楓苑兄的博文“瞿秋白：一個誤入歧途的書生”，提供了像瞿秋白這樣很多早期中國共產黨人的理想主義情懷如何被誤導入暴力革命的歧途。這個觀點引發了俺與嘎兄爭論，這是我沒有預先料到的。因此，今天忙裡偷閒寫幾句我對中共的認識。我覺得中共可以分成三種截然不同的階段。這三個階段，中共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特徵。
第一階段：從1921年到1927年，學院派中國共產黨。李大釗、陳獨秀等人相約建黨。不管後面是否得到了蘇共和共產國際的資助，也就是現在說的是否得到“境外反華勢力”的支持，最早的中共成員大多是學術界的知識分子。他們追求時髦的理論，喜歡譁眾取寵地吸引眼球，就像現在的公知一樣。馬克思主義當時在西方也是一種時髦的理論，在中國引起興趣，並且進行學術翻譯介紹討論。這一點不奇怪。我個人的觀點，這些人有自己的學術自由權利去思考任何主義，鍾情任何學說，鼓吹任何自己以為的真理。但是，他們也要許可反對他們的人有權利批判、批評他們。因為他們不擁有公共權力，因此他們干涉學術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機會比較少，不足擔心。
插一句在這裡。前一段，俺寫了篇文章批評那個劉同學給電影“歸來”扣上的“西方吹響摧垮中共意識形態的集結號”大帽子。立刻有許多人說我妨礙了劉同學的言論自由。這些人的思維之混亂，我有點吃驚啊。這些人腦子中有這樣一個荒謬的觀念：一個人的言論自由權==他的言論不受到質疑和批判的權利。如果一個人的言論、觀點享受不受質疑的權利，這本身就是侵犯了那些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的言論自由啊？真的，說實在的，我對中國湧現出這麼多受過教育的愚昧分子感到悲哀。
第二階段：1927年到1976年，作為暴力集團的中國共產黨。孫中山種下的大禍就是聯俄聯共，中共在蘇共的唆使下企圖在作為革命黨的國民黨內部篡權，蔣介石被迫清共，終結了學院派的中共。中共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創辦中共的早期領導人大都要麼被殺，要麼邊緣化。毛澤東為代表的土鱉知識分子逐漸占據中共的領導地位，將理想主義的、學院派知識分子的中共變質成為一個暴力集團。這個暴力集團的最終目的不是主義而是政權。因此，他們很推崇列寧的那句話（大意如此）：為了最後的勝利，我們甚至可以和魔鬼合作。他們是實用主義的而不是理想主義的。毛澤東反感“言必稱希臘”，一是反對蘇共支持的王明，二是他根本不在乎馬列學說的理論價值，他的目標就是獲得權力。為了這個，他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今天喊蔣介石萬歲，明天喊打倒蔣介石的獨裁；今天說中國的未來是美國式的民主，明天就說人民民主專政。
這個暴力集團就是水滸傳代表的那種邪惡力量，打斷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破壞了蔣介石國民黨設計的“軍政、訓政、憲政”三個走向共和的發展道路。1949年，中共暴力獲得執政權後，便開始撕毀它的面具，逐漸拋棄民主黨派，甚至拋棄比它文明得多的蘇共。本來，中國古代新王朝建立之後，一般進行角色轉換。從一個武裝暴力集團轉變成官僚集團。但毛澤東沒有本事完成這個轉換，也許中國已經失去儒家學說這個可以利用的資源來轉換，所以他一直沒能從一個土匪頭子過度到優雅的君王。他的好鬥姿態從戰爭時期一直延續到他死去。因此，說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領導者是判斷失誤啊！讓他在戰爭環境中成功的能力也阻礙了他在和平時期的成功。他的確是一個治國的庸才。
第三個階段：1976年到今天，作為官僚集團的中國共產黨。鄧小平的偉大成就可以說是矮子裡面拔將軍。他完成的不過是把一個習慣動用暴力的集團轉換成一個管理型的官僚集團，雖然中共的基因里還是有很強的暴力成分。比如六四時期，趙紫陽努力地避免中共暴力基因表現，試圖讓中共走向另外一條現代化政黨的道路，但是失敗了。畢竟，鄧小平沾染更多的暴力解決問題的傾向。毛的殘暴治國無能凸顯了鄧的高大。其實，任何仔細研究一下中國歷史的人都看出來：鄧小平不過是回復了中國歷史上的官僚統治習慣而已。今天的中國更像唐宋元明清的中國，而毛時代的中國是特例，更像短命的秦朝。毛的暴戾荒誕的治國讓鄧只要採用平庸正常的治國理念就顯得如此之偉大，真是歷史的怪誕啊。我想，慈禧、李鴻章等人要比鄧小平不知道聰明睿智多少啊。一座五六千米高的青藏高原上的山峰，看上去沒有兩三千米泰山的巍峨，因為外在環境不同啊。鄧小平回到常識，便成就了他的偉大，運氣真的太好了！
今天，中共已經徹底成為一個利益集團，喪失了早期學院派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但是骨子裡還是暗含着毛澤東的暴戾。他們是不惜動用武力來保衛權力和財富的。而中國民間的暴力傾向也不比中共少。
在某些人看來，我是一貫反共也反華的。某種程度上，我是反華的。毛澤東在中國的成功乃是中國人的恥辱，就像德國人都該以希特勒為恥一樣。中國文化骨子裡太多錯誤的東西，讓中國人潛意識迷信暴力，不相信現實利益之外的理想。知識分子就喜歡譁眾取寵，還不甘心坐冷板凳，學點外文懂點新學說就像立刻應用到現實中以獲得權力。這些都是儒家情懷，都是法家手段。中國人是圍繞着權力起舞的人群，甚至可以講沒有真正學院派知識分子。一方面，中國最下流最無恥的政客們不允許學院派的學術自由，他們的政治嗅覺很敏銳要將一切不穩定因素扼殺在搖籃里；另一方面，中國的知識階層不是為了學問而學問，而是學而優則仕。孔子一邊坐而論道，一邊眼睛瞅着君王旁邊那個帝王師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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