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从自己的理解，评价了毛泽东的两大历史功绩，文革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是从个人的经历和中共的历史来观察的。要看清当前中国的状况，我们得拉远点镜头。跳出此山中，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让我们从整个中国的历史演变，主要是近代中国和西方文明的冲撞中，看看近代中国的困境。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小姑娘，被人任意打扮”，也有人说历史是一条被冰冻的河流，要靠我们的锄头斧子去挖掘其中冰藏的宝贝。人的独特性之一就是人有历史，有一代代人去记述自己或者先辈的故事，也要一代代人阅读思考重新解释过去的故事。因此，也有人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没有任何人不是用他有色的眼睛来看待历史，这个有色眼镜就是他的价值体系，也就是他的善恶标准。如果我们承认自己的有限，承认自己不是全知的，就不能不承认自己的眼光是有偏见的，自己的见解可能是错误的。

严谨的人会努力地把自己的观点统一在一个和谐自洽的思想体系中，而浅薄缺知的却常常自信十足地坚持自己的狭窄。智慧如苏格拉底还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很无知”，何况我们？但我还是要斗胆，努力用我目前的眼光去一窥中国近代历史的秘密，希望可以提供一种不同的思路，抛砖引玉吧。

秦始皇一统中国之后，分封诸侯的分权体制就渐渐让位于郡县体制的中央集权。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后面的历朝历代都在分封和集权之间挣扎，一个王朝建立之初，需要封王立候犒赏三军，然后就是消藩八王之乱之类和杯酒释兵权。我朝也是如此，建国之初，十大元帅十大大将很是荣耀，然后就是消藩，嘿嘿。架空了朱德，逼死了彭德怀和林彪，整死了贺龙，折磨死了陈毅。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可真应验了圣经传道书所言“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从这一点看，毛泽东建立的我朝是新中国吗？

五十年一小乱，两三百年一大乱，这就是古代中国的宿命。没有外力的作用，中国这个处于孤岛中的文明，就在这样的一个死循环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天下大乱，十室九空，然后休养生息，人口众多，再系统崩溃天下大乱。八十年代初，金观涛先生管这个现象为中国历史的大一统超稳定结构。陷在周期性政权更迭死循环的中国文明，自宋代达到高峰后，就一直在走下坡，分别两次亡国于蒙和满。当然，我们很心安理得，不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中国的文化根本没有动摇。科举还是共同的个人成功标准，官本位皇权专制政体毫不动摇，就是换个主子而已。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拉开了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冲突的序幕。四千英国士兵把数十万的清兵打得满地找牙，天朝被迫签订“南京条约”。中国人渐渐发现，日子“再也不能这样过，再也不能这样活”，这就是“千年未遇之危局”。中国文化再也无法像同化少数民族那样，把西洋野蛮人同化成中国文明的一部分了。

东西方文明的相撞是一个很好的样本，让我们一窥历史的轨迹。起初，中国有学识的官员认为中国的战败是因为敌人“船坚炮利”，因此有了洋务运动，开始了中国的管办或者官民合办的军工企业。农业文明的中国终于不得不开始了艰难的工业化。那个时代，没有几个人知道西方的情况，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还沉睡在科举的美梦中。三十几岁的慈禧掌握政权后，大力支持洋务派的自强运动，镇压了席卷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造就了同治中兴。对于一个生活在宫廷中的年轻女人来讲，这不能不称为一个伟业。然而，光是科学技术层面的器物改革，无法让一个老旧的中国焕发活力。

甲午海战的失败让一部分中国人，认识到中国的要自强不仅仅需要科学技术，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1898年激进却十分粗糙的戊戌变法失败了，但没有过几年，几乎所有的人都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学习日本，要君主立宪。1905年慈禧废除科举制，鼓励新学，派出大臣考察西方各国的政体，准备君主立宪。但是，满汉官员之间的不信任，让清政府改革的步伐跟不上地方大员和体制外知识分子的紧迫要求。清政府最终葬送在自己建立起来的现代化新军手中，袁世凯利用革命党和自己手中的军队逼迫清廷逊位，窃取了政权。

中国文明面对西方文明的挑战，不能不在很多方面调整回应。在经济层面上，首先建立了国有工业基础，然后向私有经济体制过渡；在政治上，开始从皇权专制到君主立宪；在对外关系上，开始了建立大使馆；在教育上，开始兴起新式学堂，大力引进科学技术；在军事上，建立北洋水师和新军这样的现代化历程。许多拥毛的人说，毛时代成就多么大，拥有多少中国第一次，其实慈禧统治下清政府更是创造了多少中国的第一次，第一条铁路，第一个造船厂，第一个电报系统，第一个股份制企业（股票交易）等等，太多了。清朝还有第一次实现了君主立宪，虽然被认为是虚假的。

由于很多因素主要是各种利益冲突和满汉矛盾，中国自强的现代化过程不容易，最后导致了军阀混战局面，让现代化历程受阻。经过八年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人民渴望能够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但好事多磨，中国人的苦难还没有完。

 毛泽东为代表的旧势力逆转了中国改革开放融入现代文明的历程，他重新锁国，赶走了外国企业，把私营经济重新收为国有，打击民主自由思想，让奴性文化又一次抬头。同时，外国文学和学术著作停止出版，许多著作被销毁。甚至，毛切断了和苏联的关系。只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这样几个毫无文化建树的国家的电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放映着。人民的思想又一次被愚化了，中国的大门又一次关闭了，重新成为一个信息孤岛。

1980年的中国基本回到了1900年的中国，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又一次陌生了，大多数中国民众都以为自己生活在最伟大的国家，要支援亚非拉国家，过上我们一样的幸福生活。因此，当国门再次打开时，中国人又一次睁眼看世界，发现自己是多么寒酸和愚昧。

整个八十年代，西方的思潮一波又一波地席卷校园，不管什么专业的大学生，都如饥似渴地阅读萨特、尼采、弗洛伊德等人的作品，仿佛要重新认识世界。现在的大学生想象不到那时人们的激情，女排获得世界冠军，北大学子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要把毛泽东时代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大家都在如饥似渴地读书，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当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否定毛泽东的时候，很多80后或者90后的年轻人觉得我们不爱国。其实， 我们否定毛泽东，就是为了中国不要 “吃二遍苦，受二遍罪”。毛泽东代表的势力和思潮有很深的中国传统根源，与中国数千年的皇权思想有关。袁世凯、张勋要复辟帝制，孙中山蒋介石都或多或少地有帝王倾向，而毛泽东更是一个没有称帝的帝王。邓小平也是一样有帝王思想，不然，他不会说，毛是第一代领导核心，他是第二代。现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不过又一次地洋务运动。下一个历史大循环是不是又要开始了？现在的中国是不是有点像清末和民国时期？

毛泽东实现了隐性帝制，这比传统的显性帝制更糟，因为他更没有安全感。日本明治维新可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天皇具有绝对的权威，天皇不需要操心别人会取而代之。因此，他可以比较公正地处理大的方针，放心地任用有才能的人，而不需要整天防着大臣。一旦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有偏差或者有激烈的分歧，天皇并不用下台，只需撤换主要内阁成员，这样国家是比较稳定的。（记得芦笛有一帖“含泪恳请胡温走出恐惧”，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嘿嘿。）

中国近代遭遇了西方文明的强有力的冲击，首先在器物层面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开始洋务运动，然后在政治方面遇到专制体制的阻碍，力图君主立宪和走向共和，但至今没有成功，但这条路又是不能不走的。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皇权奴性思想还占据着大多数中国人的头脑，毛泽东代表的中共革命是王朝的复辟，而邓小平面对文革带来的灾难，不能不开始了新一轮的洋务运动。

否定毛，就是要否定隐藏的帝王将相思想，这种思想流淌在每个中国文化浸染的人心中。每个拥护毛泽东的人，都是这种历史意识的俘虏。不破除这种帝王意识（也是奴才意识），洋务运动就无法过渡到民主宪政，一个民主、尊重个人自由、有创造力的中国就没法诞生。拥毛派的重新出现，是否预示着中国的新一轮灾难又要来临？

总结：

                    秦始皇开创了一个新的政治局面，从分封诸侯变成了中央集权。数千年来，由于没有更高层次的外来文明的影响（参见拙作“中国是一个岛国”，11月2009年），中国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中打转。

                    现代中国面对西方文明的压力，必须从中央集权体制过渡到民主分权现代政治，否则高效的市场经济建立不起来，只会产生低效的官商勾结经济制度。在这个挣扎过程中，几代中国人付出了极大的灾难性的痛苦代价。从1840年以来，中国人试验了很多思想和主义，但传统的皇权专制总是假借貌似新的思潮，改头换面地出现，老酒总是装在新瓶中。集权政治像幽灵一样，死缠着中国人的心灵，严重阻碍着中国迈向政治文明。

                    毛泽东不是顺应历史潮流的伟人，相反，他是中央集权体制的复辟者。他的成功是中国文化的顽强抵抗外来文化的产物。虽然他的政治政策和著作都消失的很快，但重新出现毛泽东式的人物不是没有可能，因为中国人目前仍然有很强的皇权倾向，奴性意识。巨大的危机就在中国的前面，洋务式的改革开放，似乎已经要走到尽头，但新的理性、崇尚民主宪政的群体还太弱小。改革造成了新的危机局面，而如何开辟民主自由的道路是中国躲不过去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