個新的說法，叫“五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