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苑兄的博文“瞿秋白：一个误入歧途的书生”，提供了像瞿秋白这样很多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如何被误导入暴力革命的歧途。这个观点引发了俺与嘎兄争论，这是我没有预先料到的。因此，今天忙里偷闲写几句我对中共的认识。我觉得中共可以分成三种截然不同的阶段。这三个阶段，中共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
第一阶段：从1921年到1927年，学院派中国共产党。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相约建党。不管后面是否得到了苏共和共产国际的资助，也就是现在说的是否得到“境外反华势力”的支持，最早的中共成员大多是学术界的知识分子。他们追求时髦的理论，喜欢哗众取宠地吸引眼球，就像现在的公知一样。马克思主义当时在西方也是一种时髦的理论，在中国引起兴趣，并且进行学术翻译介绍讨论。这一点不奇怪。我个人的观点，这些人有自己的学术自由权利去思考任何主义，钟情任何学说，鼓吹任何自己以为的真理。但是，他们也要许可反对他们的人有权利批判、批评他们。因为他们不拥有公共权力，因此他们干涉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机会比较少，不足担心。
插一句在这里。前一段，俺写了篇文章批评那个刘同学给电影“归来”扣上的“西方吹响摧垮中共意识形态的集结号”大帽子。立刻有许多人说我妨碍了刘同学的言论自由。这些人的思维之混乱，我有点吃惊啊。这些人脑子中有这样一个荒谬的观念：一个人的言论自由权==他的言论不受到质疑和批判的权利。如果一个人的言论、观点享受不受质疑的权利，这本身就是侵犯了那些不同意他的观点的人的言论自由啊？真的，说实在的，我对中国涌现出这么多受过教育的愚昧分子感到悲哀。
第二阶段：1927年到1976年，作为暴力集团的中国共产党。孙中山种下的大祸就是联俄联共，中共在苏共的唆使下企图在作为革命党的国民党内部篡权，蒋介石被迫清共，终结了学院派的中共。中共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创办中共的早期领导人大都要么被杀，要么边缘化。毛泽东为代表的土鳖知识分子逐渐占据中共的领导地位，将理想主义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中共变质成为一个暴力集团。这个暴力集团的最终目的不是主义而是政权。因此，他们很推崇列宁的那句话（大意如此）：为了最后的胜利，我们甚至可以和魔鬼合作。他们是实用主义的而不是理想主义的。毛泽东反感“言必称希腊”，一是反对苏共支持的王明，二是他根本不在乎马列学说的理论价值，他的目标就是获得权力。为了这个，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今天喊蒋介石万岁，明天喊打倒蒋介石的独裁；今天说中国的未来是美国式的民主，明天就说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暴力集团就是水浒传代表的那种邪恶力量，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破坏了蒋介石国民党设计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走向共和的发展道路。1949年，中共暴力获得执政权后，便开始撕毁它的面具，逐渐抛弃民主党派，甚至抛弃比它文明得多的苏共。本来，中国古代新王朝建立之后，一般进行角色转换。从一个武装暴力集团转变成官僚集团。但毛泽东没有本事完成这个转换，也许中国已经失去儒家学说这个可以利用的资源来转换，所以他一直没能从一个土匪头子过度到优雅的君王。他的好斗姿态从战争时期一直延续到他死去。因此，说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领导者是判断失误啊！让他在战争环境中成功的能力也阻碍了他在和平时期的成功。他的确是一个治国的庸才。
第三个阶段：1976年到今天，作为官僚集团的中国共产党。邓小平的伟大成就可以说是矮子里面拔将军。他完成的不过是把一个习惯动用暴力的集团转换成一个管理型的官僚集团，虽然中共的基因里还是有很强的暴力成分。比如六四时期，赵紫阳努力地避免中共暴力基因表现，试图让中共走向另外一条现代化政党的道路，但是失败了。毕竟，邓小平沾染更多的暴力解决问题的倾向。毛的残暴治国无能凸显了邓的高大。其实，任何仔细研究一下中国历史的人都看出来：邓小平不过是回复了中国历史上的官僚统治习惯而已。今天的中国更像唐宋元明清的中国，而毛时代的中国是特例，更像短命的秦朝。毛的暴戾荒诞的治国让邓只要采用平庸正常的治国理念就显得如此之伟大，真是历史的怪诞啊。我想，慈禧、李鸿章等人要比邓小平不知道聪明睿智多少啊。一座五六千米高的青藏高原上的山峰，看上去没有两三千米泰山的巍峨，因为外在环境不同啊。邓小平回到常识，便成就了他的伟大，运气真的太好了！
今天，中共已经彻底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丧失了早期学院派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但是骨子里还是暗含着毛泽东的暴戾。他们是不惜动用武力来保卫权力和财富的。而中国民间的暴力倾向也不比中共少。
在某些人看来，我是一贯反共也反华的。某种程度上，我是反华的。毛泽东在中国的成功乃是中国人的耻辱，就像德国人都该以希特勒为耻一样。中国文化骨子里太多错误的东西，让中国人潜意识迷信暴力，不相信现实利益之外的理想。知识分子就喜欢哗众取宠，还不甘心坐冷板凳，学点外文懂点新学说就像立刻应用到现实中以获得权力。这些都是儒家情怀，都是法家手段。中国人是围绕着权力起舞的人群，甚至可以讲没有真正学院派知识分子。一方面，中国最下流最无耻的政客们不允许学院派的学术自由，他们的政治嗅觉很敏锐要将一切不稳定因素扼杀在摇篮里；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阶层不是为了学问而学问，而是学而优则仕。孔子一边坐而论道，一边眼睛瞅着君王旁边那个帝王师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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