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完了《宋詩選注》。這是錢鍾書先生1958年出版的文學評論作品，似乎也是他1949年之後出版的第一本書。

錢鍾書，生於1910年，死於1998年。1949年他39歲，正當盛年。

注意到他1948年出版《談藝錄》、1947年出版《圍城》、1946年出版《人·獸·鬼》、1945年出版《貓》、1941年出版《寫在人生邊上》。三部小說，一部散文集，一部詩論。都在1949年前密集出版。而《宋詩選注》與《談藝錄》卻隔了十年。

我看到的資料：錢鍾書在1949年之後再沒有出版過任何文學作品，沒有小說，沒有散文，只有學術著作。

這一轉折大約就是錢先生在《宋詩選注》香港版前言中所謂的他“企圖識時務，守規矩”的結果。

而錢先生之“識時務，守規矩”實在值得思考。

一言以蔽之：什麼時務？共產極權泰山壓頂之時務。什麼規矩？中共黑幫之班規。

《宋詩選注》就是錢先生遵（中共之）命而寫出來的關於千年前的宋代遺留下來的詩歌的選輯與評註。這樣一部書，有何可看？

所以我一開始也只是抱着試讀一下的態度開始的。讀過之後，我的總結有“三看”：

一看錢鍾書的評註。在唐詩巨大的陰影之下，宋詩總要遜色很多。然而詩歌好壞且不論，錢先生的舊學功底在他的評論與註解中隨處可見。讀他的評註，有點像讀金聖歎版的《水滸傳》一樣，小說本身倒成了陪襯，評註者的言論更值得一讀。

讀錢先生的評註可以看到他對於古典詩詞的知識積累，他可以為一句詩歌尋找到更早的源頭，或更多的出處，對於拓展讀者的視野頗有裨益。而他的評論可以促進讀者的思考，特別是對於舊體詩的欣賞。由於共產極權制度對傳統文化的大肆破壞，如今的中國已經找不到幾個可以像錢鍾書先生這樣的學者了，像《宋詩選著》這樣的書也就成了經典了。

二看錢鍾書的選輯及其無奈。我不認為他的選輯好，或者有權威。然而看他在“學術界的大氣壓力下”如何掙扎選詩，結果依然是“由於種種緣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到選進去了”。閱讀《宋詩選注》，得以體會錢鍾書當年的掙扎、身不由己與壓力山大，對我們理解1949年之後中國知識人的思想與行為頗有幫助。

顯而易見，1949年之後，出什麼書由中共決定，甚至選什麼詩歌，也要由中共決定。即便選的是宋朝的詩歌，署名要負責的錢鍾書竟然沒有選詩的決定權！一本《宋詩選注》就可以看出：1949年之後，錢鍾書先生的學術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如何被中共剝奪了。

這或者也是錢先生在他多產的四十年代之後過了十年才又出版這一本書的原因。

三看某些宋詩。誰都知道：唐詩宋詞。詩極盛於唐代，詞之高峰在宋朝。宋詩，對於大部分中國人都是比較陌生的。我知道的宋代詞人與讀過的宋詞絕對比宋代詩人及宋詩要多。閱讀《宋詩選注》對我是一個擴大眼界，讀點宋詩，了解點宋代詩人的創作，不無拾遺補缺之功。並且，宋人為了跳出唐詩的陰影也做出了種種努力，雖然未必成功，甚至讓人感覺捉襟見肘，然而其努力值得肯定，也值得一讀。

現在看來，錢鍾書1949年以前，用力在文學創作上居多；1949年之後，用力於學術研究居多，還為中共幫閒。說幫閒，因為他費時費力在將“毛選”譯成英文上。當然，其原因應該還是他“識時務、守規矩”，幫閒以求自保。

錢鍾書從寫諷刺小說、幽默散文到鑽入故紙堆研究學術問題，此一遽變與1949年中共在大陸建政時間相吻合，意味深長。尚未看到錢鍾書的傳記，然而最近讀到劉再復的《錢鍾書紀事》一文，看來錢鍾書晚年依然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比如，他拒絕別人搞《錢鍾書研究》的“不識抬舉”更像是想要低調的明哲保身。又比如，他把中國社會看得“太險惡”，“緊繃階級鬥爭一根弦”顯然是在中國的人生經驗之總結（與魯迅當年所謂“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可謂一脈相承），是對中共黑暗政治的基本看法。他出於好意，叮囑劉再復出國之後要“只講公話，不講私話”顯然是共產極權治下的自我審查。

從晚年錢鍾書的這些細節看來，中共對知識分子階層的思想改造活動顯然是卓有成效的。毛賊東說過，如果魯迅活到1949年之後，他只有兩個出路：一個是被關起來，一個是閉嘴。看看中國1949年之後的歷史就可以知道：選擇被關起來的人總是少數，像錢先生一樣選擇閉嘴的就是大多數。

從個人的角度看，錢鍾書先生選擇閉嘴、放棄寫文學作品、集中精力鑽進故紙堆搞學術，甚至為中共幫閒翻譯毛選都是情有可原的。相較於某些知識分子，比如參加“梁笑”寫作班子的馮友蘭等人，錢先生至少沒有寫遵命文字，直接下場充當中共的御用文人。

生存還是毀滅是人生的大問題，而好死不如賴活着是中國人最基本的人生態度，是中國傳統的人生智慧。

錢鍾書的選擇毫無疑問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選擇。我們沒有理由要求他做一個反共烈士。

然而，從錢鍾書1949年前後的大轉變（從作家到學者），從他在《宋詩選注》選詩方面的缺乏自由，從他晚年如何“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人生態度與行為模式，等等來看：他的命運正是中國知識階層命運的一個典型。大部分中國知識分子在1949年之後面對中共政權都選擇了“閉嘴”或者“識時務，守規矩”。結果就是：知識階層集體失聲。

從歷史的角度看，知識階層的集體失聲對於當權階層的統治當然是有利的，然而這一有利只能是暫時的。看看秦朝以來的歷朝歷代，各個王朝鉗制思想、學術、言論的專制手段層出不窮，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然而，知識分子集體失聲往往伴隨着王朝的衰亡或覆滅。中共紅朝可以成功地鉗制中國知識階層的嘴甚至思想，然而其衰亡乃至覆滅的命運也因此而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