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谈儒家和基督教的异和同

信济和落基山人两位都谈了儒家和基督教的区别和相同之处。我也凑个热闹。但这个题目太大，简直就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比较，有点力不从心。

但这是数百年来中国人绕不过去的话题，因为西方已经不能像满清那样被吸收到中国文化的大家庭中。中华文明常常被简称为儒家文明，而西方文明也被简约为基督教文明。我在“中国近代史折射出的文明结构”一文中已经从中国遭遇西方的过程中，提出一个文明的核心结构是体系化的价值系统，即宗教信仰。因此，“儒家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提法进一步证明，价值体系才是一个文明的名片。而很多中国学者，特别是理工科学者们以为西方文化仅仅是一种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文明，把基督教当成可以抛弃的糟粕，这是极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科学技术是价值中性的知识体系，任何文明的人们都愿意承认它的用处，也愿意接受它带来的舒适。这从另一个角度表明：科学技术不是一个文明的特质，只有宗教信仰是极端排他的，才是一个文明区别于另一个文明的本质特征。

那么，为了比较儒家和基督教，我们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儒家学说是一种宗教信仰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看看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不是想创立一个宗教，或者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孔子到底想用儒家学说解决什么问题？

孔子生活在一个大变革时代。中华文明走到春秋战国，遭遇了前所未遇的危机。国人都很为春秋战国骄傲，因为那是一个奠定数千年直至今日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雅斯贝尔斯的一个提法。他说，公元前500年左右是世界各个文明的关键期，我们至今都生活在那个轴心时代创造出来的思想中。在希腊，产生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历士多德三个伟大的哲学家，奠定了西方数千年的哲学传统。有人说，西方哲学史都是对柏拉图哲学的脚注。在印度，佛陀宣扬佛教，影响了东亚和东南亚许多地方。而在中国，则出现了孔子为代表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从此之后中国文化走向了另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但是孔子并不以生活在那个轴心时代而感到快乐，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是大道隐没的时代。本来，周王朝实行的是分封制，诸侯国和周天子基本上都是亲属关系。诸侯国内部高度自治，对外则有共同保护周天子的义务。周天子和诸侯国在出行的马匹数量，祭祀时的仪式规模，也许还有殡妃的数量上都有严格的规定。也就是，诸侯国国君、贵族的行政级别都是有规定的。但在孔子的时代，臣弑君、子弑父或者诸侯国君不尊重周天子的事情常常发生。春秋五霸就是强大的诸侯国站出来做诸侯国们的班长，表面上都公开教训不守规矩的国君们，同时表示尊重周天子的地位，但实际上是为了炫耀自己的威势。

孔子最想解决的问题就是：恢复春秋战国之前的政治秩序，周天子的权威仍然被诸侯国尊重，诸侯国之间和平相处。但怎么达到呢？他说“克己复礼”，也就是大家都克制自己的欲望和野心，以达到恢复周礼的目的。“礼”原本是“敬神求福”的意思，但到了孔子时代，“礼”已经演变成等级制度或者政治秩序的意思。

我认为春秋战国天下大乱的根源是原有的中国文化的宗教崩溃了，中国夏商周的信仰体系的解体导致了秩序大乱。任何文化的起源都和宗教信仰有关，中国文化也不例外。“神”和“皇天上帝”都不是外来词汇，都是我们的祖先在夏商周敬拜的对象。甲骨文上记载的很多都是和祭祀有关的活动。今天，我们还能感受到我们祖先的信仰，比如“过年”（春节），比如我们自称“龙的传人”。那些反对宗教的人们可以不过年，也不要说自己是龙的传人，嘿嘿。现在，我们的民间信仰还保留了很多我们祖先信仰的印记，比如对山神、土地爷、灶王爷等的供奉。后来的人们，不是还要把关公神话，让秦琼和尉迟敬德作门神，现在有些司机还把毛泽东神话成保护神，这些都表明：1）宗教是人的一种本质需要，不能剔除；2）中国夏商周宗教信仰还停留在很低级的阶段，离迷信不远。

你们可以注意一下，诸子百家没有一个采用恢复宗教信仰来解决的天下大乱的问题的。尼采体察到西方宗教的衰弱，就让一个“疯子”在集市上喊出了“上帝死了”。这说明他很惊骇于一个无神的社会，他一辈子都在设想如何才能过一个无神论的生活。但奇怪的是诸子百家都很平静地接受了“皇天上帝”在中国人心中的远去，这可能有几种理由：一是中国的先民的宗教信仰本来就不强烈，何况中国宗教还没有发展到很系统很严密的地步。二是在诸子百家的时代，“皇天上帝”的信仰早就衰微了，以至于人人都想不到用宗教来解决人心大乱的问题。

总的来说，孔子的解决方案就是“克己复礼”。这个方案至今还很有影响，比如清华大学的学生就提出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样一个很儒家的口号，不愧为榆木脑袋，嘿嘿。但是克制自己的欲望很难，大多需要佛教那样的修行才行。怎么办？邓小平说“（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孔子也是一样的想法，论语中说“其为人也孝悌而犯上作乱者，鲜矣”。如此可见，儒家提倡孝，不是从人的本性的高度，而是从培养不犯上作乱的子民这样一个政治目的来考虑的。

如果让我给孔子学说下一个定义，那就是：孔子提出的是一种以伦理道德为手段以达到天下太平政治目的的解决方案。你要是读论语，千万不要忘记孔子心中孜孜以求的政治目的，那就是“克己复礼”。只有这样，你才能理解他的很多话。

在孔子眼中，政治是远比伦理道德来的重要的。孔子年轻时作过官，后来鲁国内乱。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他就周游列国了。孔子可一点都不爱国，而是以天下为己任。我们现在也要以整个世界为己任，不要老想着回国，嘿嘿。孔子周游列国14年后，回到鲁国，已经68岁的老人，才开始被后人称赞的文化教育事业，72岁去世。你们可以想想，14年的周游列国推销他的治国之道，4年时间讲学带学生，在孔子心目中，到底是政治重要，还是教育重要？

孔子孜孜以求地探索治国平天下之道，伦理道德不过是手段，教育不过是求官不得垂垂老矣时候的事业。论语子张篇说“仕而优则学, 学而优则仕”，所以省长市长拿个博士学位，你们也不要大惊小怪了。学问和政治的结合本来就是孔子的思想，科举制的产生不是也顺理成章了吗？

在远古宗教几乎毁灭的情况下，孔子的内心是矛盾的。他一方面说“天命”，另一方面，他提倡“敬鬼神而远之”，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也是说，就假装神是存在的吧。祭祀这种礼仪还是要保存的，但就假装神存在吧。这种做表面文章的态度，现在可是发扬光大了。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知道儒家根本不是一种宗教，只是一种假借伦理道德达到政治目的的说教。说儒家是说教，是因为其道德诉求不够“终极”，不敢面对死亡这个摧毁一切人生价值的力量。如果我死后就是一个土堆，为什么我要做君子而不是小人？当需要我牺牲我的吃喝玩乐和自尊面子来做君子的时候，我才不干呢，谁能补偿我在肉体享受上的损失？没有建立在终极的宗教信仰之上的道德都是一种虚伪的说教，面对诱惑和威胁，都无法给人以力量视死如归地实践这种道德。不要埋怨洪承畴面对清皇后亲自的探访和许诺的美女就变节，也不要谩骂吴三桂怒发冲冠为红颜而降清，谁能补偿他们的损失如果他们杀身成仁？不要告诉我，历史会歌颂他们的气节。恰恰相反，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是最忘记先前为国捐躯的英才的。多少抗战纪念碑被摧毁了，多少英雄的事迹被遗忘了。如果没有上帝，你做的任何一切都毫无意义。那还不如吃喝玩乐，享受一下感官刺激来的实惠。

一个正常的文明，其宗教的目的是要解决人和创造他的神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回答“如果人人都终归死亡，人生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在此之上，才能说人和人的关系如何才能符合神的要求。也就是说规定人和人关系准则的伦理道德，其依据必须是人和神的关系，在伦理道德之上才能建构政治结构。

如果文明是一座大厦，宗教就是地基，是奠基性的文明结构。在宗教中，人神关系是最根本的，然后才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宗教影响政治是通过每个人的伦理道德。基督教文明符合这样的一个自然顺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必须以荣耀神为目的，而不是为了荣耀君王，荣耀国家为目的，君王和国家都是神的工具，以达到神自己的目的。

但儒家文明颠倒了这个次序。 “治国平天下”作为“修身齐家”的目的，也就是伦理道德的目的是为了天下太平，政治的价值高过了伦理道德的价值。为了政治目的，可以牺牲伦理道德，可以不择手段。这种建构在政治目的之上的道德是虚伪的，也是苍白的。因此，在古代，儒家挡不住佛教入侵。今天，儒家更挡不住基督教进入中国。

表面上，儒家的一些伦理道德和基督教是相同的，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如“孝敬父母”。这是人类良心的共性，不是基督教也不是儒家独有的，这个一点都不奇怪。但儒家道德的根基是极端不稳的，因为孔子从来没有试图解决人类永恒的困境“死亡”，他试图解决的是如何恢复周天子权威下的天下太平。他甚至从来没有打算提出任何政治学思想，比如什么类型的政府才是好的。充其量，孔子的眼光都只在他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他没有追求永恒的目标。可怜也可悲的是中国人让一个着眼于暂时的、以伦理为手段的政治学说僭越了宗教信仰的核心地位。