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俄和國民黨的監獄通常針對個人。 斯大林和毛時代則實行連坐。 一個人不認罪,妻子、孩子、兄弟姐妹都可能被捕。 很多人不是為自己簽字,而是為家人簽字。 這一點與傳統專制確實不同,它更接近一種總體性控制。 從蘇聯到中國,也確實能看到這些繼承關係。 例如高崗、彭德懷、劉少奇、陶鑄等人的遭遇,都帶有類似特點: 不是簡單消滅肉體;而是先摧毀政治人格。 要讓當事人承認: 我有問題;我的思想有問題;我的歷史也有問題;甚至我一生都錯了。這種“自我否定”比單純坐牢更痛苦。 斯大林時期的大清洗,核心是國家安全機關主導的秘密警察政治。而中國尤其在“文革”時期,則進一步發展出群眾運動式批判。 許多時候不只是組織審查你,而是熟人、學生、下屬、鄰居一起參與。 這種社會性羞辱的強度,某些方面甚至超過秘密審訊。 因此很多親歷者後來回憶時都會說: 最難受的不是挨打,而是被迫否定自己的一生。 從歷史角度看,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 很多老革命在面對外部敵人時極其勇敢,卻在面對自己所信仰的組織時格外脆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