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淺說東、西方小說的同和異 被中國冠於史詩性巨著的比如《白鹿原》，作品的精神根底就是姐夫朱先生的儒學，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里黃老玄學的那路數。反觀俄羅斯文學，你比如講《靜靜的頓河》《卡拉馬佐夫兄弟》，甚至《死魂靈》，這些著作的精神源頭，就完全來自於東正教，人對神的信仰。這裡面既看得見教旨的某類宏闊，也讀得出教義落實到個體，在個體自然人身上闡發出的幽微但潤澤人性的光芒，這在《死魂靈》那個農奴身上體現的尤其強烈。 總有有識之士對中國文學恨鐵不成鋼，但，我建議你戴着老花鏡仔細看看呢，西方文學中的那些鐵、鋼是些什麼成分構成的。不但要戴老花鏡，而且有條件還要拿起顯微鏡。毋庸置疑，文化深刻影響着人類自身，跳出狹窄的文學小說圈，這年月還能看到排隊場景的就在美領館歐領館，由落後文化向高階層文明流動，這是帶有自然屬性的人的本能意識，因為對高等級文明的欽羨，懷着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有了移民。肉身可以在一兩天之內完成身體和身份的轉變，仍而，人類自身遺憾之處在於，高階的文明向低一等的地方流動，並為這些地方接納吸收，沒有個三五十年，想都不要想。 文化的心態決定着文化的成長，文化的成長反過來調節文化的心態。一個最顯眼的例子，就是《悲慘世界》裡的冉阿讓。冉阿讓住在米里哀主教家，走時，還偷了主教家裡的一套銀器，當被警長抓住以後，米里哀主教卻又贈送他一對銀燭台，為冉阿讓解圍。 這種基督的救世情懷，在中國文化里，是不會有的。人類最高貴的品質是什麼，就是人類自身的精神高度。這裡體現出人文關懷的有幾個點。冉阿讓為姐姐家一雙兒女的飢餓去偷麵包，從而入獄，出獄後無處棲身，是米里哀主教收留他。我想當然認為，米里哀主教再怎麼也算是體面的中產吧，而在中國文化當中，體面的中產階層，鮮罕有收留陌生的底層勞動者。而當冉阿讓偷了他家的銀器以後，能再送出銀燭台解圍，就算中國的菩薩也不可能這麼做。就算中國拿了綠卡的菩薩也達不到如此境界。反而最大可能是咬牙切齒把冉阿讓五花大綁送去官府。 同樣類型，在俄羅斯文學當中，拉吉舍夫的《從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記》，這些二十六章可以單獨成篇的文字，其中《扎伊佐沃》就記述了一個退休的八等文官，買地收租，壓榨農民，其中一個兒子欺負鄰里新娘，父子四人與鄉鄰發生強烈衝突，被群毆打死以後，審理這一案件的庭長認為：殺人者被迫自衛，是無罪的。被殺者是罪有應得。人生來就是自由和平等的；人們為了生存，結為集體，自願把自己的天賦權利轉讓給集體，於是產生了社會權力和國家；國家應該保護公民的權利；如果法律不能保護公民，公民就可以運用自己的天賦權利”。俄羅斯雖然和某些國家有相同之處，但因為東正教的存在，信仰深入人們日常生活的細節，在俄羅斯不管如何底層，都會有一重權利意識。 從信仰角度講，同樣史詩性巨著，俄羅斯文學要優於中國文學。而諾貝爾文學獎是接近於這樣精神高度的標尺。我以為，一部作品，不管明喻也好暗喻也罷，第一是作品體現出的人類精神標高。其次才是寫作技巧，文本、結構、語言、手法……。外國的小說，特別是雨果那個時代前後的人，特別喜歡把情節，人物，事件，空間，這幾許關係安排的錯綜複雜、繁雜、蕪雜，作者弄得錯綜複雜，線頭有時作者自己也拎不清了，忘記了。而我們讀者，有時讀着就覺得這部分跟那部分似曾相識，而某些部分又顯得突兀、莫名所已。讀外國小說，最燒腦筋的就是這樣，人物，譜系複雜混亂，如果閱讀到多頭並行敘述的文本，文字鏡頭不斷地切換，眼花繚亂，那腦經里從頭讀到尾讀着始終一團霧水，永遠理不清頭緒。 譬如《悲慘世界》接下來敘述的卻是冉阿讓在做工廠主的時候救出了女工芳汀的女兒珂賽特，並用很長的篇幅寫了不是父女勝似婦女、不是爺孫勝似爺孫這麼個關係。並且闡發了一系列的故事情節。也許，處於工業革命時代裡，商品交換的頻繁，社會流動的增加，社會的急劇繁榮膨脹，個體的命運轉折也多了戲劇性的一面，作為讀者的我們沒有經歷過，就誤以為複雜。就像立國之初的美國，許多個人命運的巨大反差今天的人怎麼也想象不到。老實說，作為普通人，哪來這麼大起大落的人生境況，只覺得流年如水日子不知不覺就過去了。 冉阿讓和珂賽特這樣沒有血緣卻勝似血緣的家庭組合，這個在中國是難於想象的。現在地面上流行“二頭蹲”，結婚不再是單一的女方嫁到男方。當小倆口生育出第一個寶寶後，二親家為姓氏爭的不可開交。甚至第二胎，儘管父母、奶奶爺爺，外公外婆一脫裸色沒換，但是，常熟人還是覺得跟自家姓的小囡可親，對隨親家姓的小囡不假辭色明顯冷落。你看看，基督文明影響下的民情生態的高貴。人類是自私之極的物種，這在常熟人身上表現得尤其強烈。對比某些地方人性的淪喪，我聯想到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那種幾個人，為了生存，因為機緣，集合在一起，組成家庭集體，彼此之間從人性深處迸發出的舐犢之情，是人類自身基因自帶的真情，樸素純潔光華。看《小偷家族》，常使人淚流滿面。這類作品的好，確實能使人感覺到有信仰土地上文化所產生的力量，為自己的腦洞開了個天窗。日本人脫亞入歐，偷師西方，不但對西方文化精華學得一滴不漏，學一樣像一樣，而且陳中出新、平中現奇。一衣帶水韜晦空，一帶可航文明骨；愧煞流汗四十年，不見風浪不見錢。 《悲慘世界》最後冉阿讓的剋星沙威這樣的壞人因為懺悔而自殺，而這在中國文化中是不可相像的。我們只看見“壞人活千年，好人不長壽”，一個鐵面無私信奉法律的老警察，因為看到冉阿讓從壞人變為好人而陷入法理與人性的掙扎，最終投河自盡。面對要維護的社會秩序和人性的考驗，沙威找不到平衡點在花開花落的世界裡找不着北，中國文化里是絕跡無影的。中國人從來都是信奉活下去。哪有為了理想、信仰、神聖此類因為精神上無法自洽而自尋短見。冉阿讓因為隱瞞真實身份、套用他人身份一直在自責。而讀者不得不接受一個事實，“子欲養而親不待“，當珂賽特馬利於斯夫婦最終明白那個擁有“聞所未聞的德行”的冉阿讓的真實作為，並欲把他當作聖人和基督時，已經“親不待人”。逝者如斯夫，作為全書的靈魂人物的冉阿讓，一朝得解，全書立即出現了鬆動。外國小說當中如此這樣雷同的寫作方法，着實不少。這也是西方文學的某種局限。雖然能感覺出精神高度，但斧鑿的匠氣同時也如影隨形。匠作氣越濃，影響閱讀心情、帶壞對文本的吸收能力，還帶壞閱讀的感情和判斷力。雖是大家手筆，但間雜其間的凡夫俗字，也不在少數。所以勸大家不必過於迷信。外國的文學小說，類似於《悲慘世界》狄更斯《雙城記》這些固然大家名作，名動寰宇，確實有為常人企及不到的筆力，但也有西方對自身文明的梳理，和對自身文化的護短，還有西方對自家小說敝帚自珍的某些天然感情。 縱觀世界的文學，我的閱讀體會，日本文學精湛或曰精緻，南亞文學是撒哈拉，俄羅斯文學高大上也可說形而上，法國文學就像俄烏開打時馬克龍小丑式的竄訪，國家沒有大國的能量和體量，偏偏要充大佬的虛胖，英倫文學嚴謹到密不透風，欲面面俱到似乎又缺那麼一點；歐洲文學整體像一碗老地主在災荒是舍的粥，能插筷子，但終究是粥，俗話說“粥半夜”，不抗餓，一過半夜，常被餓醒，醒轉以後吃海鮮湯充飢。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文學，一碗白米飯，實錘，能填飽肚子，但也僅填飽肚子而已。最文學的地方數拉美，是寶庫，質量又高。世界文學質量的示範基地。拉美小說的爆炸是世界文學的大幸。拉美有我私淑的才氣靈氣雙峰的馬爾克斯。《霍亂時期的愛情》的才氣，《百年孤獨》的靈慧，沒有之一。打個不恰當的比喻，我讀《塵埃落定》《人面桃花》《無字》，一上來就感覺到那種豐沛充盈的才情撲面而來；讀《額爾古納河右岸》，整本小說都能感覺出日出朝陽前葉子上凝聚的朝露。而馬爾克斯卻意外地修煉成了才氣靈氣兼具的文精文怪，世所罕雙。我輕易很少佩服人，《百年孤獨》也並不是我最服膺的樣本，但對馬爾克斯，我是這麼看的。當然，馬爾克斯沒有請我吃過北京烤鴨或者常熟的雙澆面。 過往科學的成就、經驗、方法，能解釋人類社會過去發生過的一切事件嗎；能用來作為武器，解決人類未來所面臨的所有問題嗎。東、西方的文化，只有文字的不同，也有評判標尺的不同，本質上都是人類通過生活生產實踐對自身已知世界的發掘和對未知世界的探索。小說寫作尤其如此。小說，只是其中一樣工具。基督精神固然是人類的精神高度，但黃老道玄寓意的哲學自然觀，你能完全否定的一鈿不值嗎。而這個東西文化，不是簡單東風壓倒西方或者西風壓倒東風這樣無腦的二分法。還是那句話，讓凱撒的歸凱撒；讓上帝的歸上帝。只是現在人心浮躁，好的聽不進，名利不收手，臭的辨不清，壞的看不出，好的不堅守，香的一次性，文學成消費，只剩吃拉撒。 鼎鼎之鼎可悲得地方：靈魂浮士德。 2026年3月26日
（謝謝諸位不吝打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