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笔”和“文”“章”

晚上烧夜饭的时候，听到许子东在《许子东讲中国现代文学7：五四时期新诗发展的几个阶段》开头就说“文章”，说“文”是文件，也就是公文奏章一类，“章”是“把文写的好的方法”，也就是具有文学性的文章。听到之后，我一下子愣住了。我记得“文”才是文学。当时想我是不是记错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刚看过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郑振铎在《第十二章：六朝的散文》开头也提到这个，不过是说“文”与“笔”的区分，和许子东说“文”与“章”的区分是一样的。我愣一下的原因也就在这里，郑振铎说（六朝文章有“文”“笔”之分，文即“美文”，笔则所谓应用文者是），在这里，郑振铎说“文”是文学，而许子东说，“章”是文学。“文”和“章”到底哪个是指文学，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概念了。

我无意深究郑振铎说的对还是许子东说的对，我对古典文学毫无研究，无法评述，这里提出来，姑且聊备一格。和稀泥的说，有些无关痛痒的知识，年久日深，以讹传讹，也无所谓对或不对。

但事实上，“文”“笔”“章”，也就是文学和制诰章奏等类公文，在中国古代，也没有严格的界限。你看李斯的《谏逐客令》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出师表》，这些既是公文，更是流传千古的名篇。

我私下里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字被士大夫阶层垄断，所谓“文”“笔”“章”的分野没有那么泾渭分明。曹丕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老夫子们陈腐相因，只有各自文风的不同，没有文法的迥然，不像今天，你不可能把文案策划、政府通告、诉讼判决都划归文学散文一类。现代应用文指向性更加明确，受律令的约束，不可能以个人的性灵自由抒写。所以，当六朝人把公牍、记载之类的应用文，都做成空洞无实的骈四六俪的时候，后人要起而反之，“文起八代之衰”，革新陈弊也就理所当然了。

2020年5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