寡言兄继续思考腐败与文化的关系，飞云兄讨论了政府是服务还是管制对于国家兴亡的重要性，而枫苑兄的“腐败症候群与中国式腐败”对腐败有很好的分类，具有较浓的学术气味，呵呵。我不是人文学术出生，只是一个理工科学子对文化比较有兴趣。在工作之余，如果能引起寡言和枫苑二位我佩服的思考者的进一步阐述，我就倍感荣幸了。

那时候的年轻学子哪知道中国只有从政一条道就够了。习老大走了红道不是也戴上了黑色的博士帽？李鹏走了红道，儿女不是也大把大把的黄色金子？中国自古以来，不和官府勾结的商人都是小本买卖的商贩。只有红顶商人才是大商人。

寡言把特权也视为腐败，这是完全正确的。很多人说毛时代的腐败比较轻，那是对腐败理解不深。毛时代的腐败才是要命的。大饥荒时期有特权的各级干部，哪怕是乡镇干部，都可以利用特权让自己及其家人免除饿死的命运。傅作义的弟弟从甘肃写信给做大官的他写信想利用一下哥哥的特权。傅作义不相信弟弟会那么饥饿而没有寄给粮票，结果弟弟饿死了。有特权在体制内就活，没特权在体制外就可能死。这种腐败，岂不是要命吗？

在我看来，中国腐败的一大原因是：中国人没有公私分明的意识。什么是公共事务，什么是个人领域，从古到今都没有详细划分过。黑格尔说中国是普遍奴隶制，大概就指中国人不敢说什么是自己的。任何人包括宰相，说抄你家就让你一切充公。灭你九族，都没有任何人会依据某种理念为你辩护。

个人，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里几乎没有。标准的中国人就是生活在一个关系网里的，而正常的聪明的中国人也是尽量去构建关系网的。在中国，虽然任何公共服务机构都有自己的公开服务范围，但是关系网的存在让这些服务内容都会变成工作人员的个人资源。构建关系网需要资源，很少有人会用自己的薪水去维护一个关系网。那么，她或者他的职务本来的服务内容就要故意成为稀缺资源，好给自己关系网里人以获得等价交换的利益来往。很多人把这叫做中国人的人情味。其实，这是盗贼的行为而不是人情味。她或者他为什么不给乞丐或者那些永远无法回报他们的人人情味呢？

我曾经认识一个中学校长来到海外照顾自己的孙子。他说在海外太清苦。在国内，他们十几个好朋友，有校长、铁路局局长、检察院院长等轮着坐庄，每周或者每个月聚会一次，沟通感情，多热闹啊。他说在国内他口袋里从来没有少过万元现金，随时请客吃饭（多好的人情味啊）。我问你怎么认识他们的？他说，铁路局长的孩子要进他做校长的重点中学，而且要进最好的班。他问我“你说，我能不给他办吗？”于是，顺理成章地认识了。而自然的，每逢春运，他都要替另外一些关系网的人问铁路局长要卧铺票。各位看官，你看这不是利益交换吗？校长掌握了教育资源，局长掌握了卧铺资源，法院掌握着法律资源。在公开的各个部门职能之外，有一个潜规则，那就是不能将手中的资源廉价卖掉了。为了构建关系网，必须将公共服务的门槛提高到一般人无法享受，而有关系资源的人才能用其他公共服务的资源来交换。

那个去公安局办护照十几次都办不成的事情，不就说明“办护照”这项简单服务必须成为紧俏资源才能和其他资源（比如钱）交换。当这个社会每个人都必须利用自己的职位，故意提高服务门槛让服务成为可以交换的资源，这个社会就陷入了每个人都腐败的境地。

试想，学校校长本来的责任是管理好学校，提高教学水平，让下一代人能顺利学习到人类积累的知识，并且让学生们成为守法有责任心的公民。现在倒好，校长利用教育资源给自己构建关系网，好解决自己乃至亲戚朋友的利益。他能安心做个好校长吗？

社会就像一个人体有很多组织器官，而每个器官又是由很多个人组成细胞完成相应的功能。现在每个细胞故意提高完成功能的门槛，让那个功能变得难以顺利完成。每个器官都不能顺畅地完成设定的功能，这个器官不是有腐败了吗？整个社会不是要得病了吗？

中国之病就在于每个人谋取自己职责之外除了工资以外的好处！法院不像法院，学校不像学校，研究所不像研究所，军队也不像军队，都成为“经商”机构。这样的国家，还敢号称自己崛起了，还敢叫板日本吗？我看，中共还是掂量一下自己的体制是不是一个能够发动战争的体制。

因此，中国人公私不分，没有普世价值，凡事都讲关系。聪明的人在公开的机构外构建关系网，依据潜规则而不是公开的法律法规规则来行事。每个中国人遇到事情第一反映就是找熟人、找亲戚、找朋友，因为公共资源已经被私有化为关系网了。因此，毫不客气地讲，中国人几乎个个是腐败分子。

中国的悲剧就在于：个人，迟迟没有在中国文化中出现。下次再谈谈，为什么中国人没有个人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