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魯迅的金錢觀和魯迅的革命及其他

我伲隔壁阿公是個精打細算過日子的人。他把剃頭鈿、香煙鈿、早酒鈿、糶米鈿、乃至灶上的油鹽醬醋鈿，養豬的豬飼料鈿，都分門別類，放在賬台的抽屜里。早年，流傳他的一個笑話，說一個遠親，從小一起玩大的，早市上看到，邀他喝酒，他藉故推辭，一轉身，卻發現他一個人在小酒館裡自斟自飲，後來傳開了，有人問他，他說他的銅鈿都分配勻細了，擠不出余錢請客，又不好意思吃白食。

阿公精細的出鬼，我伲鄉下稱之為“密悉幾”。魯迅當然沒有到這個程度，但魯迅對錢財的看重，也非比尋常。魯迅把花銷用度都事無巨細寫在日記里，說明他對金錢格外看重。相比之下，陳獨秀就不會這樣，去八大胡同嫖個娼，花費多少嫖資，也寫入日記。相較於陳獨秀的疏闊，魯迅丁丁悉悉，一個銅板不拉，記錄下來，翻他的賬目，沒有冤枉錢的，稱得上“小算盤”。

什麼叫冤枉錢，比如娘妗婆婆看見我這個不是嫡親的外甥，給個一毛錢兩毛錢，買棒冰、買個豆腐花什麼的；比如阿公請發小吃個早酒什麼的，有時候，冤枉錢就代表着人情味。網上有 一篇文章，《魯迅的金錢觀，至今值得我們深思》，我讀了，差點噴飯。起首句就是“要看一個人真實的思想水平，人格品質，就要看他對金錢的態度”。要說對金錢的態度和人格品質扯得上關係，我還承認，和思想水平有半毛錢關係嗎。許多人尊魯尊到胡說八道的地步，我也是醉了。我父母常常教育我，說“老鼠要防三年寒食糧”。父母針對我的大手大腳提醒我要仔細過日子，以備不時之需。魯迅的做法就是父母教育我的態度。“新年納餘慶，家節有餘糧”，節儉、勤勞、不拆爛污，求穩求安求太平，這是農耕文化的心態。

考古挖掘，在南通，出土過一本書簡，叫《花關索傳》。關索是蜀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關羽的小兒子。當革命成功以後，關索去將軍府尋親，卻被關羽趕了出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就要說到革命了。當初關羽和張飛鐵了心鬧革命的時候，為了拋棄後顧之憂，怕家屬連累，自己又下不了手，哥倆想了個辦法，你把我的老婆家小都殺掉，我把你家也一併清零，這樣一來，兄弟之間誰也不會背叛誰，誰也不會出賣誰，唯有一股道走到黑——革命到底。你叫關羽如果認了這個漏網的小兒子關索，怎麼向張飛交代。

我忘了從哪裡看到，說陳毅帶領紅軍輾戰長沙的時候，西街放火東街搶劫，東街放火西街搶劫，為什麼這樣，就是要把所有人變成赤貧，才有人鐵了心跟部隊走。革命才能革的徹底，革命才能革的死心塌地。革命隊伍里才不會出現開小差的逃兵。反過來我們看魯迅。從小學知道魯迅這個名字的那一天起，魯迅就和“革命家”捆綁在一起。我們也從未懷疑過魯迅“革命家”這個諡號。因為魯迅這個名頭太響亮了，也太神聖了，容不得我們有半點冒犯和褻瀆。

現在，在我們有了人生閱歷之後再來看魯迅這個“革命家”，總會有很多疑問要說出來。你聽說過有產階級革命家嗎？讀過《水滸》的人回想一下，吳用是怎樣設計把盧俊義從豪門變為流氓無產者，鐵了心上梁山的。看《黨史人物傳》，發現幾乎所有稱之為革命家的人，無一不是毀家紓難，參加革命的。什麼是革命，就是毀家紓難的拼命。不顧生命安危的拼命。革命是流氓無產者的玩命。魯迅自己也說，“記得在日本留學時候，有些同學問我在中國最有大利的買賣是什麼，我答道：“造反””。魯迅是看清了革命的本質的人。魯迅精於算計，熱衷於錢財，有家有業，魯迅怎麼可能革命得起來。顯然魯迅是無法革命的。

第二條稱魯迅為革命家的功勞是魯迅參與並發起了左翼作家聯盟，是左翼文化的旗手。當時，魯迅正在和太陽社創造社的一群人打嘴炮，魯迅罵他們是乏走狗，拿資本家的錢，替資本家說話。而梁實秋陳西瀅一干人，又暗諷魯迅替某黨站台，拿某黨的盧布，而魯迅竭力否認，雙方鬧得不可開交。魯迅是個精明人，一方面囿於爭吵，更多的是和左翼分子走得近以後，更加看清了黃俄的真面目，覺得不是同路人，所以對左翼的人和事，逐漸冷淡下來。可以說魯迅踏入左聯，是濕了鞋子沒濕腳。魯迅之於左聯，相當於把名號借給了他們，左聯的事情，魯迅未嘗有多少聞問，魯迅既有精明的一面，更有狡猾的一面，蘇雪林說，“魯迅本是個虛無主義者，他的左傾，並非出於誠意，無非藉此沽名釣利罷了”。同時代的人看魯迅應該比我們更清楚。魯迅自己在《小雜感》中坦誠對革命的看法：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現在把魯迅尊奉“革命家”的諡號，是所有吃魯迅飯的人，各取所需罷了。

用上海話說，魯迅是一個門檻很精的人。我伲常熟話“門檻賊精”。魯迅所處的年代，風雲激盪，每天都有苦難、戰火、不公等等，但魯迅卻是躲在租界裡，魯迅一生都相安無事，沒有以身犯險的故事。他不會像章太炎那樣直接開罪光緒“載滌小丑，未辨菽麥”，有一篇文章提到李立三要求魯迅寫個文章罵一下蔣介石，魯迅回應說：“如果我用我的真名來寫一篇文章，雖然可以做得到，但是在上海我就不能生存下去了”。相比劉和珍君，在處世哲學上，老師比學生要高明多多。魯迅寫《紀念劉和珍君》，完全是一篇政治正確的應時之作。內容空泛，徒有骨架，沒有血肉。我們知道，一個作家寫文章，寫他熟悉的、有深刻體會的人和事，一定會有血有肉，細節豐滿，感染讀者；反之，就只能徒具形態，議論空泛。魯迅的《紀念劉和珍君》為什麼流於空泛，就是魯迅和革命的隔閡，魯迅不是捨身忘我的革命者，所以不接革命的地氣，寫不出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出發來紀念劉和珍的細節。所以，通篇就是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對統治階級的不滿和憤憤不平。

眾所周知周氏兄弟和日本人的關係，魯迅和書店老闆內山完造的關係，魯迅在日租界，是相對安全的。潘漢年未必沒有數，“施高塔路的內山書店，實際上是日本外務省的一個重要的情報機關”（載1934年5月上海《社會新聞》七卷16期）。要魯迅出掌左翼文化的旗手，用魯迅這個棋子，來溝通和日本的關係，潘漢年未必沒有過設想，也未必沒有付諸實施過。而魯迅寫日記，就像陳獨秀不會把拖欠嫖資的事寫進日記一樣，魯迅也不會把和潘漢年商談的事，寫在日記里。於是，魯迅的日記便出現了“失記”。在民國，那怕是現在，在社會上混，名頭搬的上檯面的，都是聰明人。聰明人過招，都是點到為止，心中有數。大家都不說破。心裡有默契，用眼神說話。聰明人用現代的詞彙，就是“精英階層”。自古到今，“精英階層”有着共同的特點，自利、偽善、排他。尤其是中國的精英階層，他們沒有信仰，無利不起早，是極端自私的一個群體。看上去光鮮，頭腦里爬滿了虱子。一般普通人都懷有良好的願望，以為精英階層是社會的中流砥柱，會維護社會基本的道德觀和價值觀，為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做主要貢獻的是他們。

在中國，善良的人難免會出現認知錯誤或偏差。翻閱魯迅賬本，大家發現魯迅有捐款有施捨叫花子的賬目記錄嗎。顯然沒有。有人把他和林語堂作過對比，“林語堂時常救濟窮病親朋，接濟難民，捐獻房產給抗戰組織”。而魯迅呢。有一個詩人、身兼郭沫若研究專家的陳明遠先生細究過魯迅的收入，在民國，魯迅的收入當算是中上等的，魯迅除了置業家產以外，不亂花一分錢，對於一個鑽在錢眼裡的人，你以為魯迅對社會的和諧、對社會的進步，身體力行，做過多少為人稱道的好事呢。蓋棺一個人，不但要看他寫了什麼，還要看他說了什麼，最終評判，還要看他做了什麼。

你們說呢？

2021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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