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错， 西哈努克在小轿车内频频挥手的影像，是那个年代留下的一种独特符号。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既充满理想主义激情，又带着某种愤怒而倔强的孤独感。西哈、霍查和金日成这些人物，放在今天回头看，确实是研究中国外交史时绕不开的话题。对于当年某些外交决策的得失，学界和民间一直存在不少争论。

周长期被视为新中国外交的重要奠基者，号称近代史上两个半会办外交的人之一，他的外事无小事和以大事小，不惜饿死几千万人，确实值得反思和讨论。季羡林晚年的一些议论之所以引人关注，不在于他给出了最终答案，而在于他敢于顺竿爬提出问题。因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之一，就是对历史经验进行反思，而不是把任何历史人物或历史决策神圣化。至于他说开国皇帝多数流氓，守成皇帝往往事业有成，也是当时的朝廷乐于听到的溢美之词。

乔和季走的是两条路，但乔后来政治上倒霉了，两人就渐行渐远了。相反，季和胡乔木也走的是两条路，但胡一直走红，对季事业上多方提携，便成了精神上的闺蜜。穷在深山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胡欣赏季的学问，季感激胡的提携。人之常情，难免脱俗啊。

说到底，人与人的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往往不多。共同经历过青年时代是一回事，几十年后还能不能保持同样亲密的关系，则是另一回事了。不像丁玲沈从文那样活成仇敌，已经算是人精和智者了。

“胡适，乔冠华，巫宁坤，都没有拿博士文凭就急忙回国，是有更好的位置等着他们吗？”

胡适或许还真有一点“学成即用”的意味。以他当时的声望和能力，即便没有拿到最终博士文凭，回国后也不愁没有位置可去。就如同那个五号，回来的造业回来的巧，利益均沾，成了我党一切的创始人。

乔冠华和巫宁坤的情况，未必能简单理解为有更好的位置等着他们。尤其是乔冠华1936年回国时，不过二十多岁，后来能够进入中共系统并成长为外交部长，当时恐怕连他自己都未必能预料得到。巫宁坤回国时更是如此，放弃的是相对安稳的学术道路，迎接他的并不是什么现成的高位。

那个时代的许多留学生，其实都有一种很强烈的时代使命感。九一八之后、抗战爆发前后，国家危亡、学成报国几乎成为一代知识青年的共同语言。在这样的氛围下，个人前途、学位文凭甚至学术理想，往往都要让位于时代召唤。今天回头看，难免会觉得有些冲动，甚至有些不值；例如那个后来被打成右派的陈碧笙，是从事抗日活动被早稻田大学开除了的。但置身当时的历史环境，很多人确实是真心相信自己应该回来做点什么。

所以我倒觉得，与其说是有更好的位置等着他们，不如说是当时的舆论、时代气氛和个人理想共同作用，把他们推上了回国这条路。后来各人的命运天差地别，有人成为名人，有人成为牺牲品，有人两者兼而有之，但在踏上归途的那一刻，未必有人能预见自己的结局。

哈哈，确实有一点名人效应的味道。图宾根大学2013年补发博士证书，与宾大后来补授林徽因建筑学位，在逻辑上多少有些相似：既是历史档案的整理与纠正，难免带有学校以杰出校友为荣，校友也为母校增光的双向成就意味。这类事情在欧美大学其实并不少见。

谢谢考据。乔冠华研究庄子，确实选了一个很有优势的题目。对于一个受过良好中国传统文化训练的中国学生来说，研究庄子与研究康德、黑格尔相比，语言和文献上的门槛显然低得多。再加上德国当时的人文学科博士培养模式与今天不同，更强调论文本身，因此其较短时间完成学位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当时中国学子的风尚，是去欧美讲老庄，回中国讲康黑，去英美讲法语，去欧洲讲英语，八面玲珑，里外通吃。

不过话说回来，能够通过图宾根大学的论文评审和答辩，总还是需要真本事的。说他占了题目选择的巧、占了制度环境的便宜，或许可以讨论；直接说成考试作弊或注水，证据恐怕也不足。

倒是季羡林的情况很有意思。季本人先学经济，后转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东方语言，专业几经变动，又赶上战争滞留德国多年，确实走的是一条最笨也最扎实的路子。所以他看到乔冠华这样的人物，多少有点我磨一剑用十年，你一年多就出师的复杂心情，也不奇怪。从他1935年的日记看，对乔冠华好大言以及考试取巧的评价，似乎已经流露出几分不以为然了。

据说乔冠华在图宾根大学已经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的哲学思想。

你提到他只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博士学位，我想是不是人文科学在德国做博士可能时间短一些，另外中国人写庄子的哲学思想估计比较顺手。这样时间上比理工科的博士学位要短很多。

但据有关考证乔冠华在1936年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的评审和答辩。

按照德国高校的传统，通过答辩后，申请人必须正式出版/提交论文文本，学校才会正式颁发博士学位证书，此时才能合法使用“博士（Dr.）”头衔。1936年乔冠华由于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在未及领取证书的情况下便毅然回国投身抗战。

因为缺少了最后颁发证书的程序，他的 Promotion（攻读博士学位） 在官方档案中曾处于“未完结”的状态。直到 2013年，德国图宾根大学校方在核实历史档案后，确认其学术成果和答辩完全合规，正式向其家属补发了博士学位证书（Dr. phil），为他当年的 Promotion 画上了法定的句号。 这当然有政治顺水人情的一面，也有乔冠华才华横溢的一面。

西哈努克在小轿车内挥手的影像，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符号

那时，中国在世界上愤怒地孤独，他的经常出现，似乎为了证明那个口号：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乔冠华和季羡林是两个世界的人，性格·精神都相异，只是偶然在空间遇到而已，之后各走各路

胡适，乔冠华，巫宁坤，都没有拿博士文凭就急忙回国，是有更好的位置等着他们吗？

谢谢湖博的资料补充。

德国传统大学体系的博士学位，历来与英美模式有所不同。季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曾不止一次谈到德国博士培养制度，对其学术要求和含金量颇为推崇，带有几分德国派学人的自豪感。按照当年的德国制度，博士并不完全以修业年限衡量，而更看重导师认可和论文质量，因此德国博士在留学生圈子里往往享有较高声望。

乔冠华的博士学位据说仅用一年半左右便获得，在当时确实算得上效率惊人。至于其中究竟是个人才华出众、还是德国大学制度本身所致，外人已难详知。不过，从季羡林早年的日记和后来零星的回忆来看，他对乔冠华似乎始终存有几分保留态度。季羡林自己在德国前后辗转近十年，属于典型的板凳坐得十年冷类型，与乔冠华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因此难免会有不同观感。

与乔冠华一同回国投身抗战的留德学生中，记得还有朱江户。朱江户是江西人，出身名门，为帝师朱益藩之孙，属于典型的世家子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留德学生群体，本就汇集了寒门学子、名门之后、文学青年和政治才俊等各色人物，后来的人生际遇也大不相同。

多谢席琳分享。图宾根 (Tübingen)大学和哥廷根 (Göttingen)大学在德国都是非常著名的大学。

乔冠华就读图宾根大学，季羡林就读哥廷根大学，都属于学霸型的学生。后来他们在各自领域成就都很大。

图宾根大学的历史早于哥廷根大学200多年。图宾根大学出现的著名人物有哲学家黑格尔、诗人荷尔德林、天文学家开普勒；哥廷根大学出现的著名人物有数学家高斯、物理学家海森堡。这些人物都是划时代的。有趣的是二战以后，德国很少出现以上同等级别的重量级人物。

季羡林在1935年10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乔人还不坏，唯好大言，对别人还可以，对我大可不必，因为你有多大本事，我一眼就看透了。”

是的，做政治和统战工作，无出我党之右者。类似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例如：

从统战工作的角度看，最成功的做法不是创造一个虚假的人物，而是选择一个真实的社会认可度高的人物，然后将其象征意义不断放大。而且，季老也曾多次谈到自己经历过的动荡年代，即使他明白自己被赋予了某种象征角色，也未必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所以，与其说他是被统战，不如说他和体制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二者一拍即合，各取所需：

大概是崔永元爆料朱军的原话：那个傻X，还挺配合的

语言是其次,是what。更重要的是why & how.

LLM AI 早就可以代替我党各层次的文胆了。缩编１０倍到１００倍，我党的文海洗脑战术战略更加便靓正。

>>并且季羡林因为出身孤寒，容易受人利用，不像钱钟书任继愈那样有天然抵御世俗与功名利诱的能力 ....季羡林从校园的一位默默学者，成为中央领导关注的对像，一举推到社会顶峰，

看来我党还是很老谋深算的。虽然我设计和指导我党网络大外宣几十年，但除此以外，对我党在其它战线上的深谋远虑处心积虑还是认识很少。当然，我对政治也没有那么多的兴趣和时间。

季大师运用的语言，可以做中宣部训练政委的课本了。

哈，哈。

按照季羡林学生张曼菱的说法，晚年的季羡林，已经是在白云深处，飘飘然，身不由己了：

“季羡林并不像世俗想象的，总生活在闹热红火之中；也不是总在思索和讲着格言式的话语。有的老人羡慕季羡林入住301医院，得到最精确的护理救治。然而先生自从入院，已经失去他最后的私人空间。本来孤行于东方文化中的他，可以依托着北大校园之晨昏，寄寓于窗外荷塘；还有师生来访之情趣，和他的猫儿；尚有着他生命最后提炼的内容。他一直想回校园。但人们告诉我，由于在301医院无菌的病房里住久了，他一回北大就会发烧。校医院也不敢负其责。于是只有长住301了。”

而且季羡林是北大按照国家的要求，特意树立的典型：

“季去世后，我专程访问过原北大领导王学珍。他告诉我，季羡林从校园的一位默默学者，成为中央领导关注的对像，一举推到社会顶峰，是北大应“上面”要求推荐的。这就是那些“桂冠”的由来，这是中国政治的一贯的思路”。

以及：

"那次去301医院，因我眼疾，行动不便，由在京念书的小侄陪同前往。我与他谈过：看一个大事件，一定要放到大时代里去看，而不是用小范围小原则可以解释的。将季奉为圣贤楷模的社会现象，我认为是当局“维稳”的一个举措。而季羡林心知肚明，配合之。小侄认同此见。他说，季见过中国的乱世，所以他也希望“维稳”。"

并且季羡林因为出身孤寒，容易受人利用，不像钱钟书任继愈那样有天然抵御世俗与功名利诱的能力：

”在中国也没有几个人能与钱先生的优越家境与才华相比拟。这个起点和成长过程的巨大反差，也决定了季的眼界、魄力、和自由度，从学问到生活，季羡林由于先天的单薄，容易被人利用驱使；远不如钱钟书的成熟，理智，谋略、善于成就与保全自己。”

>>他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周恩来的外交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

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人？

封某某某“X倾YZ主义”在中共体系中从来是至尊如主席的特权。

除非，他受主席指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