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與川普勝選給了自由主義傾向的媒體一個當頭棒喝：醒一醒，你們這些傻子！美國選民如何能夠全然不顧那麼多專家、政治八卦家和事實核對家的警告呢？它們幾乎眾口一詞地回答說：我們生活在一個以後事實政治為特徵的年代。經過像《福布斯》、《紐約時報》這些重要媒體的傳播，“後真相”最近被牛津字典評為年度熱詞。《郝芬頓郵報》最近發表的給美國貼上“後真相國家”標籤的一篇觀點文章，簡潔地陳述了這一觀點：“未來最大的問題不是政治上的、不是經濟上的、甚至也不是理性的，而是事實與虛構之間的戰爭。”
自由主義寫手們忙着寫作後真相的不同版本：社交媒體的回音室效應【1】，假新聞流行，公眾對政治謊言的無動於衷，或者千禧世代【2】的問題，等等，來解釋英國與美國2016年的政治動向。然而他們一致同意：選民和政客越來越多地否認事實、操縱真相，且根據情緒而不是專業能力來做判斷。
他們看來也不知道下面這個問題的答案：我們是如何進入這樣一個後事實世界的？ 或者說，此前的那個事實的世界是在什麼時候結束的？是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間嗎？那時候全世界都在討論無中生有的大規模殺傷武器，然後都被騙參與了戰爭【3】？還是在九十年代？那個萊文斯基醜聞席捲各家報紙，且美國陷入對超級罪犯【4】和可卡因嬰兒【5】的恐慌中的年代？或者是在里根政府的八十年代？政府掩蓋的那些秘密如中美洲戰爭【6】、伊朗門事件【7】、和拒絕承認艾滋病流行？又或者我們需要回到更早以前: 回到尼克松“我不是一個騙子”【8】的七十年代，華萊士法律與秩序【9】的六十年代，還是麥卡錫的“獵紅”的五十年代 【10】 ?
事實上，以上事實偏偏不支持所謂我們突然進入後事實世界的觀點。反動的恐慌、集體的歇斯底里、和政治上的操控手法早就存在於我們的世界裡。因此，對於流行的所謂俄國支持的假新聞【11】或者認為社交媒體讓希拉里輸掉了競選的看法，我們應該保持懷疑的態度。
事實上，自由派對真相政治的懷舊看來是用以掩蓋他們自己與真相之間的緊張關係的。在實施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方面，本該誠實的那些自由派技術官僚和經理與他們對等的右翼技術官僚和經理一樣積極。他們依靠某些事實來偷換那些他們拒絕承認的有形的真相。
別無選擇
自由派這一懷舊的中心似乎是九十年代。和所有的懷舊一樣，這是對從未存在的過去的懷舊。在柏林牆倒塌【12】以及激進政治退潮之後，撒切爾夫人的口號“別無選擇”成了事實。雖然在今天看來，福山【13】所謂“歷史終結”的看法看來是相當荒謬的。但是曾經有一段時間，他和撒切爾夫人描述了一個曾經有過的世界：那些分裂西方世界精英人士的政治問題不存在了，政客們要做的只是仔細檢查事實，然後執行最好的政策。
然而，這種對事實的技術官僚般的痴迷，是建立在一種後真相的假定之上的。這種假定始於如下信念：經濟自由主義的價值觀——比如擁有私有財產的權利、肯定私利的正當性、以及形式上自由但物質上不平等，等等——最為準確地描述了人性。在此基礎上，自由主義的經濟學全力投入要在歷史中實現人性，並把這一運動定性為進步的。
九十年代，從冷戰中撤下來的自由主義回到了它正統的優質管理的位置上。表面上看來在事實之戰中獲勝的自由派從此不再把民主視為辯論的場所，而把它視為市場。他們政策產品的設計都以贏得最廣泛階層選民的支持為目標，同時沿着資本主義定義的進步路線發展。依靠以事實為本的方法，比如用調研小組和選民調查搜集數據等，他們部署迪克·莫里斯發展的三角戰略，把候選人比爾·克林頓置於政治左右兩分之上，占據政治中間派的位置。
曾經，經濟和文化界的精英們一致同意：人力資源管理和多元化管理，加上企業的社會責任，將會解決對女性和有色人士的歧視問題。第一個互聯網泡沫和知識經濟的出現曾經讓人們相信：教育將會最終抹掉階級差異。
中間派技術官僚如比爾·克林頓和托尼·布萊爾是這個事實社會的先鋒。他們寧可討論公共部門的科學管理，而不願糾纏於政治原則或價值觀的爭論。他們張開雙臂擁抱一種偽進步主義。這種偽進步主義建立在有利可圖的基礎上，且不會為任何政治中間派反對的提議而停步，不論那種提議有多么正當。
當自由派控制了事實之後，他們把社會衝突劃歸入非事實王國，以及價值觀的領域。文化戰爭取代了反抗統治反對剝削的鬥爭。在這一戰爭中，進步的價值觀毫無影響力，它們先是和道德優越感一道被自由黨人販賣，然後又被沒有脊梁骨的三角戰略以及削弱福利國家與有組織勞工的政策所背叛。
迷失在事實中
事實烏托邦的第一道裂縫在新千年的開初就出現了。在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之前，福克斯新聞 （Fox News）、陰謀論者和電視傳道者們領導的右翼媒體一直處在邊緣化的地位。 九一一 改變了這一情形，並且把美國——無論自由派還是保守派——整個扔進了一個大規模的愛國主義的歇斯底里狀態。這一狀態在美國打的兩場未能好好計劃的戰爭中達到高潮。
自由黨人似乎無力反對小布什政府巧妙地政治化事實的做法。中間派對戰爭的反對僅限於對聯合國授權及適當觀察程序的溫和討論。小布什的顧問卡爾·洛夫說，“我們現在是一個帝國了。當我們行動時，我們可以製造我們自己的現實。”而迷失在事實中的美國民主黨人竟然提不出任何別的選擇。
對於當年處境艱難的自由派來說，奧巴馬的當選看來是向理性的一次回歸。然而，在他入主白宮之後不久，把仇視精英心理當作武器的茶黨【14】、氣候變遷否認分子和保守派將歪曲事實的手法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川普拒絕接受奧巴馬的出生證，還拒絕接受讓中央公園五人【15】免罪的DNA證據。一位美國眾議院議員用扔雪球的方式來反對環境科學。非盈利機構有計劃的父母（Planned Parenthood）由於一則蓄意誤導觀眾的錄像而幾乎失去了資金來源【16】。
自由派在崛起的新一代基於事實的英雄人物中找到了一些安慰。 納特·西爾弗【17】使用民調數據與統計模型為政壇作出確定無疑的數量化預測。埃茲拉·克萊恩和馬修·伊格雷西領導的Vox網站【18】向讀者承諾：如果他們花點時間研究的話，Vox會幫助他們理解那些複雜的政策如何對他們真正有益。甚至於喜劇節目，典型的如喬恩·斯圖爾特（Jon Stewart）的《恢復理智集結號》（Rally to Restore Saninty)，開始聲稱自己是有事實依據的。對於這些痴迷於事實的自由派來說，政治激情導致的問題只有更多的理性能夠解答。
與此同時，歷史性的事件開始質疑自由派的真相。2008年的金融危機暴露了自由主義經濟的失敗。一系列的“占領運動”與“黑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讓人們看到了三角戰略和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不僅無法而且拒絕解決的體制性問題。這些事件揭露了自由派事實的本質：高度自私且富有選擇性、傾向於忽視那些給他們造成不便的真相、以及一副超越黨派政治、科學管理社會的假模假式。
哀悼政治真相時代終結的人屬於極端的中間派。這些人是技術官僚和管理人員，他們和右翼極端分子一樣，對普通民眾的經驗和痛苦抱有懷疑態度。他們一面公開抱怨這種後真相保守主義的恐怖，一面又贊同它的許多經濟政策。中間派漸漸向右翼靠攏，於是自由派最終也呼籲相同的改革，只不過戴上了一張人的面具：老年金私有化、學券制（school vouchers）、公有私營學校（charter schools）、經濟不景氣時的財政緊縮政策、以及越來越多給富人減稅的不道德的政策。
回到政治
本次美國總統選舉說明了自由主義以事實為基礎的政治的空洞無物。希拉里的競選團隊在他們視為完美的對手面前跌跌撞撞。一開始，他們以為川普的粗俗會幫助他們獲勝。後來，他們集中所有力量去揭露川普的謊言。
在整個過程中，希拉里的競選團隊都沒能提出一個積極的、促進社會變革的政治遠見。這暗含了一個真理：我們不能把政治簡化成優質管理與精確的統計數據。
現在，一些自由主義中間派越來越脫離現實。他們懷舊地描繪一個美好的過去，那時候他們的對手更體面、對他們挑選出來的事實更尊重。極具諷刺意味的是，某些人甚至美化里根和小布什這樣的頭號反動分子。
川普的勝利不能證明美國選民厭惡真相，而只是表明了：選民中足夠多的人寧可選一個承諾改變現狀的病態騙子，也不願選一個自由地解釋事實且維持現狀的技術官僚。是時候我們停止責怪假新聞；是時候我們認識到為什麼這麼多美國人相信假新聞。原因很簡單：由於不把民眾的利益放在心上，主流政治階層失去了民眾的信任。回歸到自由派的真相無法迎戰如今掌控這個國家的倒退的煽動家，只有復興民主，既挑戰川普的威權主義又挑戰自由派的管理主義才可以。
這樣一種運動將從讓保守派和自由派都不舒服的真相開始：民眾在受苦，他們掙扎着追求更好的生活；沒有平等就不會有自由。一旦我們認識到：知識幫助我們改變現實，那麼事實將會保有其一如既往的重要地位。
（本譯文首發微信公眾號《新議論》。英文原版發表於《雅各賓》雜誌2016年12月14日。）
【譯註】
回音室效應 （echo chamber）是指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上，一些意見相近的聲音不斷重複，使得處於該環境中的大多數人認為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實的全部。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發展，使得這一現象進一步深化。
千禧世代（millennials）在美國主要指的是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
這裡指的是小布什（喬治·W.·布什，生於1946年，2001年-2009年在任）總統在2003年3月發動的伊拉克戰爭。這場戰爭的一個藉口就是布什政府聲稱他們有可靠情報表明：伊拉克的薩達姆政權擁有大規模殺傷武器。事實上，戰爭結束，薩達姆政權被推翻後，美國人在伊拉克根本就沒找到什麼大規模殺傷武器。
超級罪犯（superpredators）是美國一政治學者小約翰·蒂露里歐（ John J. Dilulio, Jr. ，生於 1958年）在九十年代提出的誇大青少年暴力犯罪危險的一個概念。
可卡因嬰兒（Crack baby）指的是在胎兒期間受到母親吸食可卡因影響的嬰兒。這一提法出現在美國八九十年代的可卡因泛濫期間。早期的研究認為：這樣的孩子長大後會在情緒、精神和身體上出現殘疾。後來的研究沒能證實這些早期研究的結論。
中美洲戰爭指的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在中美洲國家中實施的秘密戰爭，目的在通過暗殺等行動阻止一切親蘇聯或傾向於共產主義的政治活動，主要活動時間在七八十年代。
伊朗門事件（Iran-Contra Affair ）是發生在美國80年代中期的政治醜聞。是指美國里根政府向伊朗秘密出售武器一事被揭露後而造成嚴重政治危機的事件。
“我不是一個騙子” （ not-a-crook ）是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一句名言，他在1973年的一次電視問答中說過“我不是一個騙子。”然而水門事件證明了他是騙子。
喬治·華萊士（George Wallace, George Corley Wallace Jr.，1919年－1998年），出身美國阿拉巴馬州的律師、政客，美國民主黨成員，曾三次出任阿拉巴馬州州長。在1968年參與總統競選時用“法律與秩序”作為主題。
麥卡錫 (McCarthy, 全名 Joseph Raymond "Joe" McCarthy ，1908年－1957年）是一位美國共和黨政客，威斯康星州參議員。在五十年代，他聲稱有大量的共產黨員、蘇聯間諜和同情者藏在美國聯邦政府等內，製造“紅色恐慌”。下面的“獵紅”（redbaiting）在美國是指不論真偽，指責、攻擊、陷害他人是共產黨或共產主義者的行為。
俄國支持的假新聞（Russian-backed fake news）指的是《華盛頓郵報》在十一月底的一篇報道中，揚言：在俄國支持下，美國一些媒體在總統選舉期間傳播假新聞。
柏林牆倒塌(the fall the Berlin Wall)發生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柏林牆是在1961年到1989年間分割西柏林與環繞的東德的一道城牆。
福山，即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生於1952年）是一名美國作家及政治經濟學人。曾師從塞繆爾·P·亨廷頓。作有《歷史的終結及最後一人》。
茶黨(the Tea Party) 是一個於2009年初開始興起的美國社會運動，主要參與者是主張採取保守經濟政策的右翼人士，其成員絕大多數是不滿現實的中產階級白人和少數白人工人階級。
中央公園五人（the Central Park Five）指的是1989年4月19日在美國紐約中央公園的一樁強姦大案中被判有罪的五名嫌疑犯。
這裡指的是在2015年，某個反墮胎組織到有計劃的父母（Planned Parenthood）組織內部偷拍，經過編輯後公布在互聯網上，引起一些爭議，甚至威脅到其政府資金來源的事件。
納特·西爾弗（Nate Silver，生於1978年）是美國的統計學家和作家，專長是分析棒球數據以及預測選舉結果。他以精準預測 2008 及 2012 年的美國總統大選而聞名。
Vox是美國一新聞和觀點網站，2014年由埃茲拉·克萊恩和馬修·伊格雷西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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