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六四，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中很重要的一页。作为一个激进的学生政治运动，它激励了很多人，也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轨迹。有一次，听庄祖鲲牧师布道，介绍他放弃台湾化工研究所的管理职务，舍弃了自己化工博士的学术背景，毅然走上传讲福音的道路，就是因为六四事件的刺激。他说，当北京镇压的枪声响起的时候，他有感于当代中国青年思想上的迷失和混乱，觉得自己有责任去做点工作去影响中国的年轻人。的确，多少学子从枪声中惊醒，开始思考中国的命运。 我还是坚持，历史是活生生的，就活在我们的心中。表面上，明代已经离我们很远，但只要你仔细考察一下朱元璋建立的制度及其背后的考量，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很多行为很多潜规则都是那个时代的延续。有一句话叫做，让历史告诉未来。历史的确可以透露出未来的蛛丝马迹。我们今天关心的问题，比如是否海归，都牵扯到我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心。如果你觉得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就是超级大国，那么你不海归干什么？相反，你对中国的未来不抱乐观态度，你对海归就会持谨慎小心的态度。对于未来的不同预期，将决定我们的命运。但是，未来的预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历史的看法。 在六四之前，我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乐观。改革开放带来了社会的一天天繁荣，餐桌上好吃的东西越来越多。作为一个少年人，还不怎么理解喇叭里说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甚至不理解“清除精神污染”背后的含义。“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梦想着成为一个科学家，像父亲说的，要为国家搞最尖端的科研。是六四的枪声，惊醒了我，让我开始了人文方面的阅读和思考。 被掩盖和歪曲的历史，需要每个当事人用他的诚实来表述。当然，我的记忆可能有错，而且更关键的是，我的信息是那么有限。我只能用一双眼睛来观察，一双耳朵来聆听，和一个头脑来处理接收到的信息。我不能说我说的都是真的，但绝对保证我试图说出我认为的真实。
2. 八六科大学潮是八九学潮的先声 现在三十几岁的人，即使知道六四运动这个名词，也不大知道86年学潮。岂不知86年学潮是89年学潮的铺垫。而我就处于86年学潮的发源地：中国科大。当时，科大被称为科学家的摇篮。科大人也是一个个牛气冲天。八十年代的科大，高考成绩全国最高；科大人也常常自称和北大清华并列中国最高学府。但是，86年的科大没有在科学上取得突破，而是在学潮上领先了一把。 1986年11月底，在科大二教门口贴出了一张大字报。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一个叫刘火林的学生贴出了一张抗议合肥西市区人大代表的大字报。在这之前，学校贴出了合肥西市区人大代表候选人名单，其中有老人、有年轻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似乎照顾到了各个阶层，但唯独没有照顾到我们的知情权。因此，刘同学指出这些候选人都是学生不熟悉的，他们也从来没有公开说明他们当选后，怎样为我们做事，我们需要一次真正的选举！我们不要“橡皮图章”。刘同学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一冲动点燃了一把火，导致了科大方励之副校长被贬和胡耀邦的下台，为89年胡耀邦意外去世启动89学运埋下了伏笔。 当天中午，在科大的布告栏就出现了数十张的大字报支持刘同学，并且呼吁大家晚上九点在图书馆门前的草地展开讨论。我和几个同学在教室里自习。9点一到，学生们都涌向图书馆。几个人一堆，十几个人一群，围在一起，讨论、争辩民主选举问题。我那时还是一个无比幼稚的家伙，只是在边上听着。渐渐地，形成了两个不同的主张。一个主张说，我们要争取一次公平竞争选举，好做整个中国的榜样。如果我们，中国最高学府之一，都无法进行一次公开、公正的竞选的话，怎么能说民主选举适合中国呢？这一派当时被称为“鸽派”。我清楚地记得一个“鸽派”的同学，含着眼泪滴说“从小到大，我都没有经历过一次真正选举”。 另外一派学生，争辩说，我们力量太小，一次成功的自由竞争的选举不足以改变现实。我们要游行示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主张，这样才能迅速改变中国僵化的体制。这一派被称为“鹰派”。正辩论着，一个老师摸样的人，走过来说：同学们，这么多人站在这里影响不好。要不，我们都去一个二教的会议厅吧。于是，大家涌向会议厅，坐在那里，就见一个个同学走上去说出自己的想法，试图影响大家。结果，“鸽派”和“鹰派”激烈争论。虽然我从小就受父亲影响，很喜欢谈论政治，但我对任何冲突都很反感，就越看越觉得无趣。当天的辩论最后也不了了之了。 又过了几天，班里本来对这件事不热心的人突然说，晚上要在大礼堂举行合肥西市区人大代表的竞选，谁都可以上去发表自己的见解，争取提名。本来热心的我，现在反而觉得学生闹不成事，就照样去教学楼晚自习去了。 晚上回来，就见好多同学在兴奋地谈论当天晚上的辩论。从他们的口中，我得知当天晚上实践了“鸽派”的主张，若干能言善辩的学生和老师脱颖而出，成为学校推选的人大代表候选人，其中就有温元凯教授。 现在很多人不知道温元凯教授，但在八十年代，温元凯是少数几个改革开放的鼓吹者之一。我们高中时代，就曾经在课堂上听录音机播放温元凯的讲话，呼吁改革，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才到科大，我也曾挤进报告厅听温元凯“东欧归来话改革”的“学术”报告。在八十年代初，三十几岁的温元凯是中国最年轻的副教授。但是，当选的温教授并不支持学生们的行动。他告诫学生要冷静，中国大多数农民和工人并不知道什么是民主，他们也没有感受到民主的紧迫性。倒是听说方励之副校长说：今天，从你们身上我看见了中国美好的未来。这让学生深受鼓舞。 似乎，“鸽派”的主张获得了支持，但“鹰派”的想法并不会轻易就放弃。第二天，在布告栏上又出现了大字报，呼吁大家中午在图书馆集合要向整个社会表明我们要民主共和的意愿。教学楼上也出现了标语，“要民主，要共和”等字样。 记得好像是12月5号，中午吃完饭，很多学生开始聚集在图书馆门前。各个系的系旗都拿了出来，挥舞起来凝聚人气。这时，突然有人说:方校长来了！掌声雷动。我挤不到前边，就站在远处观看。方励之好像身穿中山装，面带忧郁。他拿着话筒，开始向学生们喊话。他说，同学们的心意和想法，他都支持和理解，但不要上街游行，因为文革期间的游行已经给人们一个很坏的印象。游行，并不能达到你们启蒙民众的目的，相反还给他人以把柄。你们能保证不出现打砸抢的事情吗？方励之是苦口婆心，大多数学生也是犹豫不决。少数学生挥舞系旗，开始鼓动，绕着图书馆转了一圈，人群开始冲动起来。很多人，包括我，出于对游行示威的好奇，加入了行列走出了校园。 沿街，我们呼喊口号，要民主要自由要共和。我看到的却是市民眼中的困惑：你们在干什么？几天后，我到一个住在合肥的、父母的朋友家，他问“你们科大学生是不是对领导不满去游行了？”记者拿着摄像机在路边照着，很多学生很想出风头，故意凑到摄像机前。唉，现在想来，任何人群的集体活动很大程度上都是包含非理性成分的。当年的我，不也是很喜欢出风头吗？这次游行，我都不知道走了哪些地方。86年，合肥，对于我还是那么陌生。包公祠、逍遥津、四牌楼、城隍庙、省政府礼堂这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只是从火车站坐1路车到金寨路的校门口。 游行之后，石沉大海，似乎一点效果也没有。我们仍然继续上课，占座位，晚自习。科大的本科是枯燥的，似乎每个人都梦想着成为爱因斯坦。很多人在准备李政道发起的赴美物理学考试，科大每年都囊获全国70人的一半。后来，出了一个北大的卢刚枪杀科大的山林华的轰动事件。他俩都是拿了那个赴美物理学奖学金，都是全国选拔出来的尖子里的尖子，每年70人中的一员。人啊，何必这样钻牛角尖呢？ 然而，忽然之间，大家开始收听美国之音了。从美国之音，我诧异地听到，几万上海大学生在外滩静坐要民主自由。全国十几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记得好像有西安、天津、北京、广州、郑州等等。这时，我才感觉到毛主席那句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什么意思。科大点了一把火，就歇菜了。书，还是继续读；课，还是继续上。没有想到，上海那边把火给调旺了。 3． 方励之被贬 于是，科大有人组织起来，又一次游行到了市政府广场。我上完晚自习，回到宿舍，一个同学鼓动去看看静坐在广场的科大同学。俺就坐了公交车去了。只见稀稀拉拉一百人不到，还有很多工人阶级弟兄在和学生讨论。 又过了几天，有人在各个宿舍楼呼喊，说方校长要被撤职了，叫大家集合保卫方励之校长。科大的四牌楼，相当于北大的三角地，是历次学生运动的策源地。那天晚上，人山人海，系旗舞动，人声鼎沸。大喇叭突然广播，说有重要中央文件传达，请各系到指定地点集合，由各系党支部书记传达。科大学生还是很老实本分的，都集中到各个教室或者会议室。 我们系党支部书记拿着几张纸，开始宣读邓小平的讲话。邓说“紫阳、耀邦，今天请你们来，就是要谈谈学潮问题。俗话说得好，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必要的时候，要动用武力，不要怕流血。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不是早就说要开除，怎么现在还没有开除？…….”我都是我记忆中邓的话，不保证次序。这让我很震惊，邓的语气里透露出杀气腾腾。学生们气坏了，大家一起使劲拍着桌子，表示抗议。但终归无奈，过了几天，新闻联播播出胡耀邦辞去总书记职务，赵紫阳总理兼任总书记，李鹏成为第一副总理，接替之势十分明显。1987年1月13日，我们考完试，回家过年，学潮就这样被邓小平杀气腾腾的语气给强压下去。 方励之的副校长职务都被免，调任北京天文台作研究员；管惟炎校长负有管理不善的责任，也被免职，似乎是调到中科院物理所任研究员。温元凯因为大礼堂的那一番讲话，而侥幸漏网，没有被触及，但89年学潮，他就不能幸免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